材料一

当科学家们放弃现有理论而支持一种新的理论时，我们该做如何解释？最新的科学理论在客观性上是否就比先前的更好？大多数关于这些问题的现代讨论都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一部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它无疑是过去几十年中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著作。

库恩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史家，他尤其对科学革命感兴趣，每一次革命都导致了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变化，一系列现存的思想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所推翻。

当然，科学革命还是相对较少地发生的——大多数时间任何特定的科学都不处于革命状态。库恩创设了“常规科学”这一术语，来描述当科学家所属的学科没有经历革命性的变化时他们所从事的每天平常的科学活动。库恩对常规科学进行解释的核心概念是范式，一个范式就是对科学的总体观点——联结科学共同体并且允许常规科学发生的一系列共享的假设、信念和价值观。

按照库恩的观点，常规科学主要是一种解惑的活动。无论一个范式多么成功，它都将遇到特定的困难，那些它无法涵盖的现象、理论预见和实验事实之间龃龉，等等。常规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试图消除这些较小的困惑，同时使得对范式的改变尽可能少。最重要的是，库恩强调常规科学家并不试图检验范式。如果一位常规科学家得到了一个有悖于范式的实验结果，他通常会假定实验方法有误，而不认为是范式错了。

常规科学的时期一般能持续几十年，有时甚至是几个世纪。在此期间科学家们逐渐地阐释范式，解答越来越多的困惑，扩大范式的适用范围，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反常——那些不论常规科学家们如何努力都无法与范式的理论假设相一致的现象。当反常累积得越来越多时，一种逐渐增强的危机感就笼罩着科学共同体。对既存范式的信心瓦解了，常规科学的进程也暂时趋停。这标志着库恩所说的“革命的科学”时期的开始。在此时期，主要的科学观念都处于公开竞争的地位。各种对旧范式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最终，一种新的范式就被确立。大约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转而信奉新范式——这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完成。

来自科学史上大量的例子恰好符合库恩的概括。例如，当我们考察从托勒密到哥白尼的天文学变化，或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变化时，库恩关于旧范式怎样被新范式取代的解释相当准确地得以适用。也有一些科学革命并非如此精准地符合库恩模型，例如近来生物学上的分子革命。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赞同，库恩对于科学史的描述蕴含着重要的价值。

为什么库恩的思想能引起如此的风暴？因为除了对科学史纯粹的陈述外，库恩还提出了一些相当有争议的哲学命题。库恩认为，接受一种新的范式是科学家出于信念的一种特定行为。如果一种特定的范式拥有强有力的倡导者，它就更有可能赢得广泛的认同。库恩对于范式转换的解释，似乎很难与实证主义者眼中作为一种客观、理性活动的科学相容。一位评论者写道，按照库恩的解释，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就是“群众心理学的事”。

（摘编自萨米尔∙奥卡沙《科学哲学》）

材料二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该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争论。

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在认识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承认知识的相对性时，却否认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从而陷入相对主义。在库恩看来，科学范式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知识，而是科学家集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下的信念、约定的规则、方法。这只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使用的工具，即一种用以解除科学难题的工具，并没有什么客观真理性可言，不同范式没有什么真理与谬误之分。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后一章，他写道：“为了更加精确，我们也许必须放弃这种明显的或含蓄的观念，规范的改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的那些人越来越接近真理。”

在库恩看来，由于不同科学共同体中的范式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也就不同：知觉的变化是随着范式的不同而不同的。他说：“两组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里实践着，当他们从相同的问题出发按相同的方向看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且那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两个都在看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某些领域里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是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去看这些东西。”可见，库恩把认识限制在主观经验的范围内。他所说的拥护不同规范的科学家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并不是反映客观世界，而是科学家们主观约定的世界，这就远离了唯物主义，而陷入了约定主义。

（摘编自李国秀《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材料一：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目前已成为国际惯例。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

公祭当天，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各大党派领袖都会到场敬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同时，公众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参加公祭的人数少则万人，多则10万人以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届时，我们将以国之名义沉痛祭悼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活动的主场地将设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所在地便是曾经的“万人坑”丛葬地遗址。

材料二：记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国家公祭活动？

张宪文：南京大屠杀绝非南京一城一地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这些遇难者，是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国家设立公祭日，决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记者：中国这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宪文：为重大民族灾难设立公祭日属于国际惯例。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也是民族灾难，人类浩劫。设立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敬畏生命的理念，它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明文设立纪念日。

（节选自201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注】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材料三：（外联网2017年12月13日电）外媒关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日媒报道仅称“南京事件”。

法新社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忧虑的纪念日之一。

路透社引述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发言：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和平的珍贵。

新加坡《海峡时批》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深入报道百岁幸存者管光镜的故事。

美国华文媒体《侨报》报道：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来自各界的500余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并献上白色玫瑰。

韩联社称，中国选择在国家公祭日这天邀请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为了在日本歪曲历史问题上，力争捍卫正义立场，实现中韩合作。

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世界日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越来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公祭活动，并重点转述中方立场。

日本NHK新闻网、《朝日新闻》等虽有报道，但都将此次纪念活动称为“南京事件”80周年，只有每日新闻社提及了“南京大屠杀”一词。

材料四：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从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开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铭记历史中砥砺前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华民族经历了同胞惨遭屠戮，山河喋血的痛苦，更懂得和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更坚定“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开创世界和平”的决心。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