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

“后乡土中国”是对“乡土中国”理论的发展，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用后乡土性来概括和解释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要说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乡村社会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而非被现代化所取代。

变迁之后的乡土性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村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如今的村落已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和“空巢社会”。由此看来，如今的乡村社会，虽然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和延续，但共同体内的主体构成以及主体的社会行动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后乡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迁就是农户生计模式的转型，尽管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农业经济与粮食生产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但是对于多数农户而言，农业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模式。多数农户的生计模式属于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而且越来越多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与生活来源是依靠外出打工或工商经营，从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来看，较多农户的主业其实已从农业转型为非农业。

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知识、规范和价值系统，随着现代性文化不断向乡土社会的渗透，村民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乡—城两栖生活，社会经济的转型驱动着乡土文化的变迁。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推荐3】材料一：

中外关系史从学科划分上讲，虽归入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但其构成却不简单，可以用三“跨”一“遍”来概括，即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研究者遍及全球。跨时代指其研究时段从史前延及近现代；跨地域是说其研究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和周边地区以及遥远的异域；跨学科则言其涉及学术领域与方向众多。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各国都有研究本民族、本国、本地区与中国关系史的学者，所以中外关系史研究者遍布全球。

由于存在上述特点，从研究成果和论著上讲，中外关系史的关注者往往超出历史学专业之外，有时会包括其他相关专业的人员甚至境外的研究者。从对研究者素质的要求上讲，虽无一定成法，但普遍有兼通的要求。研究者应兼通专门史与断代史，既知中国史，也对世界史和地区国别史有一定了解。此外，研究者最好兼具一两个不同学科的知识，了解海外同行的情况，从全球视角关注自己所从事课题的人才培养机构和活跃于学术一线的主要专家，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和重要的文献收藏处等。

（摘编自刘迎胜《培养兼通人才，发展中外关系史学》）

材料二：

我们的研究基点是立足中国看全球，立足全球看中国，核心在于整体观。

首先，从中国本土出发，立足中国立场。任何学术话语体系都是有立场的，每位学者也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立场。立场不同，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会很不一样。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就是站在为日本服务的立场上倡导“唐宋变革论”，因此其中完全没有明史部分，这是在有意遮蔽明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要立足中国，讲好中国对外交往的故事，重新审视外国各种成说，推动学科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其次，立足全球看中国。中国对外关系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看见树，也要看到林，认识到中国与全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确切了解历史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认识历史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应当在全球史视野下，全面而整体性地看待中外关系从分散到联系的原因及发展规律。例如，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印度洋史著作都没有把郑和下西洋置于研究内容中，但郑和在长达28年间七下西洋，其主要活动区域正是印度洋。某些西方学者的印度洋研究显然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全球史视野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大规模交往活动。如美国学者珍妮特·L。阿布一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在论述13世纪与16世纪的世界体系时，极大地忽视了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存在。

用西方范式诠释全球问题，用西方价值观念裁剪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与唯物史观相背离的思维方式。

为此，我们应该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走向历史现场，大力开展国内外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国际上发声，让国际史学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

全球史是整体的历史，人类文明是相互联系发展的，这一点极富启发性。如今，国际关系格局、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去全球化”之说泛起。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全球治理？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与外界融合的历史经验，反思中国中外关系史，为今天的对外关系政策制定提供宏大叙事的历史大视野，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今天乃至未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总之，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既深化旧的课题，又提出新的课题；既传承旧的研究方法，也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中国中外关系史核心理论与解释体系，既是创新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也是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万明《以全球史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新发展》）

材料三：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表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全球发展将在文明互鉴观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学界也应加强对文明互鉴的基础性理论研究。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单向地输出本国文化。我们要在文明互鉴之中反身自问，不断厘清自身文化的特点，认清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和特点，在学习其他文明中分享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张西平认为，一方面，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对外文化政策的制定应建立在对对象国历史文化及中外关系史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过去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点，对小国、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非常缺乏，往往只能借助西方成果。同时，文化走出去也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阐释。

（摘编自叶飞《凝聚新时代发展合力，为文化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撑》）

材料一：

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展厅中，四件巨型的玉石璞料静静地陈列其间，显得其貌不扬。但在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眼中，这几块曾作为三星堆玉器制作原料的石块或许正是解开三星堆文明玉器工艺之谜的钥匙。

“上面发现了几种痕迹，其中一种据称是线切割造成的切割痕。所谓线切割，即类似于一根线绳双手各执一头，左右横向拉动进行切割。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切割，往往会在石料上产生一种半圆、上凸的曲线。”刘卫东说，“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多件玉器都出现了呈下凹状的曲线痕迹，这种痕迹是‘线切割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玉石璞料质地坚硬，用线切割的方式很难攻透。刘卫东认为古人的“片状轮式切割机”应该使用了质地坚硬的物质，线切割作为一种猜测是值得怀疑的。

“不仅如此，在这几块玉石璞料上还发现了多处巴掌大的镜面，其痕迹呈一条一条的弧状平行线。这些弧线彼此之间相隔就一毫米左右，非常平整，相连紧密。如此走过的痕迹，向我们揭示了制作这种镜面所使用工具的特点。”

而展出的青铜神树高达3.95米，这么大的器物究竟是如何铸造出来的？

“我的解释是，铸造青铜器并非是简单地做一个模子再进行失（脱）蜡浇铸那样简单。有些还需要锻打，再进行錾刻，此外还有焊的过程，最后，再通过锉和磨进行善后工作。”刘卫东这样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三星堆如此高大的青铜神树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制作完成的。”

刘卫东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其实可以解释为两河流域既孕育了中华文明，又统一了中华文明。刘卫东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青铜文化时间相仿。但是公众需要知道的是，青铜是距今三四千年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材质的文化产品，使用几乎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的文明差不多都有青铜器，并非只有中华文明制作。三星堆的青铜器只能说明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文明，但并不能证明整个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它只能说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是符合青铜器时代特征的。三星堆文化很有可能要比青铜时代所标定的时代早得多。

据三星堆博物馆介绍，三星堆遗址地处四川省广汉市城西鸭子河畔，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编选自董振杰《全民热议三星堆，我们到底该看点啥？》）

材料二：

历经数月发掘的新一轮三星堆祭祀区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琳琅满目的文物展示了古蜀人的富庶与强大，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而此次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无疑是给建设文化强国打了一剂“强心针”。

从文物存量来看，大国重器彰显深厚文化底蕴。祭祀坑内，丝绸的痕迹将古蜀人丝绸使用记录推到了3000年前。黄金面具虽有残缺，但其完整形态却比金沙遗址大面具更重。还有造型奇特、极具艺术价值的顶尊跪坐人头像，更有大量的青铜器、象牙。然而这仅仅是大国重器的冰山一角，悠久的历史长河孕育了无数文化宝藏，还有更多更久远的遗产等待我们去追寻。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底气。

从发掘过程来看，开放合作体现全新文保理念。此次考古，科技含量比以往更高。不仅有巨大的能控制现场温湿度的“考古舱”，考古实验室里必要的先进设备也是一应俱全，实现了考古、保护、研究的无缝对接。同时，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联合参与，也让多学科融合、开放合作的理念渗透到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当中。在全新的理念支撑下，考古不再是一个行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多家联动协调，集发掘、保护与研究为一体的事业。

从社会反响来看，全民热议反映强大文化自信。此次考古挖掘不仅在传统媒体上进行了报道，还在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上开展了跟踪。网友们在惊叹文物的丰富与精美，遐想三星堆背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丝毫不吝赞美之调，发出连珠妙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民对文化保护发展的高度参与感以及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强烈的自豪感。当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出土面世，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体内文化自信、自尊、自强的意识在觉醒、在沸腾。

新时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造成了文化环境的改变，信息井喷和过剩带来了快餐文化的冲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要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古代文明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继往开来，建成文化强国，这不仅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为全体国民出的一道思考题。

（编选自兰潇潇《三星堆遗址惊艳出世助力文化自信再提升》）

材料一：

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格局中，目前仍是美国“一家独大”，而我国的自给率仍然很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我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关，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成为大势所趋。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芯片的自给率只有26.6%，其中汽车芯片的自给率更是低至5%。正是因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给率较低，所以许多芯片都需要从海外进口。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我国是当前全球芯片进口大国，从2018年到2020年，连续三年，中国的芯片进口额均超过了3000亿美元。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2020年8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制定出台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政策措施。随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此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目前，国家正大力着手半导体行业的布局，如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国产芯片70%自给率的目标，成立国内首所芯片大学，并投资5000 亿元打造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基地“东方芯港”，几乎涵盖芯片产业所有的细分领域。

（根据《人民日报》、前瞻网等相关报道整理）

材料二：

芯片制造技术体现了目前人类精密制造的最高水平。精密制造业是中国跟世界先进水平相差最远的领域，所以我们我们不能制定一个太乐观的赶超时间表。

芯片制造分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第一，把沙子，也就是二氧化硅，转化成多晶硅；第二，把多晶硅提炼成单晶硅，再把单晶硅切成一个个圆盘，也就是晶圆；第三，在晶圆上制造各种器件。前两个阶段都很难，第三个阶段优势难中之难。光刻就是其中的核心技术。

在光刻技术领域，中国的中微半导体在刻蚀机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不过在很多其他步骤上我们就是落后的，有非常多的缺陷。我们没有高端的光刻机，也没有高质量的光刻胶。

现在制造一个芯片需要经过300至500道工序，涉及精密机床、精密化工、精密光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尖端技术。可以说芯片是现代工业技术的皇冠。

中国芯片业的落后，看似是一个点，其实反映的是一大片。所以唯一的正道，就是把所有这些门类的基础都补上，芯片业才都达到世界顶端水平。

（摘编自袁岚峰《中国芯片的正道何在？》）

材料三：

2021年，全球产业界“缺芯”所带来的影响逐渐扩大。从汽车到手机、电脑、网卡，再到家用电器的普遍涨价，令普通百姓也开始关注到芯片产业安全。

“‘缺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人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包云岗强调，作为芯片产业“皇冠上的明珠”，处理器芯片因设计复杂度高、难度大，相关设计人才面临巨大缺口，加快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遇到过类似的人才危机。其解决思路是把芯片设计的门槛降下来，让学生可以参与流片，并专门启动了相应的人才培养项目，迄今已培养了几万名芯片人才。

“加快处理器芯片设计专门人才培养，是解决我国信息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包云岗介绍，国科大2019年8月启动的“一生一芯”计划，旨在通过让学生设计处理器芯片并完成流片，培养具有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处理器芯片设计人才。

（摘编自罗旭《“一生一芯”计划：破解芯片人才培养“卡脖子”难题》）

材料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10道，若将附带在其他工作的文件计算在内，已出台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将地方出台的“减负令”算进来，过去60余年，我国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其实，过去60多年的学生减负实践，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社会、家庭对于教育的不同诉求，以及因时而异的社会价值观。梳理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10道“减负令”，我们发现，每一道“减负令”所对应的“症状”，都是因片面追求升学率所导致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稍微不同的是，不同时期学生课业负担的程度与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形式和程度各异。

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六类突出问题，联手排查、全面治理。数据显示，在调查样本中仅有38%的学生没有报辅导班，其余62%的学生都报了辅导班，可见报名辅导班是普遍现象。

“中小学减负”，再次成为舆论美注的热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

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学生“课业负担”到如今的“课外负担”，一字之差，折射出“减负”这个老大难问题已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引发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

(摘编自柯进、王家源《减负：艰难中前行》，《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二：

《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中国教育中的一道难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被称作当代中国教育最大的“顽症”。《报告》中，针对我国多个省份的小学生家长、初中生家长和高中生家长发起的学业负担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业负担重。睡眠不足、身体素质下降、“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

图一父母对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原因的认识

图二   家长对“减负”的看法

图三   家长对如何“减负”的建议

(摘编自《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

材料三：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作业占据了学生们太多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赋。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教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摘编自戴立益《“减负”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60岁以上的网民已接近1亿（9700万），这意味着中国2.5亿老年人中有38.8%的人已经上网。

然而“能”上网并不意味着“会”上网，从传统信息平台切换到纷繁复杂的互联网平台，老年人难免会晕头转向。

部分老年人沉迷于网络小说、短视频或游戏不能自拔，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瘾老年”；“食醋能洁白牙齿”“多吃辣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戒烟之后身体更坏”……在各种“震惊体”和养生类文章面前，老年人往往成为谣言传播的“易感人群”；还有些老年人平时省吃俭用，却在网络中被虚假投资利诱、被仿冒亲友诈骗。

“无根据的事例、不科学的结论、粗糙的剪辑画面”，这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文章、视频为何能得到“银发族”的青睐？仔细推究，当面临海量信息时，老年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思维定式和生活经历所限，表现出对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也较为有限。另外，由于年轻人工作忙，与老年人的沟通交流较少，精神世界的空虚使得他们喜欢转发信息以吸引关注，创造谈资。

科技进步、数字变革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也让社会管理更加高效，如“健康码”这类的信息技术在此次防疫期间功不可没。但在便利了大多数人的同时，“无健康码不得乘坐公共交通”“无健康码不得进入商场”的管理方式，让部分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而在公交车上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落荒而逃”。

疫情期间，买菜、缴纳水电费、取快递等很多生活事项，都需要通过“扫一扫”或者在五花八门的App上完成，这让很多老年人无法置身事外。

在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跨越数字设备——数字技能——数字思维三道坎，其中是否掌握数字技能、是否具备数字思维主要靠老年人主观努力。一些从农村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帮儿女带孩子的候鸟型老年人，为了和异地亲朋保持联系、为了更好地融入大城市，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反而成为老年人中的“创新者”。

另外一些老年人，因为其丰富的业余爱好，在参加合唱、参与广场舞等业余生活中，或主动或被动地拥抱数字生活。有趣的是，调查发现，老年女性对新媒体（以微信为例）的接受度显著高于老年男性。日常生活中也不难发现，老太太们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的存在感似乎比老先生们强，这也导致了不同性别老年人幸福感上的差异。

相反，也有部分老年人的成长与生活经历，使他们习惯于简单机械命令式的灌输，这与强调自主创新的数字思维背道而驰。此外，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精准网络诈骗”手段防不胜防，在家人的反复渲染下，不少老年人产生“科技恐惧”，他们拒绝新媒体的理由很简单：“现在不熟的电话号码一概不接，因为老年人容易受骗啊！微信里肯定也有很多诈骗，我不想学。”

对于老年人而言，记忆力、视觉能力、行动力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断更新迭代的软件、设备反而让他们觉得越来越麻烦。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各项应用从产品设计到功能开发的各个环节都更加追新求变，更难顾及老年用户的需求和习惯。所以，有时老年人拒绝新事物，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摘编自周裕琼等《网络时代，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活”》）

材料二：

《吾老之域》报告显示，长辈们在数字产品使用上的活跃表现，主要来自两个途径：反哺与自学。这种现象，最直观的投射集中在微信。调查发现，目前子孙对长辈的反哺还停留在较浅层面，排名靠前的微信反哺功能依次为发红包、发语音、视频聊天、语音聊天等工具性技能。相反，诸如发布、点赞评论朋友圈，选择公众号等偏重于内容性的反哺较少。

针对此，《吾老之域》报告呼吁青年人能够在老年人出现诸如轻信谣言等“不适”时，暂时将抱怨放一放，转而采取一种高质量陪伴的方式与其耐心对话。

家庭微信反哺的最终目的不是“让老年人都学会”，而是在过程中消解数字时代里老中青三代间固守的认知错位，促进形成一种更健康、更和谐的代际相处模式。无数数据显示，老年人正在积极融入数字世界，家庭其他成员也应意识到反哺不能用蛮力，必要时需“妥协或接纳”。

（摘编自王聪聪、何桑柔《中国家庭已形成“数字反哺”》）

材料三：

囿于年龄、知识结构、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相对迟缓，在使用上相比年轻人更是慢不少。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却不是一个命定的现实。这里面，既有老年人自身的原因，比如学习新技术的意愿弱，也有社会环境和技术的因素，比如公共服务和技术进步忽略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更有对老年人的认知偏见和年龄歧视。不假思索地用“老年人”这种笼统的概念一概而论，不去用心地条分缕析，不仅强化了社会对于老年人与数字生活的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技术服务向老年群体的渗透。

坦率地说，老年人与数字技术之间是有鸿沟，而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想不想去填上这条鸿沟，然后是如何去填上鸿沟。为不会扫码的老年人开辟专门通道是一种填法，组织老年人开展智能设备的学习交流也是一种填法。老年人手机的一度热销，也提醒我们，完全可以提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技术服务和操作平台。

（摘编自张洋《别让偏见阻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