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舆论生态是指各种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舆论生态系统是舆论主体、本体，载体，环境等各要素在舆论的形成、传播及消解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形成的自我演化的系统。舆论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就是舆论生态。一个健康良好、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必然具有生物的多样性。健康的舆论生态也应该是和谐有序、良性发展的。从整体上看，健康的舆论生态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主体担责，本体有序，载体可控，环境清朗。

主体担责是指舆论主体要承担起在舆论生态中应尽的责任。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性和匿名性，这一特点成为一些网络舆论主体不负责任地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掩护”，这也是网络舆论生态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的胡钰教授指出，在网络传播中，匿名不应成为器滥用自由的保护，有序则应成为自我约束的共识。事实上，自由而负责的网络传播行为，符合所有网络空间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可以说，压实网络舆论主体的主体责任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

本体有序是指舆论的内容传播和意见表达都应在有序范围内进行。有序的舆论表达应该以说理和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以情绪宣泄为目的。网络空间中的不同声音，应以平等、真诚的态度进行交流。

载体可控要求舆论传播的平台渠道应在舆论生态治理者可控的状态下运行。当前来看，最关键的就是避免技术失控，引导技术向善。例如，社交媒体技术带来信息和意见传播便利的同时，也助推了情绪化传播和非理性表达成势；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技术在提高新闻信息生产，分发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新闻真实性下降和信息茧房的问题；大数据技术推动信息传播理念变革的同时，也存在侵犯隐私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环境清明是指网络空间天朗气清。全媒体时代，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实践证明，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能造福社会；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有损人民利益，祸害社会。这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外界环境失衡，在没有合理保护机制的情况下，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加速崩坏。从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运行状态来看，尽管“防火墙”等措施形成了保护舆论生态的“大气层”，但是还应探索更加有效的“过滤阀”机制，不仅要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渗透，还要从内部净化舆论生态环境。

（摘编自耿磊《浅析构建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

材料二：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延伸，第四届到第八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分别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智能互联•开放合作”“数字赋能•共创未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等为主题阐释和解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实现世界人民共同福祉为目标，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有利于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

与网络霸权主义否定网络主权不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尊重网络主权为基础。网络主权是国家在其管辖的网络空间进行自主决策和管理并排除其他主体干涉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以平等、自主与安全为基本价值理念。基于网络主权，各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是合作而非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具有平等参与和决策的权力，可以据国情选择网络空间发展道路。网络主权平等原则意味着，在网络空间中任何国家不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各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时不应受制于人，不应沦为其他国家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附庸或工具。

与网络霸权主义谋求个别或少数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网络霸权主义的利益基础是单向维度的，由霸权国家单方强行确定。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是求同存异，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关注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内的利益诉求，兼顾科技强国与科技相对落后国家的利益，旨在消弭数字鸿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数字时代红利，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与网络霸权主义依赖国际旧秩序不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旨在建立网络空间国际新秩序。网络空间需要秩序。丛林规则支配下的网络空间会产生网络技术恶性竞争，网络黑客、网络恐怖主义等乱象，陷入无序和混乱状态。各国在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理念，规则、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协调因跨地域形成的紧张关系，网络霸权主义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方案。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摆脱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影响，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建立网络空间国际新秩序。

与网络霸权主义采用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不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奉行合作、普惠的理念。网络霸权主义为维持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排斥他国技术创新和数据分享。推行网络霸权主义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确定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亲疏关系，采取对抗甚至联合抵制的方式破坏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破意识形态隔阂，以共同利益为纽带聚集多元主体参与，有助于加强国家之间网络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合作，实现数据共享、互通有无，在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框架下促进经济，文化，教育交流，整合全球资源，推动创新。

（摘编自董彪《反对网络霸权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里又新添了来自中国的两个名字：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自鼓浪屿申遗成功以后，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经有了52个。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和意大利并列第一。在这次申遗中，鼓浪屿报选的总题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鼓浪屿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历史国际社区”的文化内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第一批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厦门。这时的鼓浪屿，逐渐成为许多西方国家侨民的聚居地。他们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生活方式。宗教、思想和文化艺术源源不断地从鼓浪屿传播到内地各处，而鼓浪屿保留下来的遗产，最明显的是建筑，比如在传统闽南民居基础上发展出“叠楼”这一主要的建筑形式。1902年开始，鼓浪屿又迎来一波华侨返乡潮。由此，鼓浪屿建立了驻岛各国侨民和中国人代表共同管理的公共社区管理体制，走上了多元文化融合的阶段，形成了今天鼓浪屿融合中西文化的独特面貌：外洋内中。表面上是一座座洋楼宅院，内在里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台湾富商林尔嘉的菽庄花园，同时也还是当时菽庄吟社的活动场所。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二：鼓浪屿全岛外观略显狭长，犹如一艘停泊在海湾的帆船，面积约1.88平方公里。随着1843年厦门开埠和1903年鼓浪屿公共地界的确立，这个位于中国南部海疆的小岛突变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见证了清王朝晚期的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在特殊的管理模式作用下，通过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还乡华侨群体的共同营建，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成为活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侨民、各界精英的理想居所，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体现现代人居环境理念的独特范例。作为华洋相融的国际社区，鼓浪屿独特的历史进程和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既凸显了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广泛交流，也是对近代化和现代人居理念的全面实践，同时也显示了闽南移民文化开拓性、包容性和本土性的充分伸张，是人类文明交流进程中独特而杰出的成果。

鼓浪屿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清晰地追溯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更展现出历经海外闯荡的闽南移民群体对故土早期现代化基本特征的塑造。以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借鉴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揭示出这一群体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基因，以及他们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不但使鼓浪屿成为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互鉴的典范，也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摘编自《厦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

材料三：将世界遗产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在1998年，全世界就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国外学者对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2个遗产景点的研究发现，它们接待的游客量占所有游客量的84%以上。如同能吸引游客的磁铁一般，世界遗产往往成为所在国（或地区）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世界文化遗产是民族认同的终极表现。全球化的加快推动了人们寻求民族身份特性的需求上升，这也是人们对待世界文化遗产热情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为了让本国或本民族的人民能够在同质化的过程中保持异质化的进程，就需要能够寻找本土文化的根源，展现本土文化的杰出表现，赋予国民以自豪的身份特性。这恰恰是世界文化遗产才能承载的历史使命。

因此，世界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集中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它们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

（摘编自厉新建《世界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