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狮子

海明威

从前有一头狮子，跟别的许多狮子一起在非洲过日子。别的狮子都是坏狮子，每天吃斑马，吃角马，吃各种各样的羊。有时这些坏狮子还吃人。吃斯瓦希里人，吃恩布卢人，吃万多罗博人，还特别喜欢吃印度商人。印度商人个个身体肥壮，很对狮子的口味。

可是，这头因为生性善良所以招得我们喜爱的狮子，背上还长着翅膀。就为它背上长着超膀，所以别的狮子都要拿它开心。

“看它背上还长着翅膀哩。”它们老爱这样说，说完大家就都哈哈大笑。

“看它吃的是什么呀。”它们还往往这样说，因为好狮子生性善良，只吃大利面条和蒜味明虾。

那些坏狮子说得哈哈大笑，又特意吃上一个印度商人。那些母狮子则喝印度商人的血，舌头舐得哗哗直响，好像大猫一般。只偶尔停下来对好狮子狞笑一阵，或者狂笑一阵，对它的翅膀也要捎带咆哮上一通，它们都是很坏的狮子，心眼儿可歹毒了。

可是那好狮子却收拢了翅膀，蹲在那儿，客客气气地问，它可不可以来一客内格罗尼或亚美利加诺，它是一向不喝印度商人的血，只喝这些东西的。一天，它们捕到了马萨伊人的八头牲畜，它却坚决不吃，只吃了些意大利干制面条，喝了杯波莫多罗。

这样一来就惹得那些坏心眼儿的狮子大冒其火了，其中有头母狮心眼儿最坏，它胡须上沾着印度商人的血，把脸就着草地怎么擦也擦不掉，当下它就说：“你算是老几，自以为比我们都要强上十倍？你是哪儿来的，你这头吃面条的狮子？你到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它对好狮子一阵咆哮，那些坏狮子也都一齐怒吼，一点笑声都没了。

“我爸爸住在一个城里，站在钟楼底下，脚下有成千只鸽子，都是它的臣民。这些鸽子一飞起来。哗啦啦响成一片，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我爸爸所在的那个城里。皇宫宝殿比整个非洲还多。我爸爸的对面就有四尊大铜马，尊尊都是一足腾空的姿势，因为它们都见我爸爸害怕。”

“我爸爸的那个城里。人们都不是步行就是坐船，真马是决不敢进城的，因为都怕我爸爸。”

“你爸爸是只鹰头飞狮^①。”那头坏母狮舔了舔胡须说。

“你吹牛，”一头坏狮子说，“这样的城市是没有的。”

“拿一块印度商人肉给我，”另外有头很坏的狮子说，“这马萨伊人的牲口刚宰，还不好吃。”

“你吹牛，不要脸，你这鹰头飞狮的崽子。”那头心眼儿最坏的母狮说，“我倒不如咬死了你，把你连翅膀一块儿都给吃了。”

这可把好狮子吓坏了，因为它看见那头母狮瞪出了黄眼睛，尾巴上下甩动，胡须上的血都凝成了块，它还闻到母狮嘴里喷出一股好难闻的气味，因为母狮是从来不刷牙的。那母狮的脚爪下还按着几块不新鲜的印度商人肉。

“别咬死我，”好狮子说，“我的爸爸是一头尊贵的狮子，一向受大家敬重，我说的全都是事实。”

就在这时那头坏母狮向它扑了过来。可是它一扑翅膀，飞上了天，在那群环狮子的头顶上打了个盘旋，那群坏狮子都眼睁睁望着它狂吼。它朝下一看，心里想：“这帮狮子多野蛮哪。”

它又在坏狮子们头上打了个盘旋，这一来那群坏狮子就吼得更凶了。然后它又突然来了个低飞，好看清那头坏母狮眼睛里的表情。那头坏母狮用后腿一站了起来，想要把它抓住，可是爪子够不到它。它就说了声：“Adios^②。”因为它是一头有文化修养的狮子，说得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话。“Aurevoir^③。”他又用典范的法语向大家大声呼喊。

那群环狮子都用非洲的狮子语大吼大叫。

好狮子于是打着盘旋，愈飞愈高，向威尼斯飞去。它降落在威尼斯的广场上，大家见了它都挺高兴的。它飞起来亲了亲爸爸的两颊，见那些铜马依然扬起了蹄子，见大教堂真比肥皂泡还美。钟楼还在老地方，鸽子都回巢去准备夜宿了。

“非洲怎么样？”它的爸爸问。

“野蛮得很呢，爸爸。”好狮子答说，

“我们这儿现在有夜明灯了。”它的爸爸说。

“我看见了。”好狮子的答话完全是一副孝顺儿子的口吻。

“我的眼睛可有点受不了，”它的爸爸悄悄对它说，“你现在上哪儿去，孩子？”

“上哈利的酒吧去。”好狮子说，

“代我向西普阿尼问候，对他说我的账我稍过几天就去付清。”它的爸爸说。

“是，爸爸。”好狮子说完，就轻轻飞到地上，改用四足走到哈利的酒吧。

西普里阿尼酒吧里一切都还如旧。它的老朋友都在。可是它去了非洲回来，自己倒有点不一样了。

“来杯内格罗尼吗，爵爷？”西普里阿尼先生问。

可是好狮子是老远从非洲飞来的，在非洲待过它就不一样了。

“你们有印度商人三明治吗？“他问西普里阿尼。

“没有，不过我可以代办。”

“你派人去办吧，可先给我来一杯马蒂尼，要绝干的^④。”它又补上一句：“要用戈登金酒做。”

“行，”西普里阿尼说，“一定照办。”

狮子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这满店高尚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又到了家乡，可也到底出外开过眼界了。它心里高兴极了。

（有删改）

文本一：

海明威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中贯穿着一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硬汉子”精神。然而，他笔下的“硬汉子”的个性通常伴随着孤独，高傲的下面隐埋着寂寞，勇敢的行为中折射着悲怆凄凉的情调，淡淡的乐观中掩盖着深深的悲哀。

悲剧是海明威一生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悲剧氛围。其中，《老人与海》这部作品是海明威的悲剧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最强有力的反映。圣地亚哥是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集合。他经过八十多天在海上的辛劳，他却没有表现出沮丧，而是从容待之。这种对待失败和厄运的举动显现出来的正是人类内在的力量与意志。老人敢于挑战厄运，在大海上与之展开博弈。老人双手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在感觉快要垮下去的时候，他忍住一切疼痛，抖擞当年威风，拼尽全力，与鲨鱼苦战五大回合，他的渔叉丢了，就用刀子；刀子断了，就用短棍；短棍被打掉就拽下舵柄去打、去砍、去劈；舵柄打断了又用断裂的手柄去刺……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战斗到底。圣地亚哥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直面厄运的勇气可以说完美地演绎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子”的悲剧精神。

文本二

等了一整天

海明威

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①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不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着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注：①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作家、画家、插图家，为杂志工作多年，作品大多取材美国殖民地时期及内战时期史实及传说，除撰文外，并亲自作画。

文本三：

冰山原则，是海明威于1932年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首次提出的一种文学创作原则。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川，认为“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写出来了似的。显而易见，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下面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海明威的解释，所谓“冰山原则”，即在文学创作中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隐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感受鲜明的形象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一原则既是海明威对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也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高尼勒师傅的秘密   都德

我们这一带以前从不像现在这样沉闷而无生气。那时，这儿的面粉生意热闹极了，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将麦子送到这儿磨成面粉，村子附近的山冈上到处可见磨坊的风车；一队队小驴驮着口袋沿山间小道走来走去。一到周日，我们就成群结队来到磨坊。山冈上的磨坊主们用白葡萄酒来招待我们，我吹着短笛，大家跳起了法朗多拉舞。您看，这些磨坊为我们这一带送来了快乐和财富。

很快，不幸来了，巴黎的法国人决定在达拉斯贡大道边修一座蒸汽动力面粉厂。人们开始把麦子送去面粉厂，风力磨坊只好关闭了。

在这场灾难当中，唯有一间磨坊在顶着，在面粉厂的眼皮下，在小山冈上坚强地转动着。它便是高尼勒师傅的磨坊。

高尼勒师傅是个老磨工，干这一行当已有60年了。蒸汽面粉厂开了张，把他都给气晕了。一星期内，他跑遍了全部村子，向大家呼吁，说有人想用面粉厂磨出的面来毒死普罗旺斯人。但无人听他的。

老汉这下可气坏了，把自己关在磨坊里不见人，好似一头孤独的困兽。他连孙女维瓦特都赶走了，但他内心仍然很爱她，常顶着毒日头，走上十几里路去她干活的农庄看她。

高尼勒师傅的生活中，有件事一直让人猜不透，村里已好长时间无人给他送麦子磨了，可他那磨坊的风车还是照常旋转着。如有人问他从哪里接来这么多活，他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严肃地答道：“小声点！我这是在搞出口加工呢……”此外，人们就别想套出更多的话了。你要想走进他的磨坊，做梦吧，就连小维瓦特都进不去。我们从他的磨坊走过时，那大门一直关闭着，而风车那巨大的叶片总在不歇地转动，一只干瘦的大猫在窗台上晒太阳，用凶恶的目光看着你。

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神秘。过了一段时间，真相终于显现了，事情经过如下：我常用短笛为年轻人跳舞伴奏，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我吹笛伴奏时，发觉我的大儿子与小维瓦特恋爱了。我对此并不生气，因为，高尼勒的名字在我们这里依然让人尊敬，而且，维瓦特这只漂亮的鸟儿在我家跳来跳去的，也使我欢喜不已。于是，我去了一趟磨坊，找她爷爷商定。我完全无法让他打开大门，通过锁孔，我对他讲明了来意，老汉不听我讲完，就粗鲁地朝我乱叫，叫我还是回家吹笛子去……我只好回去。回到家，我把经过对孩子们说了，这两个孩子还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要自己再去磨坊跟祖父讲明白。

他们来到山上时，大门锁了，可这老人出去时却把梯子放在磨坊外，孩子们一见这情况，立即动起了脑筋，决定钻进去，查一下这神秘的磨坊究竟在搞啥鬼……的确怪了！石磨的磨腔竟然空着，磨坊里并无口袋，无一粒麦子，墙壁上、蜘蛛网上半点面粉都没有……风车的传动轴上尽是灰尘，那只大瘦猫正躺在上面睡觉哩。屋角处乱放着三四只破口袋，里面有些石灰渣与白灰洒了出来。原来如此。

这便是高尼勒师傅的秘密！为了维护磨坊的荣誉，让人认为磨坊一直在磨面，他每日黄昏在山间小道上搬来运去的却是一堆石灰渣！可悲的磨坊！可悲的高尼勒！面粉厂从他手中夺走最后一笔生意已是好久的事了，风车还在转动，但磨盘却在白转。孩子们回来后对我说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听着他们的哭诉，我的心如刀割一样。我马上跑出去找乡亲，把事情的真相说给他们听，大家决定，必须当场将各家全部的存麦都送到高尼勒的磨坊。很快，全村人都上路了！

磨坊的门大开，高尼勒师傅坐在门前一只装满石灰渣的口袋上，正焦虑万分。他刚进家门，察觉到有人趁他不在时进了磨坊，发现了他这可怜的秘密。“我真可悲啊！”他说，“现在我只有一死了之……磨坊这次可丢脸了。”他绝望地哭着，用各种名称呼唤他的磨坊，如同在与一个活人讲话似的。

就在这时，驮着麦子的驴队到达了磨坊，我们大家高喊着，就像先前磨坊生意热闹时那样：“嘿！磨面的！喂！高尼勒师傅！”一边喊，一边把麦子堆放在门前，黄澄澄的麦粒撒在地上，撒在四处……

高尼勒师傅睁大双眼，一把将麦子抓在他那粗糙的手里，接着转身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们要来的……面粉厂商都是强盗。”我们想把他抬进村去庆祝一番，他却说：“不，孩子们，我要先喂喂我的磨盘，你们知道吧，这磨盘可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见这可怜的老汉忙上忙下，我们人人眼中都含着泪水，他松开口袋，死死地盯着磨盘。麦粒磨碎了，很细的粉屑向顶棚飞去。

我们大家都很感慨，从这天起，我们从没让老磨工断过活。后来，一天清晨，高尼勒师傅死了，我们这里最后一座风力磨坊的风车也停止了转动，高尼勒去了，无人继任他的工作。

（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母亲（节选）

高尔基

她在等人，但是谁也没有来。到了傍晚，又到了夜间。冷雨叹息着，沙沙地从墙上扫过。雨点那种凄凉的声音和挂钟的声响奇怪地融在一起。整个房子，好像在静静地、忧愁地摇动着。

有人在轻声地敲窗子，一下，两下……她颤抖了一下，很快地站起来，打开了门。

“是您啊?”符拉索娃突然欢喜起来，她叫了一声，“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就是我。”

“请到房间里去吧!”母亲说。

叶戈尔走到房间里对母亲说:

“亲爱的妈妈，今天早上，您所认识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从牢里出来……”

“他也在牢里吗?”母亲问。

“住了两个月零十一天。他在牢里看见了霍霍尔，也看见了巴威尔。巴威尔向您问好，而且说，请您不要担心，在他所选择的路上，监牢是人们休息的地方。妈妈，现在我们谈谈正题吧。您可知道昨天在这里抓了多少人?”

“不知道。”

“巴威尔是第四十九个!看样子官府还要抓十来个呢……我们想办法破坏政府的这场好戏。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现在不把小册子送进工厂，那么宪兵们一定会去为难巴威尔以及和他一块儿坐牢的朋友们……”

“为什么?”

叶戈尔很温和地解释:“您想，巴威尔在厂里，厂里就有人散传单;现在巴威尔不在厂里，传单没有了!这样，巴威尔散传单，不就确定了吗?”

“懂了，懂了!”母亲很忧愁地说。

叶戈尔带着苦笑说:“怎样把传单送到工厂里去?真是没有法子!”

忽然，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压低声音说:

“我去求求女商贩玛丽亚，请她把我收为助手!这样，我也可以到工厂里送饭，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带进厂去!”

“妙极了，妈妈!”

他走后，她关上了门，跪在房间的正中央祈祷。她一心念着巴威尔引进她生活里的那些人。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到玛丽亚那里去了。

“我想到你这儿来帮忙!”

“这是为什么?”玛丽亚问。

她听母亲说完后，肯定地点点头。

“好说!从前我那死鬼打我的时候，你总帮护着我。现在你有困难，我也该帮助你了……大家都应该帮助你，因为你的儿子巴威尔是为了公众的事才被抓起来的。”

她们谈话的结果是:明天中饭时符拉索娃挑两个盛着玛丽亚的食品的大罐子到工厂里去，玛丽亚自己到市场上去做买卖。

母亲很晚才回到家里。差不多就要到半夜了，叶戈尔还没把传单送来，这叫她特别心慌。

窗外，秋天的灰色雪片纷纷落下。雪片软绵绵地打在窗子上，无声地滑下去。

她在想念儿子……

有人很小心地敲门，母亲飞快地跑过去拔开了门闩。莎馨卡走了进来。现在引母亲注目的，是莎馨卡肥胖的身体。

“您好啊!”母亲说，“很久不见您了。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监牢里呢!”姑娘微笑着回答。

“你浑身都湿透了……”

“我送传单来了……”

“给我，给我!”母亲催促。

姑娘很快地解开了大衣的纽扣，抖了抖，许多纸包跌在地上。母亲笑着说:

“我看你这样胖，以为你做了新娘子，有了小宝宝呢。”

莎馨卡现在又像从前那样苗条而瘦小了。母亲见她两颊消瘦，眼睛下面有一片黑晕，叹了口气，说:

“放出来就干，怎么不休息几天?真是的!”

“需要这样!”她一边打寒战，一边说，“请你告诉我，巴威尔怎样了?还好吗?他不怎么焦急吧?”

“还好!”母亲说。

“他很健康?”姑娘低声询问。

“没有生过病，从来没有!”母亲说。

门洞里有人很响地跺着脚，叶戈尔走了进来。

姑娘说：“对不起，已经过了十一点了，我还得走很远的路……”

“到哪儿去?城里?”母亲吃惊地问。

“是的。”

“住在这里吧!叶戈尔睡在厨房里，咱俩睡这屋……”

“不，我非走不可。”

“是的，这位姑娘是非走不可的。这里的人都认识她，如果明天让他们看见，那就不好了!”叶戈尔说。

母亲跟在她后面送她。

回到房间里，母亲不安地望着窗外。黑暗之中，雪片重重地降落着。

“哎呀呀!不知道她能不能走到城里……”

叶戈尔说：“她本来身体还比较结实，可是牢里的生活把她折磨坏了……况且她从小娇生惯养的……”

“她是什么人家出身?”母亲打听。

“地主的女儿。妈妈，您知道他们想结婚吗?”

“谁想结婚?”

“她和巴威尔……”

“我一点都不知道!”

母亲觉得姑娘可怜，不由得露出不快的脸色，说道：“你应该送送她!”

叶戈尔低声解释:“我这里还有许多事情……”

他的声调变了，脸色也严肃起来了。他开始问母亲，她打算怎样把那些传单带进厂去。他对一切细小的事情都很清楚，叫母亲十分惊奇。

“但是他们抓住了您，问您这些传单是什么地方来的，那您怎样对付呢?”

“‘不要你管!’——我说!”她答道。

“可是，对付他们没有这么容易!”

“不论怎样我就是不说!”

“把您关进牢里!”

“这算什么?”她透了口气说，“我对谁有用啊?对谁都没用。善良的人们在要求些什么，我一点一点地明白起来了……”

“您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妈妈，您就成为有用的人了——对大家!”叶戈尔认真地说。

她凝视着他，默默地笑了。

（有删改）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节选）

福克纳（美）杨岂深译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味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她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当时的镇长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这自然是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话，说是爱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府，因此，免税只是作为补偿，个中的理由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

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二月份到了，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发去一封公函，要她便中到司法长官办公处去一趟。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爱米丽，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鲜艳，信的大意是说她已根本不外出。纳税通知附还，没有表示意见。

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黑人男仆把他们领进了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更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

她一进屋，他们全都站了起来。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她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发言的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他们这时才听到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的挂表嘀嗒作响。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将近十年了）“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应声而来，“把这些先生请出去。”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洪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爱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爱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她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爱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爱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于爱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爱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