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逻辑和语言》文章，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历史及古人对胡子的美学观问题，和我们搞文物所有常识不尽符合。那段文章主要计三点：一、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二、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可见当时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三、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须髯”。

如今试从文物方面来介绍些有关材料，或许可以说明下述几事：一、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二、美须髯在某些时期多和英武有关，可并不一定算美男子，有较长时期且恰恰相反。挑担子的绝不是每人都留胡子。三、晋唐以来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并不一定留胡子。这风气一直继续到晚清。

首先可从商代遗留下的一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宫有几件雕玉人头，湖南新出土一个铜鼎上有几个人头，另外传世还有几件铜刀、铜戈、铜钺上均有人的头形反映，殷商时期关于胡子情况，似乎还无什么一定必须规矩。而且胡子和个人身份地位关系还不大，因为安阳出土一个白石雕刻着花衣戴花帽的贵族，和另外一个手戴桎梏的陶制奴隶，同样下巴都是光光的。

春秋战国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山西侯马发现两个人形泥范，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还并不见留胡子的痕迹。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一个彩绘漆瑟，上面绘有些乐舞、狩猎场景和贵族人物形象，也不见有胡须模样。近二十年湖南长沙大量出土战国楚墓彩绘木俑，男性中不论文武打扮，却多数都留有一点儿胡须。但其中也有好些年纪大但并不留胡子的。关于古代由商到汉，胡子去留实大有伸缩余地，并不受法律或一定社会习惯限制。

至于汉魏之际时代风气，则有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及小铜铸像可供参考。十分具体地反映出许多劳动人民形象，极少见有留胡子的。很难说当时每个挑担子的却人人必留胡子！其实魏晋以来有很长一段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美的标准。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

中唐以后，宋人绘的《香山九老图》，却有好些七八十岁的名贤，下巴还光光的。此外，《洛阳耆英会图》和《西园雅集图》，都是以当时人绘当时事，还是可见有好些过四十不留胡子的，正和后来人为顾亭林、黄梨洲、蒲留仙写真差不多。

从文物研究古代的梳妆打扮、起居服用，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新知，校订古籍，得到许多有益有用的东西，值得当前有心学人给予一点应有的注意。胡子问题虽平常小事，无当大道，难称学术，但是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切实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比较全面具体的认识。如只从想当然出发，引申时就难于中肯，而且易致错误。

（摘编自1961年《光明日报》沈从文《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宋韵”是一个关于宋代文化的美学理想，它切近生活，比历史虚柔，比理学深至，展现为一个活色生香的文化主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鲜明的文明创新、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之标志，开启了所谓的“近世”历史。说它实现了魏晋美学突破以后再一次以某一具体历史时代为界的美学突破，可能不会过分。

宋韵美学具有强烈的近世感。“近世”概念来自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描述中国古代唐宋社会差异的经典分析。他说：“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衰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就是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起来，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特权来获得，完全是基于天子的权力才得以任命了。”在宋代，不仅君主直接面对百姓，官僚的选拔也因科举制大行而具有机会均等的特点。宋代的君主和官员相比以前的贵族体系更靠近最底层的民众，因此，整个国家组织与社会结构体现出更多的公平性，并推动和引领人民追求好生活以及伴生的各种文化创造力。开明君主、重商经济、货币流通、市民生活、超大城市等，无不昭示中国社会向“近世”的伟大转型。

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可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极度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宋韵美学具有世俗生活风格化。市民阶层的崛起，世界级大都市的出现，导致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它的价值核心是经济上的等价交换系统。于是，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一切其他价值都得到了重新评估。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建筑、家具、瓷器等成为城市生活的显著标志，杂剧、说书、茶艺、花市和香道等体现了各种群体活动的组织功能，带动着传统的琴棋书画，以价值公平的民众交流为指向，蔚然风靡，获得了艺术上风格化的新形态，繁荣的世俗生活恰恰以这一风格化之美学品格相标榜。

宋韵美学盛行极简主义。宋代器物在两宋之际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历史上主要由青铜器所承载的包括礼制到生活的盛器功能位移到了瓷器之上。青铜器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凝重的神秘气息，被消解了。瓷器变而以简洁的形态和单色调为主。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审美风尚，在瓷器这样的实用器物上开风气之先。艺术上的极简主义在宋瓷上业已完成。极简主义也体现于宋代的家具设计和制作，并向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门类渗透。因此，说极简主义在宋代蔚为时尚是不过分的。极简主义的成型可能缘于极简不允许情感泛滥，而宋代理学恰恰压制情感，似乎在方向上与极简走到了一起。同样，禅趣真正大盛行也是在宋代，或许禅宗和理学在直观上形成了合流，助推了极简主义。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