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了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其中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来说，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对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高度总结。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要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了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还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抢救者感慨：“我们走进许多美丽的村子，有老树、山庙、石板房，但是没有人。”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的质量更好，村落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

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是他们的精神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选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历史研究应以客观事实而非价值观为基础，这是中西方史学家长久以来共同追求的核心守则，实事才能求是。理解或诠释，当然是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但发现与考订史实不仅是历史理解的基础，更是验证历史理解以及实现历史理论更新演进的关键所在。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学的求真能够完整还原历史，真实是有限度的；但无论是扎实地历史还原、还是借助学术想象力的历史再现或认识，都必须在客观的原则下，借由史料的分析来开展。

今日的史学者普遍相信，受可掌握材料和研究者视野的限制，研究者无法简单地复原全部历史——研究者所展示的历史，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以至于当代中国史学专业大学生的官方教材里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史家纂写的历史”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史学家们同样明白，这不仅不可以被理解为史料无用，或者史学研究可以放弃史料，仅依靠想象价值观或任何预设的规律进行研究；反而是进一步告诫历史学家要更审慎更谦卑地对待史料，更全面更深入地掌握史料，更科学更合理地利用史料——无论是建构新的历史解说，还是打破旧有观念，都必须从旧史料新解或新史料发现出发。

因此，尽管文史哲都是人文学科，彼此间也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以求真为目的、为标准才使得历史学既不会是哲学、也不会是文学，反而在精神与方法上更接近科学。史景迁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经写过一部研究清初山东农村基层妇女生活状况的名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尽管这是一部非常前沿且有趣的新文化史、微观史著作，但由于地方志等史料中缺乏基层妇女的生活材料，史氏一方面使用了《聊斋志异》等纯文学材料；另一方面又发挥文学想象，对王氏这位具体女性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诸多细致的细节联想。显然，这部作品“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它或可代表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但不宜被看成历史研究的范本。正如周振鹤指出的，兼具科学和人文两重属性的历史学，“往前进一步是哲学，往后退一步是演义（即文学）”。

求真是史学的标准，先实事再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与逻辑。从“实”到“识”再到“是”，研究过程的递进伴随着主观性的增强，但客观性基础并不能动摇。章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即器以明道”，道不离器，如影不离形，这就是历史学先求实再求是的过程。历史学的人性，就是以求真来说理的人性，没有了求真，就没有了历史学的人性，这也就是促使科学、规范地考订史料和分析史料成为史学研究工作的核心并独立于人文学科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梁晨、李中清《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

材料二：

当前主流的历史学家已经承认通过文献考订是无法复原史实的。如果我们承认无法复原史实，那么如何判断我们通过“科学”方法挖掘、考订更多文献的研究方式是接近还是远离了史实？因此，从这一层意义上，所有文献和考据方面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只是让我们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而已，但“具有说服力”并不等于“史实”，如果套用法律术语，就是这样的研究能达成的只是证据真实，而不是事实真实。如果认为历史学作为学科与众不同的力量在于“真实”的话，那么这种认知应当更正为历史学的力量在于“让其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由此注定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门通常意义的科学。但无论是获得真相，还是“让其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都属于历史学的力量，而不是历史学的目的。要界定历史学的目的，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界定历史的作用。人类几乎所有的决定，上至国家层面的政策的制定、决议的形成，下至个人的在早市上选择购买的蔬菜，从本质上都是在对“历史”的研究（或通俗的说就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未来“历史”的决策，即在“让其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的基础上形成“历史认知”，由此来预测和影响未来。在目前史学界，认为“历史认知”可以绝对“客观”以及能做到“客观”的人应该是不多的，我们不得不说任何“历史认知”都是主观的，由此通过人类的主观认知，使得过往的历史与未来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摘编自成一农《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