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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舞台艺术还是影视剧，给人带来欢乐的喜剧总是颇受欢迎，欢笑间不仅获得了审美愉悦，也缓解了精神压力。需求敦促供应，随着创作实践深入发展，喜剧形成了一些创作模式和评价标准，其中，笑中带泪被认为是高级的喜剧，不让观众哭一鼻子，似乎就落了下乘。于是观众看到，不少本来很好笑的作品，总会有一个悲情乃至刻意煽情的尾巴。这常常令人疑惑：这是喜剧吗？

从历史上看，什么是喜剧、什么是优秀的喜剧，哲学家、文学家给出过不同的解答。人们较为熟悉的是鲁迅先生的说法，即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差”的人物，可笑的东西对旁人无伤，不至于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黑格尔认为，喜剧就在于指出一个人或一件事如何在自命不凡中暴露出自己的可笑。总体来说，在欧洲传统观念中，喜剧主要是对负价值的讽刺和暴露，以此实现对正向价值的认可。从中国古典的喜剧创作、喜剧理论来看，以肯定审美客体的价值来寄托理想的乐观主义精神，则占据主流。

可见，优秀喜剧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在笑声中传递温情、催人泪下当然没有问题，在笑声中反思自我、观照世界，也颇有价值。不同的诉求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是偏好差异。舞台小品《你好，李焕英》在笑中带泪的思路上做到了很高的完成度，同名电影作品凭此创造了票房奇迹，这值得点赞。话剧《阳台》的严密精巧、嬉笑怒骂，也极具魅力且发人深省，市场反馈证明了观众对它的接受和喜爱。还有不少作品只是希望观众看过之后能够开怀一笑，只要不入低俗，那也是很好的。

其实，观众对艺术作品的风格、类型通常比较宽容，他们在乎的是质量是否上乘、观感是否优越，至于笑中是否带泪，则并不是重点。相比之下，容易自我画地为牢的反而是创作者。在某部笑中带泪的喜剧大获成功后，不免追随者竞相效仿，甚至不惜牺牲作品情节的原有逻辑，也要强行赋予一个让人哭出来的尾巴。这样一来，眼泪反而显得廉价无趣了。毕竟，主创处心积虑的“引导”，配合音乐渲染、舞台技术手段辅助，让观众哭出来实在是太过容易，“喜头悲尾”“耍贫嘴+强行拔高煽情”这类能够快速上手、批量生产的套路，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厌倦。

更进一步来说，一部看起来笑中带泪的喜剧取得了成功，人们可能认为其成功秘诀在于笑中带泪，但实际上果真如此吗？未必。一部作品真正走进观众心里，靠的是情感与价值认同，观众记住一部作品，并非因为自己流了多少眼泪，而是作品中的人和事，与自己达成了有效的共情与共鸣。仍拿《你好，李焕英》来说，无论舞台版还是电影版，出彩的都不是演员观众满脸泪痕这一表象，而是背后的母女深情，如此真挚却又充满遗憾的情感，怎会不动人？再如创下国内连续驻演纪录的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不仅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而且有青春飞扬的热情，更有热血理想和家国情怀，密集的笑点、泪点带给人的触动是多方位、深层次的，笑中带泪是作品充分完成表达意识之后的顺带结果，但其魅力远不是一句笑中带泪可以概括。笔者相信，主创在创作上述这些优秀作品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好、把情感表达好，而不是煞费苦心地琢磨怎么让观众笑中带泪。

说到底，喜剧创作是要从创作规律出发，抓住生活中那些值得赞扬的、需要批评的，心怀善意，用喜剧的手段将其表现出来。只要观众会心一笑，带不带泪又有什么要紧呢？

（摘编自夕君《喜剧未必都要笑中带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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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令中是否有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融汇和吸收，学界看法不一。传统认为秦“纯任法术”，与儒家的礼治相互对立。但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秦代不但不反对礼治，而且将“礼”的内容纳入“法”的制度框架之内，在“一断于法”的同时，实质上是将诸家思想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并通过法的强制力贯彻实施，进而实现秦王朝的治理。

众所周知，秦代施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策，法家认为想要实现壹赏、壹刑、壹教，进而壹民于“农战”，法家之“法”是实现这一路径的关键。在法家看来，“法”应作为一切事物的客观准则，是天下之公器。凡“事皆决于法”，那么民间的异俗、异施自然会获得治理。这正是后来韩非提出“以法为教”的理论逻辑。睡虎地秦简《语书》中说：“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在旁的人若不加援救，以罚款论处。因此，在秦律看来，见义勇为是法定的义务，秦律强制人完成这样的义务，说明秦代是通过法律强制执行道义，“以法为教”附带有法律的强制力。

秦代统治者认为“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要求官吏“除害兴利，慈爱万姓”。这表明秦代对于“礼教”“孝道”等封建伦理的重视，而且，这些思想主张也在秦律中得到落实，如岳麓秦简《徭律》规定，寡子单独与年老的父母居住，当需要承担徭役时，可免去服役。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要立即拘捕子女，不必经历三次还覆的过程。而除了“公室告”（即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罪行的控告）外，子女告父母法律一律不接受，而且要治告者之罪。说明秦律对于维护家族伦理的高度重视。

今湖南出土的秦简说：农忙时，尽量不要征发百姓，官吏征发百姓“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则据相应的律令论处。岳麓秦简《徭律》规定：农忙季节征发徭役，优先征发富有贤人，农闲时期则优先贫者。这与墨家的“节用”思想相一致。秦代对忠孝、慈爱的个人与家庭，每年将其人选上报，予以表彰或擢用，这些在以往的传世文献中几乎是看不到的。

可见，秦法并没有将儒墨诸家学说置于与法家一种绝对的对立面，其所排斥的只是儒墨诸家学说想要实现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在法家看来，“法”是第一位的，是一切行为规范的准则。秦法只需严密，做到“事皆决于法”，国家自然会获得治理。

然而，通过“以法为教”，法家虽然整合各家思想，将其纳入到法律制度中，进而导民向善，并迅速实现治理，《史记》在描述变法后的秦国时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但问题在于，通过法律的强制来执行礼义道德或价值观等，实质上“严而少恩”，与纯粹的儒家思想仍有本质差异。因此，荀子观秦政，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意思是说，秦政不能纯用儒术，而是杂用儒法，虽然能够称霸，但与王道相去甚远，这是秦国的不足之处。

综上，秦法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其与儒墨等诸家学说并不完全对立。但对其过度解读，认为秦法并不严苛，秦代并非苛政厉法，又是误读，同样会在学界和大众中产生不利影响。

（摘编自齐继伟《由出土秦律令重审“以法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