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七块

冯骥才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踝，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急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格色。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作“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着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呲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四堡雕版

冯骥才

①心里一团如花似锦的猜想，在四堡灰飞烟灭。

②在宋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福建的建阳一直承担着那片大地上文明的传播。其他几个雕版中心如汴梁、杭州等，总是随着战乱与京都变迁或兴或衰，唯有这“天高皇帝远”的建阳从中古一直走到近代。我喜欢建安[注]图书的民间感。它自始就服务于平民大众，也就将先民们的阅读兴趣与审美观念融人坊间。明代以来，杭州、苏州，以及相继崛起的金陵派和徽派刻印的图书，一窝蜂地趋向文人之雅致，刻意地追求经典，建安图书却始终执拗地固守着它的平民性。大众日常消遣的故事、笑话、野史，农家应用的医书、药书、占卜以及专供孩童启蒙的读物，都是建安版常年热销的图书。今天看来，这种由民间印坊养育出来的纯朴的气质便是建安版特有的审美品格了。

③然而，建安图书真正的福气，是它至今还保存着一个雕版印刷之乡--四堡。中国古代雕版基地大都空无一物，只剩下建安这个“活化石”。它犹然散发着书香墨香文明之香吗?

④四堡身在闽西，肩倚武夷山脉，地远天偏，这种地方正是历史的藏身之处。但现代化法力无边，近几年古镇也热闹起来了。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里居然还完整地保留着二百年来声震闽西的印书世家邹氏的坊间与宅第。大大小小一百四十间房子，屋连屋，院套院，组成客家人典型的民居--“九厅十八井”。在四堡，这种房子都是一半用于生活，一半用于印书。可是，无论陪同我的主人怎样指指点点地讲述，我也无法想象出往日那种奇异又儒雅的景象来。

⑤倘若留意，那又细又弯高高翘起的檐角，鸟儿一样轻灵的木雕斗拱，敷彩的砖雕，带着画痕的粉墙，还残存一些历史的优雅。但挤在这老宅子里生活的人们，对此早已视而不见。历史走得太远了，连背影也看不到。高大的墙体全都糟朽，表面剥落，砖块粉化;地面的砖板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全被踩碎了;门窗支离破碎，或者早已不伦不类地更换一新;杂物堆满所有角落，荒草野蔓纠缠其间。唯一可以见证这里曾是印坊的，是一些院子中央摆着的一种沉重的石缸。它是由整块青石雕出，岁月把它磨光。当年的印坊用它来贮墨，如今里边堆着煤块或菜，上边盖着木板;有的弃而不用，积着半缸发黑和泛臭的雨水。

⑥生活在这拥挤的黏湿的腐朽的空间里，是一种煎熬。特别是电视屏幕上闪现着各种华屋和豪宅的时候，人们会巴望着逃脱出去，切盼现代化早日来到，把它们作为垃圾处理掉。这就是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最后一个“活化石”必然的命运么?

⑦应该说当地还是有些有心人的。他们将邹氏家族的祠堂改造为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着从四堡收集来的古版古书，以及裁纸、印书、切书、装订等种种工具。还将此地雕版的源起、沿革、历代作坊与相关人物，都做了调查和梳理，并在这小展馆中略述大概。可是当我问及现存书版的状况时，回答竟使我十分震惊--只有一套完整的书版!难道这块生育出千千万万图书的沃土已然资源耗尽，贫瘠得连几套书版也找不出来?

⑧其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无孔不入的古董贩子还在闽北和闽西各地进村入乡、走街串巷去搜罗古书古版。四堡人穷，自然就拿它们换钱。文化受到自己主人的轻视才是真正的悲哀。

⑨四堡的雕版印刷肇始何时，仍是个迷。但它作为建安版的一个产地，自然属于中华雕版印刷史源头的范畴。特别是宋代汴京沦落，文化中心南移，印刷业便在福建西北这一片南国纸张的产地如鱼得水遍地开花。明清两代，建安图书覆盖江南大地，这也正是四堡的极盛时代。可是到了19世纪，西方的石印与铅印技术相继传入，四堡的雕版便走向衰落。从大文明的系统上说，中华文明传承未断;但在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脉络上，我们却常常感受到一种失落!

⑩在龙岩、泉州和厦门，我都刻意去古董店考查建安书版的流散状况。在四堡见不到的书版，在这些商店里很容易见到。不过一位贩子对我说:“你出大价钱也买不到明代的版子了。”我相信他的话。受制于经费的拮据，在这些文化沃土上，到处是古董贩子，反倒很少看到专家的身影。

⑾四堡现有的书坊不会坚持太久，残剩在民间的古版又会很快灭绝。照此说来，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曾经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就不再有“活态的见证”可言了?

⑿那么，谁救四堡呢?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各题。

苏七块

冯骥才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戳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各色^①。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冯骥才《俗世奇人》苏七块

【注】①格色，天津方言，特殊、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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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

周作人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①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几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渠们（他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渠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渠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亟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②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趟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虾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虾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虾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虾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③我们院子里的虾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④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私事，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事情，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

（19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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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上家国

梁 衡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①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新闻就在炕头上。虽然《光明日报》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以高端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我的这些炕头新闻仍然敢与都市新闻一拼头条。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山西岢岚县保护区采访，回来时遇大雨。进招待所后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在炉子上去烤，再往灶膛里加一把火，人就直接钻到炕上的被子里了。两个县委通讯员也陪我说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农村教育上去了。说现在的教材是为考大学设计，而农民子弟考大学很难。县委认为应改革现行农村教材和教学体制。我一听，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在炕头披着被子就着炕桌，让他们继续说，随即整理成一份“群众来信”内参稿，立即发报社。一个月后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回报社值班。一天中午，报社教育部的朱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高喊：“今天咱们报纸可露脸了！上午全国教育会议闭幕，请万里副总理到会讲话。他说，我就不讲了，这里有一份《光明日报》的群众来信，我念一下，这就是我的意见。”万里念的正是我写的那个内参。第二天，内参公开登上头条。有谁能想到，那稿子来自一条山中雨后的热炕头上。小炕头直接连着大会堂。

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农村开始的，风起青萍之末，春江水暖“炕”先知。改革大潮，“炕上窥变”可见一斑。

一九八〇年我到山西五台山下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这里出了一个奇人叫岳安林。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因为出身不好又被退回到村里。但岳很淡定，回乡之后居然静心研究农村科技。有点像左宗棠落第还乡后再不读经书，而修农、水、地理、军事等实用之学。等到乡村经济的旧体制稍有松动，他就承包了公社养猪场，一年扭亏，并创造了一套科学饲养法，用华罗庚优选法设计饲养流程。我是在猪场的大炕上采访他的。共三间房三个大炕，一间他住，炕上堆满了饲料麻袋和书本；一间炕头上烧一口大锅，兼做粉房；一间火炕的温度严加控制来做菌苗实验。我惊喜于这个“深山藏古寺”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发现。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写了一篇《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见报后收到五千多封来信。岳随即办了一个炕头养猪培训班，一下轰动全国。这篇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奖。

还有一位更神奇。这个县有个八角村，一个农民在六十五岁那年组织了七个平均年龄已经七十一岁的老汉，进山栽树。十六年，这七个老人共打起了三十六座土坝，绿化了八条沟。说到水土保持，我们立即会想起那些大水库、国家防护林，而在这里我真切地看到他们手植的绿柳白杨已经淤积了两米多高的泥沙。近几十年来黄河下排的泥沙量已经减少了一半。有谁想到其中还有几个乡村野老之功呢。

最感人的还不是数字，而是在他炕头的一席谈话。那天我们盘腿坐在正房的土炕上聊天。他说：“我就是栽树的命，老伴走了，女儿接我进城，我不去。”一边又用烟杆敲着墙说：“我的棺材已经备好，就摆在隔壁的炕上，哪一天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我大惊，这等以命相许的故事，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②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曾带棺西行。可现在，我却在一个普通农家的炕头上，听着这位八十一岁老农以烟杆敲墙说棺材，笑谈生与死。谁说农村炕头上尽是些老婆娃娃、芝麻绿豆的事儿，且听一个劳动者怎样谈生命的价值。老人姓高名富，我建议县里为他和这个群体立一块碑，并当即为报纸写了一稿《青山不老》。

等到我退休之后，再不为记者的使命所累，而因文学采风做乡间自由行时，仍见炕生情。在陕北旅行，几乎每一个炕头上都有动人的故事。在佳县窑洞里的一个土炕上，毛泽东深夜工作，饿急了，只好拿红枣充饥。第二天，警卫员收拾房间，只见地上满是枣核和烟头，而炕桌上却有一篇新写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西北坡村的小土炕更是神奇，毛泽东从这个炕头上发出了190封电报，指挥了三大战役。当时的五大领袖：毛、周、朱、刘、任，全是南方人。他们小时也都未睡过土炕。然自南方兵败之后长征北上，转危为安，节节胜利，盖因睡土炕而接地气乎？神奇的土炕，③真是“既能下得厨房，又能上得庙堂”,小戏、大戏都能唱。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边采访王洛宾的旧事。高原气候寒冷，虽是盛夏仍然要烧炕，我是盘腿坐在土坑上完成采访的。当年王洛宾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马店的土炕上，看着灶口的火光，听着老板娘美妙的歌声，一念心动留下来采风，才有了那首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盘腿在炕，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尕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

④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你不能不承认这大炕就是一张生发艺术的温床。我又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