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近日，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年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提出组建三级、二级公立医院及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的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团，由三级公立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任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医联体内部形成分工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家庭医生服务等分级诊疗模式。

不论哪种合作模式，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连续、省钱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2日）

材料二：

2015年8月，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了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

罗湖区整合区属 5 家医院和 23 家社康中心，成立唯一法人的基层医疗集团——罗湖医院集团，形成“ 人员编制一体化、运行管理一体化、 医疗服务一体化”的“ 管理共同体”。该集团重新调整和明确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医院逐渐向提供危急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科研教学转变；社康中心逐渐向提供常见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转变。成立罗湖医院集团不是为了做强做大医院， 而是为了举集团之力做强基层。因此，罗湖医院集团不断将工作重心和优质资源下沉，并建立财政补助、收费价格激励引导机制，做强做实社康中心。为此，集团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一是公开招聘优秀全科医生，聘请外籍优秀全科医生对集团内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组织专科医生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鼓励集团专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开设工作室；二是社康药品目录与集团内各医院药品目录一致，达到 1350 种，针对缺药品种，集团 24 小时内配送到家；三是改善社康中心医疗装备水平，在部分区域社康中心配置了 CT、胃镜、眼底照相等设备，并打造“ 社康检查、 医院诊断”模式。

同时，罗湖医院集团对医保基金管理方式进行突破性改革，对签约参保人的住院统筹基金实行“ 总额管理，结余留用”的制度，发挥医保支付经济杠杆的倒逼作用，促使集团主动下沉资源做强社康中心，做好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签约参保人少得病、少得大病。签约参保人越健康， 集团越受益，推动医保从“ 保疾病”向“ 保健康” 转变，促进医院集团从“治病挣钱”向“防病省钱 转变。

改革两年多来，“罗湖模式”试点正在逐渐破解社康“缺医少药”“检查不方便”“只签约不服务”“重医轻防”“医养分离”五大难题，初步实现了社康中心能力、预防保健能力、患者满意度、 医务人员收入“四提升” 和医院运营成本、居民就医成本“ 两下降”。“ 强基层、促健康”的医改目标成效初显。

（ 摘编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目前，全国医疗联合体的建设多数以临床医疗服务的简单“联合”为主，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下派医生去基层坐诊往往靠所在医院的行政指令，而非本人意愿，因而大多应付差事。而基层医生仅靠在三级医院进行的短期培训，也很难真正提高水平、获得患者信任，导致这一做法徒有虚名，没有实效。

医联体的政策本意，在于“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然而，现实操作中，医联体帮助大医院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了更多的“挂号窗口”，方便了患者进一步向上聚集，也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些三级医院院长甚至坦言，牵头形成医联体的一大动力就在于与其他三级医院竞争，吸引下面县乡更多的患者。同时，也通过医联体寻找下级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与临床人才，将优秀的人才向上虹吸，这显然也会带来对患者的虹吸。

从一定程度上讲，医联体已经变成了大医院重分势力范围、 从基层汲取医生、 汲取患者的捷径。依托医联体来建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长效运行机制，困难重重。

（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拉近的并非只是港珠澳三地的距离，更关乎珠三角九市和港澳两地的互联，关乎国际级湾区的梦想。

它所改善的绝不仅仅是交通，还将为缩小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粤、港、澳的经济差距，乃至于为三地的经济结构改善提供更多想象空间。除港、澳之外，最大受益者当然是珠江西岸三市（珠海、中山和江门）。从数据上来说，珠海、中山、江门乃至于澳门的GDP规模都要比东岸的深圳、香港，乃至于东莞相差一大截。这一经济圈又因为直线交通距离的大大缩短，进而可辐射更为落后的粤西地区，乃至云、贵、川三省份。

在港珠澳大桥之后，还有在建的深中通道、虎门二桥，它们带给珠江东西岸的是互联互通，还有源源不断的商机。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

还有看不见的变化。港珠澳大桥面对内地靠右行驶，港澳靠左行驶的差异，以立交桥的技术手段巧妙切换，解决了这一制度难题，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鉴于港、澳两地与内地的制度差异，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也将为粤港澳三地未来更多的制度创新提供镜鉴。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开通，跨越“伶仃”向融合》，《新京报》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二：

港珠澳大桥投资组合方案

（资料来源于《解析世界最大桥隧结合工程——港珠澳大桥》，中国公路网2014年6月24日）

材料三：

据拉美社10月23日报道，港珠澳大桥23日正式开通，创下最长跨海大桥的新世界纪录，它也是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经济实现一体化的一座新的里程碑。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建设可持续的开放式发展模式。

港珠澳大桥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也是现代建筑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迹。

珠澳大桥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希望通过这一计划，进一步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密切与世界各大洲的交流往来。

这项基础设施工程的主体工程全长约29．6公里，其中22．9公里为桥梁，另外还包括约6．7公里的水下隧道以及两座人工岛。该隧道位于水下46米，是世界上埋进海床最深的沉管隧道。

港珠澳大桥始建于2009年，此项工程总共使用了约108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在建设过程中运用的高新技术为大桥12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提供了有力保障。大桥可抗16级台风、8级地震及30万吨巨轮撞击。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成中国“亮丽名片”》，《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四：

外界特别关注港珠澳大桥，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字——“难”。工程体量之巨大，建设条件之复杂，是以往世界同类工程所不曾遇到的。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先生介绍道，港珠澳大桥有三个难点，其中一个难点便是这是一个外海沉管隧道。在港珠澳大桥之前，全中国的沉管隧道工程加起来不到4公里，而且，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外海环境下建沉管隧道，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从零跨越。

如果外海沉管有挑战，那么最终一节的接头合龙就是这个挑战最困难的部分，一百多年来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最后还是中国工程师经过4年的研究和攻关找到了办法。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外海沉管隧道，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理沉管隧道，在建设过程中，林鸣和他的团队对沉管的设计、生产和安装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为世界海底隧道工程技术，提供了独特的样本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工程师也用这份优秀的作品向世人证明，我们能做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到！

（摘编自赵嘉伟、常红《港珠澳大桥倒隧工程总工程师：外媒眼中的“新七大奇迹”》，人民网国际频道2017年10月9日）

材料一：

语言产业是指以生产和提供语言产品为主的行业，可分为语言教育、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言康复、语言会展、语言创意、语文能力测评等。上述行业都是将语言作为加工对象，以提高消费者语言文字能力为最终目的。

语言产业是典型的知识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具有低耗能、无污染、科技附加值高等优点。语言产业不但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服务语言生活的社会效益，是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新兴科技产业。我国语言产业虽起步较晚，但得益于人口红利和国家扶持，正迎头赶上，发展迅速。不过，总体上看，我国语言产业尚处于起步、探索和培育阶段，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较弱。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了如科大讯飞等领头语言企业，但发展不均衡，缺乏核心技术，存在经营规模小、盈利程度低、产业化落后等弊端。

（摘编自《语言产业，你了解多少》）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语言的基础性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以及市场地位日益突显，各方面的语言需求被激发出来，中国规模化的语言产业才得以呈现。社会的开放与流动激发语言需求。随着社会开放程度和活跃程度的加强，语言在社会交往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开放、流动的社会对个人和团体的语言交往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促使汉语的国际化需求迅速增长。汉语的文化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外国企业的重视。

上面的因素聚合起来，加上国内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中国语言产业的兴起和持续增长就成了必然。其中，全球化（多语需求）和信息化（语言技术进步）是两个最重要的引擎。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球视野看，并非先有一个全球的语言产业，然后中国的语言产业才在它的刺激和影响下兴起。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国外语言产业和语言服务业对中国语言产业的积极影响。

（摘编自《当代中国语言产业发展的三次浪潮》）

材料三：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在新一轮的智能产业浪潮中，信息技术在传统的语言企业转型升级当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促进语言产业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信息科技正在孕育、孵化新的语言产业。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正在为语言产业带来无限机遇和挑战，改变了竞争格局。信息科技为语言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信息科技的每一次升级都会对语言产品形态产生革命性影响，提高准确性，降低成本，提高产业化水平，乃至促使语言产品更新换代。信息科技培育新的语言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对传统语言产业进行“互联网+”的升级和迭代，更能满足消费者多样需求。信息科技为语言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生态。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教育产业的生态系统，带来产品形态、盈利模式、产业链条、教育模式的全面升级。

（摘编自《信息科技，推动语言产业加速发展》）

材料四：

近年来，中国语言服务行业逐渐呈现出全球化、产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但要实现健康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首先，国内语言人才培养水平远远不能满足语言服务全球化对人才的要求。国内开设翻译专业的高校很多，但专业设置主要围绕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等几大语种，而小语种的专业开设和招生情况不容乐观，成为语言产业发展的盲点之一。其次，中国语言服务市场的准入机制和评价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语言服务是一个市场行为，行业准入门槛低、尚无客观标准认证等难题，导致国内语言服务市场呈现参差不齐的局面。由于没有权威认证和客观标准，企业在选择语言服务供应商时带有较大的随机性，试错成本较高。再次，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还需加大对语言服务行业的扶持。目前，相关部门针对语言服务行业缺乏明确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办法。

（摘编自张思楠《我国语言服务产业迎来发展良机》）

英雄主义是永不放弃

鲍尔吉·原野

采访中，我关注的不光是山区的教育状况，还有“美丽中国”项目老师的心路历程。我想得到的答案不光有“牺牲、奉献”这些大词，更想知道他们独有的收获。

这些项目老师看上去笑容洋溢，那是忙碌、爱心和成就感在他们脸上留下的印记。如今人们比过去更关心金钱物质，一个年轻人要用怎样的定力才能在清苦寂寞的支教工作中找到乐趣呢？

潮安区江东镇下湖小学的项目老师彭冠华毕业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国家基地班，在校期间多次获得奖学金。毕业时，他放弃直升博士的机会到农村支教。彭冠华小时候在云浮农村的中心校读书，姐姐在村小读书。他知道姐姐无论怎样刻苦，也考不上高中；因为村小师资不行。彭冠华投身支教，是被“美丽中国”愿景的一段话所打动：“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这段话让彭冠华热血澎湃，眼前浮现众多跟姐姐一样想读书却被迫中途退出的农村孩子渴望的脸庞，这让他毅然走进“美丽中国”的团队。彭冠华如果继续读博士，他导师是进入世界排名的生物制药专家，他毕业后可以进大公司，取得优裕的薪酬。但彭冠华觉得更高处的光还没照进心灵，他说：“太多的钱对我没帮助，我需要精彩的人生。”彭冠华在下湖小学教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数学、英语、体育、科学和美术，每周上二十一节课，平均每天上四到五节课。他非但不感到累，反觉得自己储存的知识财富正通过看不见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孩子身上，非常开心。他担任班主任的四年级数学去年全镇考第一，让他十分得意。更得意的还有他建立的下湖小学足球俱乐部，曾以7：0的比分完胜本村中学足球队。彭冠华说：“两年的支教生活是一个记忆宝库，足够我在一生中慢慢回味与感动”。

“美丽中国”是由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创立的公益性支教项目。八年来，他们招募七百多名项目老师在云南和广东省的一百七十多所中小学支教，受益学生超过二十四万人，累计授课超过八十三万节。经过层层选拔，招募具有领导力、克服困难能力以及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成为项目老师。“美丽中国”通过暑期培训，帮助项目老师完成从毕业生到优秀教育者的转变，培训内容涉及教学方法、课堂管理、目标设置、当地现状等多个方面。每所项目学校配备两名以上项目老师，共同迎接挑战。这些项目老师在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合作的基础上，被派到资源匮乏的地区完成为期两年的教学工作，以期推动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山区艰苦，项目老师没有工资，每月只有两千三百元生活津贴，自己动手解决从生活到教学的一切挑战。他们付出得到的最大回报，就是孩子们给予项目老师的爱，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心灵财富。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公益支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牵手。这些年轻人在大山里默默耕耘，远方的星斗是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匆匆赶路的身影，前方是年轻俊逸、城乡并进的美丽中国。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6日《他们的前面是美丽中国》，有删改）

材料一：

今天揭晓的“改革开放40年” 大型青年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确认自己是改革开放受益者，在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方面打分都在7.5分以上（满分10分）。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列提出，深化了我们对改革目的和发展归宿的认识。

调查发现，不同年龄段青年中，80后受访者获得感和安全感更高，90后幸福感更高。90后的获得感、安全感低而幸福感高，或因获得感和安全感跟个人阅历有关，年长者因有在不同年龄段的阅历，纵向对比会有更明显的获得感和安全感。而90后因生活阅历，对比感受不明显，但他们活在当下，觉得很幸福。90后的幸福感更强，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女，父母通常是70后，给他们创造较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属于消费的一代。90后的安全感稍弱，因为他们处在奋斗的起点，获得的社会资本、保障性要素和支撑性条件都还不够多，还没到真正拥有自己一方天地的时候，相对来说安全感会弱些。

（摘编自黄冲杜园春《“改革开放40年”大型青年调查发布：当代青年是改革开放的充分受益者》，《中国青年报》2018年12月11日）

材料二：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感”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整体性展示。能否提高人民群众的“三感”，将成为衡量改革成败的基本指标。

影响“三感”的因素有很多，但只有弄清哪些因素对“三感”有显著影响，我们才能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三感”，提出切中要害、更具体且可操作的建议。中国青年报社进行“改革开放40年”大型青年调查，对诸多影响因素深入分析显示，调查的已有因素中，最影响获得感的因素是“工作稳定”和“收入提升”，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社会公平正义”和“人们身体健康”，最影响安全感的因素是“未来生活保障”。

（摘编自黄冲杜园春《当代青年的幸福感从哪里来》，《中国青年报》2018年12月11日）

材料三：

教育部长江学者周晓虹曾在访谈中说到改革开放对他那一代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他1978年时21岁，做过知青，赶上恢复高考。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拥护者。周晓虹及同时代人经历的命运改变，可称为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命运改变的“解除压抑”版本，其特征是恢复高考使很多人进大学入体制，通过体制的资源配置获得阶层和命运的跃升。如今高考制度虽已寻常化，是国家的正常阶层流动方式，且更多人通过获得大学文凭进入的是市场而非体制，但仍可视为该版本的发展延续。如今对压抑的解除仍有很大潜力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应有之义。

第二版本可称为引导能量。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引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剩余劳动力投入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导出的能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如“万元户”和乡镇企业主。能量一旦被引导到改变自身命运，它就极大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仅解除压抑和引导能量还不够，还需通过制度、政策等组织投入到特定领域和方向。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命运改变的第三版本——组织能量。如20世纪80年代成立经济特区，给出各种政策；90年代后全面开放；如地方政府竞争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如积极给出优惠政策扶持各类高科技企业；如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对能量的组织，引发巨大的财富规模效应，在相应的利益结构上，使处于该结构各种位置的人受益，实现阶层攀升。

一个有机体的高速发展还需要激发出它巨大的潜力。这是改变命运的第四版本。这类例子如互联网、高科技等领域的创新创业。在改革开放对中国这个有机体巨大潜能的激发中，很多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商业模式、商品、服务被创造出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大了蛋糕。能吃到这些蛋糕的人实现命运的巨变。

解除压抑、引导能量、组织能量、激发能量，使中国这个有机体焕发巨大活力。这正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方式，每个人都在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

（摘编自石勇《改革关乎国运》，《南风窗》201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