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教”（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的角度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 “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踢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柳写景。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以柳喻情。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惜别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的首联“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的处境相合，故“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中“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

以柳喻人。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眘虚《阙题》中“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①在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富民、养民为基础。《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对民本经济观的经典记载和阐述。

②“富民”是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几乎各流派的学说对其都有体现。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就提出养民、富民、教民之说，富民就是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因此，他力劝鲁哀公不要与民争利，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重要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思想，提出让老百姓治“恒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治“恒产”就是强调富民要有产权制度保障。道家学派也高度重视富民，反对扰民争利。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以百姓心为心”“我无事而民自富”，强调体恤百姓，与民休养生息。这些论述，体现了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基本理念，即要以民为本，让百姓过上富足生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③“养民”是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又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抵御自然灾害、抗灾救荒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古代中国，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虫被称为“五害”。帮助老百姓抵御“五害”，使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是官府的重要职责。《管子》提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古代中国历来重视抵御各种灾害和备荒赈济，形成了独特的荒政制度。常平仓就是官府为储粮备荒、平稳粮价而设的粮仓。这些粮仓在丰年购粮储存，避免谷贱伤农；在灾年则卖出储粮，以稳定粮价、救荒赈灾，这种缓冲储备机制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以工代赈”的救荒策略也是古代民本经济观中“养民”理念的重要体现，即发生灾害时，官府通过实施重大工程来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④民本经济观还有具体的理想蓝图。《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描绘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蓝图。孟子一生推崇仁政，详细描绘了施仁政的美好愿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古人的这些论述，体现了民本经济观“富民”“养民”的理想蓝图。其中，《礼记》中描绘的“小康”社会成为历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⑤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坚持民本经济观，与民休养生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践行民本经济政策的结果。

（叶坦、王昉《对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传承与超越》，《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29 日）

颜色文化不仅承载着汉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社会物质文化，而且还积淀了更加深层次的民族精神文化。

由于受五行学说的浓重影响，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宇宙观念就是天圆地方，天地上下又分为东、南、西、北、中五方，它们分属木、火、金、水、土五德，各具青、赤、白、黑、黄五色。或许因为这五色是天地之间五大地域的本体颜色，所以历代视五色为正色，而把五色相杂而成的颜色如青黄之绿、 赤白之红、青白之碧、赤黑之紫和黑黄之骝黄，看作间色。古人认为，正色的象征通常是正面、积极、向上的；间色的象征是负面、消极、低下的。班固《汉书·王莽传赞》中称王莽的政权是“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意思是说王莽新政就像间色、邪音和多出来的月份一样，是非正统的、不合法的。《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孔颍达疏引南朝皇侃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朱蓝为正色，故常用于比喻纯正的品德和文风，《文心雕龙· 情采》：“正宗耀乎朱蓝。”绿为间色，所以扬雄《法言·吾子》：“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注云：“绿衣虽有三百领，色杂不可入宗庙。”

颜色赋予的涵义，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直接关系。紫色是蓝红合成的间色，其象征意义应该是负面的、消极的，本来不被人们所看重。可是，由于皇家的提倡，紫色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飙升为压倒一切的主色，几乎成为帝王的专用颜色，是皇帝化身的象征。《后汉书·霍谞传》注：“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之宫象而为之。”紫微宫，星官名，在北斗以北，以北极为中枢，成两屏藩的形状。《广雅·释天》：“天宫谓之紫宫。”帝王为天帝之子，即天子，天子所居宫殿为紫宫。紫微宫成为皇宫的代称，紫城指皇帝居住的区域，以紫微垣喻帝居，故称禁中为紫禁。帝王的服饰尚紫，其它与皇帝行为有关事物都冠以“紫”，如诏书用紫色泥封口而称紫泥或紫书；紫历，指王朝享国的年数；甚至紫气也成为附会帝王、圣贤的祥瑞征兆。紫色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它通常是人的感情和主观观念的体现。

许慎《说文解字》中出现的众多颜色字：“红”、“绿”、“紫”、“绛”、“绯”、“素”、“缟”、““绀”、“綦”、“缁”、“缇”、“缥”等。显然，这些都是形声字，以“糸”为惟一的表义偏旁。“糸”作为细丝，乃是古代人们主要的人工服饰质料。由此不难发现，在古人的心目中，颜色与人的衣饰似乎具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古代服饰的颜色具有区分贵贱及官职品位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中，同一种颜色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古代官服颜色是职位高低的象征，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可随意穿戴。战国以前，服色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帝王之服色，百姓可仿效，故有“邹缨齐紫”之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由此可见，服色逐渐具有区分贵贱意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摘编自佚名《浅析中国古代的颜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