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小说的审美趣味是在小说家的小说观、文学观的视域下建立起来的故事表达形式。它以语言为建筑材料，以人物和故事为基本元素，以时代和生活现场为背景，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本架构。从人物到故事设计，从语言风格到叙事策略，从情节设置到整体结构，无不体现着作家的审美趣味。
小说因语言的形象、生动和诗意而被赋予艺术性和文学性；生活的滋味、跋涉的艰辛、情感的波澜，都可以成为小说语言里的一道道风景，都可以写出超凡脱俗之美。好小说是天然的语言学教材和美育教材。富于动感和诗意的句子，在平淡的行文里振聋发聩，在庸常世俗里光芒四射，是所有好小说的共通特质。它们看似不动声色，却能在字里行间迸发出文学语言的独有魅力。这就是语言的堂奥。因为它们的大道至简，唤起了读者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或道出了世相，或揭示了哲理，或接近了真相，或反讽了现实，或提供了妙趣，或指引了方向，或开阔了视野，或开启了心智，或拯救了灵魂，或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语言表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般受益匪浅者，就是好小说的美育功能。
在语言外壳的包裹下，是行走在小说世界中的各色人物。人物与故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产生事件，演绎故事。故事反映社会，表现人性。激情飞扬、生动曲折的故事，逻辑严密地连接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这是小说动人心弦的部分，也是读者牵肠挂肚的地方。而人物命运的背后，往往是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着力映射。一个经典的文学人物有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不会因岁月的久远而褪色，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小说的情节和细节，直接表现出作家的个人喜好，是低俗还是高雅，是粗鄙还是崇高，是颓废还是乐观，是作者狭隘的个人恩怨的宣泄还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表达，这是衡量小说家审美立场和思想情操的基本尺度。
建立和坚守崇高的健康的审美立场，是作家应有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情怀。只有这样，才能洞察世界的风云际会和世道人心，也才能奏出与时代同节拍的黄钟大吕。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作家，会把它当成毕生追求的恒久目标。古人认为“文章千古事”，这种追求传世之作的远大目标，尽管非一般作家所能企及，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学观中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审美传统是一致的，至今都有积极的时代意义，而这个“道”就是人间正道上的思想感情，是与时代精神相符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摘编自李春平《是灯盏，是航标－—谈谈小说的审美趣味》）
材料二：
柳青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对当代文学影响巨大，他的创作受到“史诗”这种文学观的影响。这个影响，既有来自苏联文学的，也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如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的《史记》。在他的文学观念中，不写纯粹个人的、小格局的东西，要写就写“大作品”。柳青的创作经验源于生活，他认为“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对这种观念，路遥、陈忠实也深以为是。基于这种观念，柳青的创作是宏大叙事，他写人时，总是考虑到政治以及当时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的焦点对准的是集体，是新生活，是新制度，他的主题是“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在制度、集体与人物特别是个人的关系中，柳青的重心是在前者。
路遥的小说，重在写个人的理想，个人在时代和生活中的受难与追寻，有时代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人生》中高加林“走后门”进城，抛弃刘巧珍，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路遥想为“进城”的“人生”寻求一个合理又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他把高加林一分为二，变为《平凡的世界》的兄弟俩，老大孙少安守望家园，老二孙少平走出土地。《平凡的世界》是对《人生》的展开，它试图回答当时对《人生》亦即农民进城提出的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给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解答。路遥也许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写的高加林、孙少平，他们高中毕业，有了一定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有限度地启蒙，他们想进城，努力进城，既是自然人性的真实流露——对自由的渴望，也是对城市生活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向往和追求。现在，城乡二元对立已经被打破，农民进城，已经是正常的人生选择。
人物命运特别是命运结局往往体现主题思想，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人物命运形象地写出了传统乡土中国的解体。传统社会是“耕读传家”，“耕”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是人与赖以为生的土地的关系，“读”是读“圣贤书”，解决的是思想和精神的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是子孙万代精神承续的问题。《白鹿原》以新旧两代生动的人物画卷，艺术地展现了以“耕读传家”为命脉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在新时代暴风雨冲击中的崩塌过程和深刻嬗变，为读者提供了多向度思考的文本。
（摘编自那小利《现实主义：从柳青到路遥和陈忠实》）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语言、人物、故事是小说审美世界的重要构成要素，读者可以从这些要素中感受小说家的审美趣味。 |
| B．小说语言具有能够唤起读者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并涤荡其精神世界的作用，这就是小说的美育功能。 |
| C．作家柳青的文学创作观念，既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学，还与自己生活经历有关。 |
| D．路遥把高加林变为《平凡的世界》的兄弟俩，其创作动机是试图解答当时农民进城所面临的社会和道德困境。 |
| A．小说的情节与细节关乎作家的思想格调，因此作家思想格调越高，小说情节设置与细节描写就越精妙。 |
| B．柳青认为，文学创作不应该写纯粹个人的、小格局的东西，这说明其文学作品不关心个人层面的东西。 |
| C．是否进城是农民自由的人生选择，可见路遥《人生》与《平凡的世界》里反映的时代是不自由的。 |
| D．从路遥以及陈忠实的创作经验可知，他们的作品既有时代性，也传承了柳青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 |
| A．所有小说家创作时都有一个重要任务：建立自己的小说审美趣味，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的情感共鸣。 |
| B．小说《人世间》内蕴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表达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观念。 |
| C．文学创作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生活小圈子，或者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出息的。 |
| D．作品审美趣味低俗，立意狭隘，格调低下，对社会缺乏洞见，与时代趋向和民族精神相去甚远。 |
5．柳青、路遥与陈忠实都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请结合材料从“审美趣味”的角度评析他们创作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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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生于象而超乎象
袁行霈
①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情景交融，这四个字本没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用滥了，反给人以肤浅的感觉。我所说的“主观情意”，不只是“情”，而是包括了思想、感情、志趣、个性等许多因素。所以我有时索性用“情志”这个提法。我所谓“物境”也不等于“景”，“景”只是“物境”的一种，这是常识，无须赘言。至于意境相加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任何一部辞典，也不会把“交融”解释为“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②这里还有一个境和象的关系问题。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只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联系自己欣赏诗歌的心理活动来考察这个问题，□不难发现，境和象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对刘禹锡这句话的发挥也未必符合他的原意。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挺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
③可是，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由象到境，犹如从地面飞升到天空。人站在地上，被周围的东西包围着、壅塞着，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景物。一旦翱翔于广袤的天空，就能看到超越于具体景物的一片气象。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善于读诗和鉴赏诗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读诗进入意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好像长上了翅膀，自由地飞翔于一个超越时空的无涯无诶的世界之中。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他读董挺诗时的感受也正是这样的：“杳如搏翠屏、浮层澜，视听所遇，非风尘间物。亦犹明金粹羽，得于遐裔。”
④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________________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是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⑤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选自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有改动）
1．请在第②段两处□处，分别填入合适的关联词语：2．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中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 A．诗歌的意境是诗人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简单组合，两者交融后形成了能让读者陶醉其中的新的审美境界。 |
| B．“境生于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没有象便没有境；二是意境不是具体的象之和，而是对具体的象的超越与升华。 |
| C．文中“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一句，形象地描述了所有读者赏析意象之美时所必须具备的心理体验。 |
| D．借鉴英美派的“意象”理论来解释和欣赏古典诗歌的意境，对于把握古典诗歌意境的本质特征未必有所助益。 |
| A．“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陶渊明《咏贫士》） |
| B．“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
| C．“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 D．“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 |
材料一：
①中国式乡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坚固和不可动摇，赋予了乡愁同样坚固和不可动摇的性质。但是，当人体验乡愁的时候，显然是把自己置身于故乡之外的，是把故乡作为一个反观、反思或者是眺望的对象。这意味着，在中国，虽然传统农耕生活将人固着于土地，但一个悖论仍然存在，即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构成思乡的前提。
②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种恒久的维系自己文明的能力，显然不是因为私人性的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了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今天，人们习惯于将中华民族称为文化共同体，认为文化价值共识是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但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共同记忆。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当然，也正是有这种民族性的乡愁在，中国文明虽然代有变化，但总体上保持了历史连续。
③中国式的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
④乡愁作为情感表达是直观的，但它背后却潜隐着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大促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的乡愁性质也是重要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再次巨变的时代，城市化步伐加快，传统乡村文明日益递变为城市文明，这种社会巨变必然重塑人们的乡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问题就出现了，即当代中国城市建设能不能有效承载中国人的乡愁。传统乡村因为自然环境的独特以及建筑形式的多元，往往具有高度的可辨识性。但现代城市不一样，它的建筑基本上是同质化的，这就必然导致乡愁寄寓对象的模糊，甚至容易让人产生无家可归之感。这也意味着加大现代城市形象的可辨识性，在单向度的空间展开之外添加上时间、历史和人文的深度，将极为重要。或者说，让城市变得更个性、更人文、更有历史感和地方感，将是它成为乡愁寄寓对象的必备条件。
（节选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有删改）
材料二：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进城，既离了“乡”,也离了“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社会中，作为不同个体之间联结方式的血缘、地缘，已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经由职业、爱好、性别、年龄等多元因素组织起来。但是，人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在文化上可能仍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认同，其生命的意义仍在乡村。如红白喜事的往来、人生情感的寄托、春运不远千里回家过年等，仍与“乡”与“土”有关。在此阶段的“乡愁”正处于从“传统乡愁”到“现代乡愁”的过渡，因而兼具二者的某些特点，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承载主体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客体特征兼具“传统乡愁”之有形、具体、确定与“现代乡愁”之无形、抽象、非确定；主观体验上则因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而与家人分离，既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乡村，由此生发“有家难归”“有根难依”的情感体验。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应的，是大量“乡村”的消失，无论是政治经济学层面，如“合村并居”与外来人构成的“产业村”，还是社会伦理学层面，“乡”或“家”的原有意涵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乡土变迁对既有生活方式、联结纽带、伦理规范等的挑战，成为一种共享的特定时代氛围，赋予人们以某种相似的生活感受、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这为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乡愁”扩展为近乎全社会共有的“乡愁”提供了外部条件。
（节选自《“现代乡愁”的社会性基础》，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土地的坚固和不可动摇赋予了乡愁同样的性质。传统农耕生活将中国人固着于土地之上，使得中国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构成思乡。 |
| B．一般而言，乡愁似乎只是关于个人。但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乡愁的意义不只止于个体，它还是一种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 |
| C．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再次巨变的时代，传统乡村文明转变成了城市文明，城市化的社会巨变必然重塑人们的乡愁，我们将面临新问题。 |
| D．大量农民工进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人们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命意义也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 |
| A．材料一与材料二主要论述了城市化发展促进乡愁发生变化，不过二者论述重心并不相同。 |
| B．中国文化的乡愁建立在民族共同记忆之上，这是中国文明在总体上保持历史连续的原因。 |
| C．为了留得住乡愁，现代城市在建设时要考虑到人的情感需求，加大城市形象的可辨识性。 |
| D．针对城市流入群体举办的优秀乡土文化活动，可以让他们在精神上找到寄托乡愁的对象。 |
| A．在城市生活后，家乡是否有你牵挂的人或事？ |
| B．你是否会积极参与所生活的社区组织的活动？ |
| C．你对农村儿童失学的现象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
| D．你对在城市生活的哪些方面还有更多的期待？ |
5．请结合下列材料，谈谈你对材料一所提到的乡愁的“圈层式结构”的理解。
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可以大到像个小国。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一：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采取“藏粮于库、藏粮于民”，这一策略以粮食的存储数量为核心，这对于维持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藏粮于库、藏粮于民”始终是短期粮食安全的应对措施，丰收年份粮食供大于求会形成巨大的仓储压力，而如果遇到连年歉收的情况，又会给粮食供给形成巨大压力，难以保证粮食安全的长效稳定。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从粮食供给长远、可持续的战略视角，提出新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思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思想致力于当前粮食管理工作由“数量思维”向“产能思维”转变，由“粮食怎么存”向“粮食从哪里来”转变，把粮食生产能力存储于耕地和新的农业科技中。这其中，“藏粮于地”是根本，“藏粮于技”是保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以及不断创新的粮食增产技术，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摘编自魏泳安《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研究》）
材料二：
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谷物自给率逾95%。而俄罗斯2019年的粮食收成仅为1.2亿吨，尚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迈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关”“洪涝关”“台风关”“病虫关”等多个关口，喜获十七年连丰，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作为耕地面积仅占全球9%、淡水资源不过6%的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的？为降低成本、扶持农民，北京自2006年便全面废除了农业税。该政策每年为农民减负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国家还为农业生产提供补贴。这批资金皆用于提高产量、提升农村经济效率、购买新设备、扩大农业用地以及其他措施。中国领导层所采取的兴农措施，已令逾7亿乡村居民脱贫。如此算来，北京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
北京还一直积极推广农业科技保障体系，涵盖农业科学院、科研机构和育种中心。最新统计显示，全国纳入粮食产业经济统计的企业达到2.3万户。作为对比，20年来，俄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数量下降了20%。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创造保障粮食安全“奇迹”》，《参考消息》2014年1月4日）
材料三：
“我种的352亩水田，选的是品质好的‘三江6号’品种。一直严格按照农场标准种植模式在种，哪能不丰收呢？”望着不远处装满粮食的大粮仓，北大荒股份七星分公司种粮大户张景会喜上心头。
去年春播生产，张景会采用机械替代人工的方式，利用轨道车喷药、运苗，不仅节省了人工，还提高了作业效率。到了夏天，他还掌握了“数字管控”，通过观看叶龄长势，进行科学管理。作为农场“红人”，周边种植户常来找他“取经”，他乐此不疲地为大家传授经验。
无需到田间地头搜集数据，监测点传感器会自动将农作物的各类要素信息传到物联网系统内，让科研工作者更全面地进行监测分析，这得益于物联网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的运用。“近年来，黑龙江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7%。”王金会这样介绍，通过在各积温带作物推荐3-5个高产品种，引导选用优良品种，全省良种覆盖率实现100%。全省基层农技人员队伍稳定在1.2万人以上。
（摘自吴齐强《粮仓黑龙汇：“十七连书”护牢中国饭碗》，《人民日报》2021年1月11日）
材料四：
去年，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种粮大户钟金良承包的400亩田地收获40万斤粮食，预计能有60万元产值，“新增了200亩耕地，产值比之前高出一倍。”
钟金良新承包的这200亩耕地，之前是一片废旧厂房，镇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建设用地复垦，并完善了农耕路网和沟渠建设。后来经由公开招投标，被钟金良承包下来。“200亩耕地的使用期限是5年，每亩年租金1200元。”钟金良介绍，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他能拿到每亩400元的补助，算下来每亩租金实际只要800元。眼下，这块地已成为增产增收的“主力田”。
尝到了甜头，钟金良在去年底又承包了村里一块130亩的耕地。这块地曾是一片苗木地，经过整治修复转为粮田，如今已种下小麦。钟金良的收获，得益于萧山区持续实施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据介绍，截至2020年底，该区已实施建设用地复垦3560亩，耕地提质改造36360亩，预计可增加粮食产能300多万公斤。”
（摘编自李中文《复垦增粮田，种地得补贴》，《人民日报》，2021年1月24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长期采用的“藏粮于库、藏粮于民”粮食管理策略，对维持我国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
| B．我国耕地面积仅占全球9%，淡水资源也仅6%，却能在2020年抗灾夺丰收，实现十七连丰，为世界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经验。 |
| C．2006年起北京全面废除的农业税，每年能为农民减负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这批资金可用于购买农用设备，扩大农业用地等。 |
| D．科研工作者不用到田间地头搜集数据，还能更全面地进行监测分析，指导农民进行粮食生产，是物联网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带来的好处。 |
| A．材料一和材料二介绍了我国粮食安全新的战略和取得的成效，据此可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能提高粮食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 B．在俄罗斯媒体看来，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谷物自给率逾95%的“奇迹”，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采取的兴农措施有效。 |
| C．张景会在生产中采用机械耕种、“数字管控”农田的方式，既节省了人工，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效率，又能科学管理农田，保障丰产丰收。 |
| D．通过材料三、四的对比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如果能统筹规划，提供提高粮食生产的保障策略，就能增加粮食产值，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