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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意象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理论价值和研究成果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中国当代诸多美学派别，意象美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像其他理论派别那样倚重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而是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实践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当代美学家之所以重视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和梳理意象理论的思想资源，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思维特点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化是尚象重象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丰富的“象”的文化基因，这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器具意识的起源、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构造、《易经》的卦象符号创造中就充分体现出来。

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研究，可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对于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将中国美学理论观念的研究与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重视审美意象的创造，是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园林艺术的“虽由人作，宛在天开”等。不少理论家也是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代表性人物如刘勰、司空图、王昌龄、张怀瓘、孔颖达、苏轼等，这对于把握和认识中国美学史本来面貌和特色有着重要意义。

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美学史面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美学运思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统摄力，不仅能凸显出意象在中国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古人特有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运思方式。

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既不是从客体也不是从主体方面看待审美意象的创造，而是将其看成是情与景、物与我、主体与客体、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看成审美主体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它所追求的不是“象”所直接呈现出来的意义，而是隐含在“象”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具有言外之意和能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愉悦与满足的东西。中国传统艺术追求意象之美，其目的是让人们看到现实之外的高处远处，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而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显著特色，即叶朗所说的“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艺术的“风雅”和“教化”程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礼乐教化和风雅之美为标识的国度，这种风雅之美已凝聚成民族审美的理想与精神，意象审美正是这种理想和精神的体现。

（选自《光明日报》《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意蕴》，有删改）

材料二：

意象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意象美学的现代性和普适性的质疑。对于意象美学在立足于中国美学传统、阐发中国美学思想观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学术界普遍是肯定的，但是对于意象美学的现代价值，对于意象美学能否进入当代人的理论视野，具有阐释当代艺术和审美现象能力，却存在着许多质疑。

有的学者认为，意象理论只是建构现代美学的材料，它无法做到立于时代高度，了解世界美学研究的现状，积极与西方现代美学对话。有的学者虽不否定意象和意境类范畴的理论价值，却不愿意从中国传统美学意义上来阐释和理解，而是将它们看成德国美学的变体，从文本结构意义上来理解意象、意境一类范畴的现代含义，而否定将其作为一种审美经验的阐释而带入现代美学诗学中。

要把握意象美学的现代价值，必须对以下两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首先是对于美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解。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西方，是西方人对自身的审美和艺术经验的总结，也是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和审美观念的认同与选择。西方的美学，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能充分重视不同民族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和价值从而发展出经验的广泛的手段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排斥中国传统美学进入现代美学的体系建构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呢？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追求，有不同的审美经验和态度，从而也就有不同的美学。因此，我们应取长补短，让西方现代理论照亮中国传统美学，也让中国传统美学智慧照亮现代人的思维和理论进程，而不是以“古典”与“现代”简单二分的思维模式将“意象”美学排斥在现代人的理论视野之外。

其次是对于意象美学阐释现代艺术和审美的能力的理解。意象美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和审美无疑是充分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失去了阐释现代艺术和审美的能力。否定意象美学对于现代艺术和审美的阐释能力，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美学主要表现的是古典主义的趣味，适合解释那些静态的、具有古典美的艺术作品。二是将意象美学与高雅、精英化的审美趣味联系起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消费和通俗化的审美已成为潮流像意象、意境之类的范畴面对这样的审美潮流与对象，已失去了解释能力。

在当代美学与艺术实践中，传承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精神，寻求意象美学的现代表达方式。一些艺术家和美学家对此已有自觉的意识。比如，戏剧家王晓鹰提出话剧“中国意象现代表达”的主张，强调戏剧远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外部模仿，也远不只是形式展现的技艺炫耀，戏剧的本质是诗。戏剧演出中蕴含的诗情、诗意、诗化意象、诗性思想，永远是最温暖、最有美感也最有震撼力和启发性的艺术魅力所在。

（选自毛宣国《意象美学的现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受益于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技术，这让计算机可以从大量数据中自主学习与进化，从而作出比人类更高效、更精准、更廉价的预测与决策。正因如此，人工智能作为新的通用型技术，被认为将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变革性影响，已被各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和科技主权高度，成为不断升温的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焦点。

在应用层面，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算法帮我们过滤掉垃圾邮件，给我们推荐可能喜欢的歌曲，为我们翻译不同的语言文字，替我们驾驶汽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工智能在辅助医疗诊断与新药研发等方面崭露头角，无人物流配送、无人驾驶汽车等新模式助力非接触服务发展。总之，人工智能潜力巨大，可以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不仅带来经济增长，增进社会福祉，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负面影响与伦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呼吁人们在技术及其产业化之外更加关注伦理视域。例如，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及其应用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可能导致违法违规或过度收集、使用用户数据，加深人工智能与数据隐私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人脸识别技术在一些场景的应用也引发了国内外对该技术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滥用，例如用来从事网络犯罪，生产、传播假新闻，合成足以扰乱视听的虚假影像等。

随着算法歧视的不断发酵，人工智能参与决策的公平性问题也备受关注。有研究发现，很多商业化的人脸识别系统都存在种族、性别等偏见，这样的技术用于自动驾汽车，就可能导致黑人等深色皮肤的人更容易被自动驾驶汽车撞到。人工智能在招聘、广告投放、信贷、保险、医疗、教育、司法审判、犯罪量刑、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应用也伴随公平性争议。此外，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浮现，目前人工智能已能够独立创造诗歌、小说、图片、视频等，知识产权制度将需要尽快回应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保护问题。自动驾驶汽车、AI医疗产品等人工智能应用一旦发生事故，也面临谁来担责的难题。最后，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取代部分手工的、重复性的劳动，给劳动者就业带来一定冲击。

2020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监管元年，美欧采取的监管路径大相径庭。欧盟《人工智能白皮书》提出的“重监管”模式更多倚重事前的规制，考虑为技术开发与应用设置严苛条件；美国《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提出的“轻监管”模式更多倚重标准、指南等弹性手段，考虑为人工智能应用设置避风港、“监管沙箱”等。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数字经济日趋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等背景下，考虑到我国科技行业发展实际，我国对人工智能需要创新治理，倚重敏捷监管、伦理治理、技术治理等多元手段来共同确保人工智能正向应用与向善发展。

（曹建峰《人工智能迫切需要一个“伦理转向”》）

材料二：

大数据时代，“人脸”是关键的数据信息，因其唯一性和较好防伪性，人脸识别技术发展前景广阔。

购物时“刷脸”支付，乘火车时“刷脸”进站，使用智能终端时“刷脸”解锁……如今，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与此同时，有部分用户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信息泄露、滥用趋势。“刷脸”如何规避安全风险？

伴随技术进步，人脸识别正深度融入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安全保障等领域。例如，“刷脸政务”广泛应用，节约了办事时间；一些地方启用电子警察执法，通过“刷脸”识别交通违法行为；利用人脸识别，对机场和商场等人流密集处进行监控；等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人脸识别+测温”设备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体温检测效率。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一份关于APP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的测评报告显示，测评的100款APP中，10款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客观存在的问题，提醒我们对于海量人脸数据的存储、分享、应用等还需更加审慎。

大数据时代，“人脸”是关键的数据信息，因其唯一性和较好防伪性，人脸识别技术发展前景广阔。因此，需要理性看待相关技术，既不能因噎废食、谈“刷脸”色变，也须明确规范、健全制度、加强监管，及时封堵个人信息泄露等漏洞。调查显示，对于人脸识别安全风险的担忧，更多在于一些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场景下信息收集、使用过程中的不透明与不确定性。比如，很多人都关心过人脸原始信息是否会被收集方保留以及会被如何处理。这提醒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人脸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交易权等。及时建立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标准规范和监管规则，让全社会更加严谨地采集、使用、存储人脸数据，才能切实保障个人权益，也才能推动相关行业良性发展。

事实上，健全规则的努力、整治乱象的行动一直在路上。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民法典等法律中，均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把个人生物特征列入敏感个人信息，拟确立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各地也积极作出尝试和探索。多管齐下、精细治理，及时堵住滥用漏洞，就能有效规避安全风险，让人脸识别技术更好造福社会。

今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日新月异。为人脸识别技术筑起可靠防线，让新技术、新应用更安全落地，才能让群众更安心地享受技术红利。

（张向阳《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社会》，有删减）

材料一：

中国散文以“五四”前后为轴心，坚持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开启了现代性追求，其评价标准也与传统大为不同。

“五四”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郁达夫，他公然承认散文的“个性”，认为这是现代散文的标志，每个散文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要追求“个性”。在这样的观念下，所有的规则束缚都被“个性”这匹野马冲破，于是自由、自我、解放、放逸变得信马由缰，并形成这样的看法；认为简单以道德律令进行规约，只能是软弱无力甚至是螳臂当车。基于此，许多创新性的放逸散文呼之欲出，像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等。最突出的是周作人，他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将“个人”和“小我”突显出来，以此来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思想，这对于个性自主、科学、民主、平等都有推波助澜作用。还有当代巴金的《随想录》，也是以真诚、自由、平等为底色的思想解放文本。它是巴金连接“五四”之个性解放思想与民主自由精神的一条纽带，也是打破长期以来封闭窗户和进入改革开放的一道强光。

“五四”开启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也有局限，概言之，就是过于强调个性、自我、自由，以及由欲望带来的情感，人性的温暖与道德的规约常被无视和消解，使小我、个体、自由遮蔽甚至异化了大我、集体、自律。如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人的文学就饱含了巨大隐忧，即过于强调自我，忽略甚至反感于集体、国家、民族大义，从而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倾向。这也是周作人由五四文学和文化启蒙者最后变成一个附逆者的内在轨迹。可见，个性启蒙本身没错，关键是如何掌握一个“度”，即自由是有限度的，自我是要受约束的，个体不能离开和无视集体，活力不能成为病态的狂妄无知。

改革开放是“五四”个性启蒙的复兴与发展，在解放思想和个性人性的大胆张扬中，将西方式现代化推向一个新高度。最突出的表征是个体得到更大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性尊严得到大力张扬。可是，散文这一文体因较少受到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方法的影响而备受攻击，认为它跟不上社会发展，有失于时代的责任担当。在这样的个性启蒙下，那些以反映社会生活为主的，如杨朔、刘白羽、秦牧式的散文就受到批判，认为那是没有自我与个性的虚假存在。如果站在西方现代性的个性启蒙角度看，这样的散文观文学观不无道理，但没有集体的个体、缺乏国家民族站位的小我、不顾中国国情而简单追随西方的理念方法，势必导致价值选择的偏向。

因此，对于散文的价值体认，既要看到西方式个性启蒙的合理性意义，也要看到它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存在的距离及背反，不能陷入盲目地崇拜。

（摘编自《个性启蒙与散文价值得失》，作者：王兆胜）

材料二：

现代文论界关于散文的个性意涵众说纷纭，形成了人性论、言志论、社会论三种不同的“个性说”。

首先是那种基于散文本体特性的个性观念，即在文类对话中，指出散文擅长择写个人日常感兴，自我表现相对诗歌、小说和戏剧更为素朴、自然。这一个性观念是对五四以来个性解放，写实求真、“为人生的文学”等观念的回应。突出强调的是散文写作要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气质，是对传统散文束缚个性自我、虚伪写情的反驳。这一散文个性观念是以胡适在“五四时期”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肯定的是文学中人的价值和人性的合理存在，可称为人性论的“个性说”。

其次，现代散文个性表现观念的建构。既是以其他三种文类的个性表现意涵为参照系，也因着社会景深和意识形态的牵挛，因此散文理论批评围绕个性与自我，形成言志论的“个性说”和社会论的“个性说”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形态。作为言志论的首倡者，周作人对儒家删《诗》定礼的诗教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它背离了“诗言志”的传统，助推了载道散文的生成。后来他提出“言志散文”这一观念，力图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寻找激活现代散文个性精神的因子，不使其重走“折情就理”的老路。另一方面，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言志论“个性说”提倡“闲适”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散文观念，蕴含着个人抒情、艺术独立、反道统等复杂内涵，超离了五四以来散文对激变的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具有鲜明的隐遁色彩和超然意趣。

最后，社会论的“个性说”虽然认为散文须有个性表现精神，但此间的个性不再原生于作家个人而是通向现实社会。如周木斋认为小品文的"自我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必然有社会的联系，离开社会，单管自我，势必至于标新立异，否则便不自我。由于社会论“个性说”的提倡者多为革命文学作家或左翼作家，因此学界认为这一理论形态的背后是社会学诗语模式的操纵：但如果从文类对话的角度来看的话，社会论“个性说”的生成共享了小说、戏剧的文类品性。

（摘编自《文类对话与现代散文理论“个性”话语》，作者：王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