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一个知所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段，皇帝的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还有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推崇哲学的民族。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中华民族对哲学的推崇是全民性的，并且是以伦理学作为核心的。中国的“哲学发蒙”本质上是伦理思想教育或道德价值观念教育。

中国人具有崇尚伦理的悠久传统，历来主张以伦理引导人类生存、将伦理转化为道德、以道德规范规约社会生活，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人们普遍以弘扬伦理为美、为真、为善，以背离伦理为丑、为假、为恶。

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伦理型社会的现实通过道德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中国人最重视道德教育，坚持“道德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并且付诸落实。因此，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就会受到比较系统的道德教育，并且会掌握比较系统的伦理话语体系。在中国，很多人知道“岳母刺字”等经典道德故事，能够熟练地引用《周易》《论语》《老子》《孟子》等经典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天下大同、上善若水、恻隐之心等伦理术语。

中国人普遍喜欢从“伦理”的角度来观察和谈论生活。在传统社会，道德生活就是合乎伦理的生活。人们可以对政治、宗教、文艺生活采取超然的态度，但对伦理和道德却历来高度重视。遵循伦理的规范性要求，过有道德修养的生活，人们普遍信奉这样的道德信念：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中国道德语言既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建构者。中国道德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道德思维、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行为、道德记忆、道德语言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庞大体系。中国道德语言借助文字、词语、语法、修辞等形式将道德文化表达出来，使它内含的伦理意义变成可以言说、交流、解释、理解的东西。没有道德语言的建构作用，道德文化只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事实上，道德文化是历史的、现实的，并且具有未来的发展空间，其历史实在性、现实实在性和未来实在性都需要借助道德语言来建构。

当然，中国道德文化对中国道德语言也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建构作用。中国道德文化是中国道德语言旨在表达的内容，如果没有道德文化提供的具体内容，中国道德语言就没有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道德语言与中国道德文化的关系本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在如何认识中国道德语言与中国道德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孔子的观点。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文质彬彬”之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借助“君子”概念来论述“文”与“质”的关系。所谓“文”，是指一个人说话、写作的文采；所谓“质”，是指一个人说话、写作的内容。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说话、写作的内容超过他表达它们的文采，就会显得不足；而如果一个人说话、写作的文采超过他想表达的内容，就会显得浮夸。他显然想强调，“文”与“质”般配才是最好的。中国道德语言与中国道德文化之间应该是“文质彬彬”的关系状态。

中国道德语言是具有巨大魅力的道德语言形态，这是因为它表达的内容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道德文化。中国道德文化是具有巨大魅力的观念形态，这是因为它的表达形式是特别具有解释力、说服力、感染力的道德语言。道德语言与道德文化的有机结合，演奏出既有美的意境又有善的意蕴的二重奏。中华民族历来追求美善合一的生存方式。我们创造了美的道德语言，并且用它来表达我们向善、求善、行善的道德生活，从而谱写了别具一格、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一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是道德语言与道德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历史。

（摘编自向玉乔《中国道德语言的价值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