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界的生物不同，人不仅有长久的记忆，而且还能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不断强化、延伸这一能力。就此而言，记忆对于人类历史的建构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中，关于记忆的表达因关乎人的情感和想象而成为一种美学化的表达，表现出浓郁的审美特征。宇文所安曾讲：“在西方传统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在中国文化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由此突出了西方认知世界重视真理及其价值，而中国认知世界重视历史复现和记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愈是趋于审美的记忆，愈是表现出与实然历史相疏离的特征。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经历的实然过往就一定杨柳春风，而更多是以对往昔生活的美化来反衬当下境遇的残酷。自《诗》《骚》始，中国诗文中有大量此类的诗篇，如忆昔、远游、悼亡、伤逝，故人、故乡、故国，几乎一切过往均会成为诱发诗情记忆的对象。个人曾有的经历在此被赋予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实然性的历史则只不过充当了个体情感的载具。

除个人记忆因与实然历史疏离而形成审美的累积，民间记忆及相关的文学形式也是如此。如冯友兰所讲“天文学不承认月中有嫦娥，但梅兰芳可以演嫦娥奔月”，“《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关公，与《三国志》里所说的关公，不大相同”，但“社会中一般人心目中的关公，是《三国演义》中的关公”。这意味着，在历史的真实之外，还会有一种被审美化的观念的真实，民间传统属于后者。

再次看士人阶层。与民间记忆总是游离于真实历史不同，士人的相关记忆则更多奠基于实际的历史知识训练。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经学教育与历史教育是一体的，这直接导致了士人经学修养与历史修养的重叠，也使“托史言志”成为历代士人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从中国传统看，秦汉时，士人对经史知识的阐发主要是思想性的。东汉之后，则逐渐衍生出了对历史阐发的新形式：借史来感怀，借怀古来抒怀。并自此形成了中国咏史诗、怀古诗的传统。这样，抽象的记忆被形象化、景观化，也因此更具有审美价值。之后，中国士人对历史的审关发现进一步向日常生活蔓延：各类古器物成为文人士夫日常展玩雅赏的对象。相比而言，历史文物作为家庭陈设或文人雅集的谈资，具有鲜活的在场感。它不但更便于唤醒人的历史记忆，而且让人“身生后世，眼对前朝”，在古与今的交相辉映中有效延展了记忆的张力。可以认为，中国士人阶层关于历史记忆的不同呈现方式，是一个理性向情感、景观、日常生活不断蔓延的过程，也是历史的审美品格不断提升和弥散的过程。

最后是王朝、国家记忆，这种记忆主要存在于群体性的祭祀中。每次祭祀都是遍布各地的姬姓诸侯在王都的重聚，都是对共同祖先的追忆，也是对亲族团结的政治宣示。同时，祭祀活动的仪式性、秩序感和神圣性，均使对先祖的追忆显现出审美特征。对于王朝、国家来讲，这种由审美记忆维系的共同情感，是其历史得以绵延的标志。按照中国传统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相关祭祀既是王朝、国家层面的，也被细化到社会的每个单元，如家庭、宗族等。以此为背景，在传统大一统国家，整个社会很容易被想象为有共同的族源，于是超越家族、朝代的共同祖先被设定出来，如黄帝和炎帝。这样，由祭祀承载的先祖记忆就具有了纵贯中国历史的意义，而美和艺术也必然成为其中的伴随物。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时间、历史和记忆》）

材料一：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采取“藏粮于库、藏粮于民”，这一策略以粮食的存储数量为核心，这对于维持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藏粮于库、藏粮于民”始终是短期粮食安全的应对措施，丰收年份粮食供大于求会形成巨大的仓储压力，而如果遇到连年歉收的情况，又会给粮食供给形成巨大压力，难以保证粮食安全的长效稳定。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从粮食供给长远、可持续的战略视角，提出新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思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思想致力于当前粮食管理工作由“数量思维”向“产能思维”转变，由“粮食怎么存”向“粮食从哪里来”转变，把粮食生产能力存储于耕地和新的农业科技中。这其中，“藏粮于地”是根本，“藏粮于技”是保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以及不断创新的粮食增产技术，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摘编自魏泳安《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研究》）

材料二：

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谷物自给率逾95%。而俄罗斯2019年的粮食收成仅为1.2亿吨，尚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迈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关”“洪涝关”“台风关”“病虫关”等多个关口，喜获十七年连丰，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作为耕地面积仅占全球9%、淡水资源不过6%的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的？为降低成本、扶持农民，北京自2006年便全面废除了农业税。该政策每年为农民减负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国家还为农业生产提供补贴。这批资金皆用于提高产量、提升农村经济效率、购买新设备、扩大农业用地以及其他措施。中国领导层所采取的兴农措施，已令逾7亿乡村居民脱贫。如此算来，北京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

北京还一直积极推广农业科技保障体系，涵盖农业科学院、科研机构和育种中心。最新统计显示，全国纳入粮食产业经济统计的企业达到2.3万户。作为对比，20年来，俄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数量下降了20%。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创造保障粮食安全“奇迹”》，《参考消息》2014年1月4日）

材料三：

“我种的352亩水田，选的是品质好的‘三江6号’品种。一直严格按照农场标准种植模式在种，哪能不丰收呢？”望着不远处装满粮食的大粮仓，北大荒股份七星分公司种粮大户张景会喜上心头。

去年春播生产，张景会采用机械替代人工的方式，利用轨道车喷药、运苗，不仅节省了人工，还提高了作业效率。到了夏天，他还掌握了“数字管控”，通过观看叶龄长势，进行科学管理。作为农场“红人”，周边种植户常来找他“取经”，他乐此不疲地为大家传授经验。

无需到田间地头搜集数据，监测点传感器会自动将农作物的各类要素信息传到物联网系统内，让科研工作者更全面地进行监测分析，这得益于物联网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的运用。“近年来，黑龙江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7%。”王金会这样介绍，通过在各积温带作物推荐3-5个高产品种，引导选用优良品种，全省良种覆盖率实现100%。全省基层农技人员队伍稳定在1.2万人以上。

（摘自吴齐强《粮仓黑龙汇：“十七连书”护牢中国饭碗》，《人民日报》2021年1月11日）

材料四：

去年，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种粮大户钟金良承包的400亩田地收获40万斤粮食，预计能有60万元产值，“新增了200亩耕地，产值比之前高出一倍。”

钟金良新承包的这200亩耕地，之前是一片废旧厂房，镇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建设用地复垦，并完善了农耕路网和沟渠建设。后来经由公开招投标，被钟金良承包下来。“200亩耕地的使用期限是5年，每亩年租金1200元。”钟金良介绍，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他能拿到每亩400元的补助，算下来每亩租金实际只要800元。眼下，这块地已成为增产增收的“主力田”。

尝到了甜头，钟金良在去年底又承包了村里一块130亩的耕地。这块地曾是一片苗木地，经过整治修复转为粮田，如今已种下小麦。钟金良的收获，得益于萧山区持续实施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据介绍，截至2020年底，该区已实施建设用地复垦3560亩，耕地提质改造36360亩，预计可增加粮食产能300多万公斤。”

（摘编自李中文《复垦增粮田，种地得补贴》，《人民日报》，2021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