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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色彩观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独特的“五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中重要的文化因子。弘扬色彩文化，丰富色彩的表现语言，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尚书》较早有关于“五色”文字的记载：“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由此可知，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中的青、黄、赤即现代色彩理论中的蓝、黄、红三原色；在有色物质中，白与黑是难以通过其它任何颜色混合得到的颜色，白与黑应归属为无彩色系的原色。西周时又提出“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正色即原色，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黄、青、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统治者视五色为尊贵和权威的象征，用五色规范章服等级制度，服务于社会礼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色彩美学装饰性的统一，形成独特的惟五色独尊的色彩文化，在世界色彩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反映。

“五色体系”确立，红色被列为“正色”之首。周代章服中，以朱红服饰为尊贵。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续了祖先尚红的喜好，红色被视为吉祥、喜庆、革命的代名词，办喜事、过年节、庆丰收等都离不开红色。

“五色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紫色不入五色之列，却是间色中地位最高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以紫色为章服，大胆穿紫袍上朝，公然挑战五色礼制，以此显示齐国的实力，色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是“五色体系”的忠实捍卫者，他从“礼”的规范出发，为最终实现“仁”的目的，反对“以紫夺朱”。紫朱之争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色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可见一斑。汉唐之后紫色被视为代表天帝居所紫微星的色彩，天子所居之地皇宫则对应称为紫宫，明清皇宫称“紫禁城”由此而来。“紫”天、“黄”地、“红”人的“天、地、人”的色彩象征从汉唐始一直影响后世。

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集先秦五行之大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五音、五德、五官等事物相配属，色彩自然也被对应配属于其中。

在秦朝，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或说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但凡有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要穿黑色的服装。宋以后，黄色象征帝王之位，成为皇室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色彩，不可僭越。

（摘编自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

材料二   

中国色彩观尤其是“五色体系”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促使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之中。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两家色彩观记录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发展过程。

儒家色彩观的一大特色是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朝时期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儒家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等级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除了用色彩来规范“礼”这一特点之外，儒家色彩观亦推崇斑斓绚烂的“纯粹”美，追求各色颜色配合相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人山水画审美倾向上。山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江河、亭台、楼宇之中游玩、捕鱼、闲谈，展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的静态之美。小说《射雕英雄传》第十三回，郭靖于江上“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体现了“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儒家色彩观的另一主要特色是“比德”，即用色彩暗示人的品德，这一象征性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国戏剧脸谱色彩，以不同色彩代表不同寓意，暗示剧中人物性格和品德，形成特有的用色程式，如红色表示忠勇，金色表示神秘威武，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等等。儒家色彩观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为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道家以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高居于其他一切色彩之上。道家对黑色的选择本质上是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出发的，是“法自然”的色彩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玄（黑）色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的建筑以及服饰多用黑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道德经》中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色令人眼花缭乱，而趋于无彩色——黑白、玄素、水墨……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即焦、浓、灰、淡、清）……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在浓淡间实现超然的艺术境界，追求以墨造型，达到黑墨虚白的艺术境界。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地位——“运墨而五色具”,五颜六色无需色料敷染，仅用水墨便可传神写意，因而中国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深邃却也荒寒淡远之境。中国水墨山水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灵世界。

（改编自王志惠《论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

只见数十丈外一叶扁舟停在湖中，一个渔人坐在船头垂钓，船尾有个小童。

黄蓉指着那渔舟道：“烟波浩淼，一竿独钓，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郭靖问道：“什么叫水墨山水？”黄蓉道：“那便是只用黑墨、不着颜色的图画。”

郭靖放眼，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摇了摇头，茫然不解其所指。

（金庸《射雕英雄传》第十三回）

民间歌谣是民歌和民谣的统称，指的是人民群众抒情言志的口头韵文作品。它是民间文学中产生最早，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用途最广，历来最为人们所重视的一种文学样式。

我国民间歌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原始社会开始，它就一直伴随着人民的生活，在人类的集体劳动中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诗歌起源于劳动，最早的诗歌，就是民间歌谣。那时没有文字，民间口头歌谣是唯一的诗歌形式。正如《淮削子》中所说的：“今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yo）杭育派”，这就是原始劳动的节奏和韵律。这些自然的呼声，如果填上实词，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内容，就是歌谣。《吴越春秋》所记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是远古时代，最早也是黄帝时代的作品，它所描写的只是几个连续的动作，所使用的是竹弓、土弹等简单的劳动工具。八个字，四个停顿，术语简单的一反一复的节拍。其大意是：截断竹子，用弦索把它连接起来；飞射土弹，逐击那奔跑的鸟兽。这是一首反映狩猎过程的原始歌谣。

到了农耕时代，歌谣的内容也就不同了。如《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据传这是伊者氏蜡祭时的祝辞。从内容到句式，都比《弹歌》复杂一些，但章法有些相似，都是用四种相同事物的并列，在同样句式的反复中来表达中心思想。这一特点，是由于劳动动作的反复而产生的节奏所决定的。

到了夏商时代，歌谣由描写劳动生产开始转为揭示社会面貌，成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的工具。歌谣从此具有阶级性质，题材的内容也大大扩展了。周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向封建经济过渡的时期，出现了一个灿烂的民歌时代，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国风中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小部分就是民歌，其数量占《诗经》的一半左右。其后的《乐府诗选》、《汉魏六朝民歌选》，又展示了民歌创作的又一高峰，其题材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广阔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形式从四言到五言，从五言到七言，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的《明清民歌选》明冯梦龙的《山歌》清杜文澜的《古谣谚》李调元的《粤风》等，都保存了不少古代优秀的民间歌谣。

我国人民历来爱唱歌，通过歌咏表达自己的心理和愿望，针砭时政，传达感情，交流经验，调节劳动。民歌是劳动人民心上的话，是他们斗争的武器、精神的食粮。人民群众热爱它，保卫它。“刀刀子拿来头割下，死不了还是这个唱法”（甘肃“花儿”)；“只有嘴巴抢不去，留着还要唱山歌”（云南民歌)；“唱到云开日头出，唱动天地口不渴”（安徽民歌)。唱歌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劳动唱歌，各种礼俗仪式唱歌，谈情说爱唱歌，生活的各种场合都有歌。我国还有多姿多彩的民间歌会，都有相当的规模，一直流传到今天。

(摘编自《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祭统》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乡土中国·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