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这么难，还是继续读研吧”“既然收入不理想，不如再念个博士”……临近毕业季，这样的“毕业宣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本科生、研究生的口中。有媒体记者发现，部分学生以求学方式逃避就业，求职市场“学历倒挂”现象突出。

因为工作难找，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缓就业”，选择去读研或者考博，说明社会进步了。因为在以前，很多家庭是没有条件允许孩子慢慢就业的。大中专生尽早毕业，参加工作，是很多中老年人的记忆。同样，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的确是学历越高，越能找到社会地位高和收入高的工作。这些记忆或者说历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毕竟在过去，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相对较少，国家快速发展又急需高学历人才，那么当时以学历来录用人才，以学历高低划工资等级也是难免的。

但在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定义及选取人才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多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平均每年维持在6左右的增幅。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589800人，比2007年增加22.9万人，增长63.6。2016年硕士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为1639024人，比2007年增加66.7万人，增长68.5。

博士研究生2016年招生77252人，较2007年58022人增长33.1，2016年在校生342027人，较2007年222508人增长53.7。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高学历人才已经满足甚至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那么社会对人才标准的评判标准进行细化，以能力来选取人才就成为必然。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人才考评和衡量机制的建立，也决定了吃学历“大锅饭”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其实，在现代教育理念中，从来就没有说高学历一定会获得高回报，而是获得的教育越好越高，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概率越大。当一个本科生能够胜任一个岗位，而一个硕士做得还没有这个本科生好时，这个硕士凭什么拿到比本科生高的工资？人们常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企业来说，学历只是筛选人才的标准之一。当你进入一个企业，你必须通过业绩来换取更高的收入，成绩越大，工资才能越高，而不是学历越高，工资越高。其实，不只是企业，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如今也是以能力和业绩来招聘和考核人才的，目的就是对人才的管理实现现代化和科学化。

谈到这里，很多人应该清楚“学历倒挂”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大学毕业只是一个起点，正如赛跑比赛，大学毕业只是给人一个参加比赛的资格。在比赛中，人们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是跑出的成绩如何，而不是学历高低。雇佣关系的本质是商业价值的交换。也就是说，现在雇佣关系对人才的要求是学历高，还得能力强。你给工作单位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对方才会根据市场规律，给予你相应的回报。

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识教育，只能给你一张参加工作的入场券。如果想获得更高的报酬，最好的做法就是做好职业规划，提高自身的价值，进而进行“等价交换”。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想通过考研和考博来逃避工作的人也该注意了，如果你不能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仍然会面临失业。

（摘编自刘义杰《求职市场“学历倒挂”是个伪命题》）

材料一：

建筑但凡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则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既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亡。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无论是精英文化的诸子百家还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大多可以归纳到“以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的农业文明的范畴之中。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在许多方面表露出与之相应的特征。

农耕生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特征渐渐形成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群体趋向。农人在农耕活动中认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的真理。

这种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很少刻意地附加装饰。

中国古典建筑是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木框架结构的技术体系之上的，一直十分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的表达与传递。从椽、檩、梁、柱到基础的结构力学传承，关系非常清楚。不仅如此，有些看似装饰物的构件，也有其结构方面的原始需求。如雀替，似乎是为了解决立面构图问题而发展的，但是本身也是出于一种构造上的需要演化而来的。在中国古典建筑中，纯粹装饰的构件是很少的。构件一般是在充分反映用途和构造的情况下，加以有节制的装饰完成的。适用则可，绝不无谓添加。

其二是以人体尺度为出发点，不求高大永恒。

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一直坚持着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无论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很少建像西方教堂那样超尺度的东西。中国建筑的庞大，是通过小尺度单位的“院”不断有规律地衍生而产生的。这种设计取向，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特点，迥异于西方在神学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

在审美方面，中国建筑给人设定的路径决定了人在其中是以一个个院落为中心对建筑进行审视的。故而在建筑设计中，匠师们仅就院中视野所及进行仔细推敲，而对目光不及的侧面则彻底不管，任其质朴平淡，从而形成了立面构图的“场景式”特征。步移景异，则是以面为单位在变，而不是如西方的以体为单位进行。

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大体呈静定状态。这样的环境便易于滋生永恒意识。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一种求“久”的观念。反映在民间则是对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久。传统的中国式房屋设计原则就采用“通用式”设计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经久耐用和广泛造应性便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建筑则一方面推行灵活多变的“通用”设计原则，另一方面则渐渐形成成熟的“标准化”建造方式。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化则满足了这种恒久与变异的社会心理的要求。

“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这一点实际是与“恒久意识”相通的，进而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在人格思想上并不注重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追求执两端而用中的温顺谦和的君子之风。所谓“君子讷于言”，施之于建筑，则表现为不求外显而求内涵的特点。可以认为，君子之建筑亦是“讷于言”的。中国建筑往往把精华和高潮放到最里面，放到最后面，而前面则只是质朴的墙。

（摘编自赵劲松《从中国文化特征看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意念》）

材料二：

中国建筑的演变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观念紧密相连。

中国文化的“人—建筑—宇宙”的统一的观念与仪式相关联并体现在仪式之中，又特别体现在仪式的地点上。在远古，天象观察最主要的方式是立“中”。农业社会，太阳的重要性突出，与太阳相关的“立杆测影”才在“中”上占有了相当的地位。立杆又是人的社会文化行为，立杆就意味着在图腾（神、帝、祖）的名义下，人们有了本质，有了中心。地上的立中同时也是天上的立中，天上地下在“中”里得到了合一。因此，对于远古文化来说，仪式地点是以“中杆”为本质的。以空地为仪式地点，那么，空地中的中杆是核心；以庙堂为地点，庙堂上的中杆是核心；以祭坛高台为地点，坛台上的中杆是核心。

一切重要的事务在神圣的杆柱下进行，具有一种神的公正性。这也是全氏族的心理之“中”。在同一的旗帜下，为同一族。因此，一切事都应该“中”，一切事能够“中”。

从理论上，何为“中”？在满足一些感性条件（如从山中之高山，无山的平原中的高台）和观念条件（用仪式确信它为宇宙中心）之后，基本上就是以两重因素来择“中”的，一是哲学上的容纳万有的原则，一是现实中的“政治—地理”的原则。因此，中国建筑的演进，就是以“中”为内容的仪式地点及其美学形式的演进。

空地上的图腾柱（杆）应该是最早的仪式地点，它与天空有一种最直接的联系，这又是一种最自然的形式。而在这种空地形式的天人对话中，空的意义显得特别的丰富和深远。“空”作为一个指导性原则也存在于坛台和庙堂之中，并且构成了中国坛台和屋庙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征，而且也作为一个核心的理念存在于中国建筑之中，使中国建筑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文化建筑的特色。

台与坛都有直接面对天空的建筑形式，从而可以归为一类，从类型学上都起源于对空地的精致化加工。但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台的相对灵活性，台是中国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看，台在上古皆累土而成。其特点，一是高，二是台上无顶。台，可以说是中杆的一种主要功能——通天以获得天命——的发展形式。台高，直接从平地拔起，冲向上苍。它的耸立外形和意义指向透出一种神圣化的存在和象征。台无顶而空，以建筑的形式明确了与神交往的功能：人之登台而获得神性或神之降临而赐神性与人。“登台为帝”也成为上古神话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台的功能是与天上的神交往，与神交往的目的是取得地上“为帝”的合法性，将政治上的王位争夺涂上神圣的天命色彩。台之形，其上四面皆空，在与神交往中，培养、构成了中国人观察和思维的逻辑理路和审美视线：仰观俯察，远近游目。站在台上，仰可观天，俯可观地。既可触发一种深邃的宇宙人生意识，也可产生一种人在天地中的亲和感受。

不从建筑的类型学，而从建筑演化的逻辑史看，台，从伏羲的“仰观俯察”开始居于建筑的中心，到三皇五帝时争帝者们纷纷“登台为帝”最为辉煌，然后就退居文化的次要位置了。在立“中”的天人宇宙里，是由庙屋形式发展而来的宫殿成了远古社会从原始到理性的发展终端。

但庙屋与空地和台又是不一样的，它在成为“中”的同时，又成了人的居所。而一旦居住在“中”里，身上就一直闪耀着神的光芒。庙堂中心，一方面使人更增加了神性，另一方面使神更增加了人性；一方面人神化，另一方面神人化。所以在以后的演进中，人间的王终于成了与天同一的“帝”。这就是要把庙堂神化，使整个庙堂成为宇宙的象征。庙屋的演化终端是帝王的宫殿，皇宫当然仍有着宇宙象征形式，但这种形式显示着天子之威。

（摘编自张法《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