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套袖

铁凝

①插队时，邻家姑娘总帮我们做针线。她话不多，手巧，全村妇女绣枕头、纳鞋底，几乎都用她出的花样。姑娘常年戴一副素净的套袖，显得勤快、干练。

②不久，她也送我一副布套袖，告诉我说，戴上它，省衣服。我没有省衣服的概念，戴上后只觉得多了一层从姑娘身上感觉过的气质。另外，冬春两季，冀中平原多风，有了套袖，黄风就灌不进袖筒了。

③我戴着套袖赶集，买菜籽、碱面；戴着套袖去公社参加“三夏”动员会；戴着套袖起猪圈，推碾子，摘棉花，下山药窑，烫四十个人吃的棒子面……

④我回城了。要办各种手续，戴着那副套袖东奔西跑，在各种纸片上盖过二十多枚公章。后来手续办完了，我的花套袖就没了。它丢得很自然，不知不觉。

⑤以后，在熟悉或陌生的环境里，我又见过很多戴套袖的人：严谨的银行出纳，结实的卖肉师傅，托儿所阿姨，传达室老伯，印刷厂捡字工，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工作的需要啊，我想。

⑥我没有想过我那副花袖套。

⑦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⑧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⑨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⑩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⑪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 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⑫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⑬“您是见老。”我说。

⑭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⑮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⑯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 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⑰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 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⑱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小格拉西莫夫

铁凝

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齐叔会讲故事，这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

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文学研讨活动。巧遇齐叔，我说，咱们顺路，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然后说，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年轻人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的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

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层厾打。齐叔说。

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画着画着还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给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摞着王某某。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走火入魔，你懂吧。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曲——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

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

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

（有删改）

命若琴弦

史铁生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方圆几百上千里的这片大山中，峰峦叠嶂，沟壑纵横，人烟稀疏，走一天才能见一片开阔地，有几个村落。

老少二人都赤着上身，各自拎了一条木棍探路。蹚起来的黄土干得呛人。这正是说书的旺季。天长，村子里的人吃罢晚饭都不呆在家里；有的人晚饭也不在家里吃，捧上碗到路边去，或者到场院里。老瞎子想赶着多说书，整个热季领着小瞎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紧走，一晚上一晚上紧说。老瞎子一天比一天紧张，激动，心里算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

“干咱们这营生的，一辈子就是走，”老瞎子说，“累不？”

小瞎子不回答，知道师父最讨厌他说累。

“我师父才冤呢。就是你师爷，才冤呢，东奔西走—辈子，到了没弹够一千根琴弦。”

“你那三弦子弹得还差着远呢。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我师父当年就这么跟我说。”

“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您师父我师爷说的。我都听过八百遍了。您师父还给您留下一张药方，您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付药，吃了药您就能看见东西了。我听您说过一千遍了。”

“你不信？”

小瞎子不正面回答，说：“干嘛非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付药呢？”

“那是药引子。机灵鬼儿，吃药得有药引子！”

“一千根断了的琴弦还不好弄？”小瞎子忍不住嗤嗤地笑。

“笑什么笑！你以为你懂得多少事？得真正是一根一根断了的才成。”

小瞎子不敢吱声了，听出师父又要动气。每回都是这样，师父容不得对这件事有怀疑。

老瞎子也没再作声，显得有些激动，双手搭在膝盖上，两颗骨头一样的眼珠对着苍天，像是一根一根地回忆着那些弹断的琴弦。盼了多少年了呀，老瞎子想，盼了五十年了！五十年中翻了多少架山，走了多少里路哇，挨了多少回晒，挨了多少回冻，心里受了多少委屈呀。一晚上一晚上地弹，心里总记着，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尽心尽力地弹断的才成。现在快盼到了，绝出不了这个夏天了。老瞎子知道自己又没什么能要命的病，活过这个夏天一点不成问题。“我比我师父可运气多了，”他说，“我师父到了没能睁开眼睛看一回。”

“咳！我知道这地方是哪儿了！”小瞎子忽然喊起来。

老瞎子不理他，心想，也许不该再带他到野羊坳来。可是野羊坳是个大村子，年年在这儿生意都好，能说上半个多月。老瞎子恨不能立刻弹断最后几根琴弦。

一天早起来小瞎子病了。一连好几天，老瞎子无论是烧火、淘米、捡柴，还是给小瞎子挖药、煎药，心里总在说：“值得，当然值得。”要是不这么反反复复对自己说，身上的力气似乎就全要垮掉。“我非要最后看一眼不可。”

“要不怎么着？就这么死了去？”“再说就只剩下最后几根了。”后面三句都是理由。

老瞎子又冷静下来，天天晚上还到野羊坳去说书。

就是这天晚上，老瞎子弹断了最后两根琴弦。两根弦一齐断了。

老瞎子把那两根弦卸下来，放在手里揉搓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们并到另外的九百九十八根中去，绑成一捆。

“明天就走？”

“天一亮就动身。”

小瞎子心里一阵发凉。老瞎子开始剥琴槽上的蛇皮。

“可我的病还没好利索，”小瞎子小声叨咕。

“噢，我想过了，你就先留在这儿，我用不了十天就回来。”

他想起这药方放进琴槽时，自己才二十岁，便觉得浑身上下都好像冷。

小瞎子也把那药方放在手里摸了一会儿，也有了几分肃穆。

“你师爷一辈子才冤呢。”

“他弹断了多少根？”

“他本来能弹够一千根，可他记成了八百。要不然他能弹断一千根。”

老瞎子回到野羊坳时已经是冬天。漫天大雪，昏暗的天空连接着白色的群山。没有声息，处处也没有生气，空旷而沉寂。所以老瞎子那顶发了黑的草帽就尤其躜动得显著。

若不是还想着他的徒弟，老瞎子就回不到野羊坳。那张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

老瞎子在药铺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他以为是一会儿，其实已经几天几夜，骨头一样的眼珠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的苍白。有人以为他是疯了，安慰他，劝他。老瞎子苦笑：七十岁了再疯还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再不想动弹，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干净。就像一根不能拉紧的琴弦，再难弹出赏心悦耳的曲子。老瞎子的心弦断了。现在发现那目的原来是空的。老瞎子在一个小客店里住了很久，觉得身体里的一切都在熄灭。他整天躺在炕上，不弹也不唱，一天天迅速地衰老。

直到忽然想起了他的徒弟，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可那孩子在等他回去。

茫茫雪野，皑皑群山，天地之间躜动着一个黑点。走近时，老瞎子的身影弯得如一座桥。

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

“您别死，再活几年，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师父久久不言语，最后说：“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目的本来没有。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

在深山里，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

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想那么等死。老瞎子懂得那绝不是装出来的悲哀。老瞎子把他拖进一个山洞，他已无力反抗。

终于小瞎子说：“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

“哪怕就看一回。”

“你真那么想吗？”

“真想，真想——”

老瞎子把篝火拨得更旺些。雪停了。铅灰色的天空中，太阳像一面闪光的小镜子，鹞鹰在平稳地滑翔。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地弹吧。”

“师父，您的药抓来了？”小瞎子如梦方醒。

“记住，得真正是弹断的才成。”

“您已经看见了吗？师父，您现在看得见了？”

小瞎子挣扎着起来，伸手去摸师父的眼窝。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

“记住，得弹断一千二百根。”

“一千二？”

“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琴槽里。”老瞎子现在才弄懂了他师父当年对他说的话——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

“怎么是一千二，师父？”

“是一千二，我没弹够，我记成了一千。”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张无字的白纸……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选自史铁生小说集《命若琴弦》，有删改）

镶牙左

袁炳发

镶牙左原来叫左狗剩。

左狗剩小时候得麻疹，病好后，爹乐呵呵地说：“狗嘴里捡了条命，就叫狗剩吧。”

左狗剩八岁这年的春分时节，苇子沟流行一场怪病，爹娘全死了。

苇子沟还死了很多人，而左狗剩再次活了下来。

左狗剩成了孤儿。

没了爹娘的孩子苦，从此左狗剩开始东一家西一家地讨饭吃。

用左狗剩自己的话说：苇子沟家家户户都吃了个遍。

苇子沟的人说：狗剩这孩子机灵懂事，眼里有活儿从来闲不着，吃饭不但看人脸色，而且净挑剩菜剩饭吃。

左狗剩吃百家饭长成了大小伙子，只是后天的缺欠没办法，他还是瘦瘦弱弱的。

长大了的左狗剩，去隔壁大王镇王大牙医的诊所当了伙计。

寄人篱下的日子终究不好过，左狗剩不爱言语、胆小怕事。

一只老鼠在他面前跑过，他都要吓得大叫一声。

大王镇的爷们就都嘲笑他，说他是连半个女人都不如的男人。

左狗剩当了诊所的伙计不久，日本兵来了，人们开始心惊肉跳地过日子。

临近年关，诊所里要进一些紧缺的药材。别人拖家带口事事忙，只有左狗剩光棍一条没什么牵挂。左狗剩做事又不张扬、稳当，以前跟王大牙医也去过几趟哈尔滨，王大牙医就把这事儿交给了他。

那时去哈尔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沿途经常有胡子出没打劫，弄不好会把命都搭上的。

小年儿那天早上，左狗剩喂饱了马，套上了爬犁。

王大牙医特意嘱咐他说：“把钱藏好，早去早回。”

左狗剩点点头，坐上爬犁，挥鞭“驾”的一声，马爬犁便沿着雪道一溜烟儿地上路了。

一路上，他牢记着掌柜的嘱咐，紧赶慢赶，没出什么事。

挨近韩家洼子眼瞅着快要到哈尔滨时，马突然停下，站在那儿“喷儿喷儿”地打起了响鼻。

左狗剩看过去，原来雪路上横倒着一个人。

左狗剩坐在马爬犁上没动，他朝那人喊话，那人丝毫动静没有。

左狗剩立时吓出一身冷汗，以为自己中了胡子设下的埋伏。

他想掉头往回跑，可又一想，掌柜托付的事还没办。犹豫了半晌，左狗剩咬咬牙，慢慢走下爬犁，拿起一根木棒，一步一步向那人走了过去………

家里的王大牙医急了，这左狗剩走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回来？

十几天后，左狗剩回来了，还带回了要买的药材，只是跟王大牙医交代完这次买卖后，左狗剩就离开了大王镇。

几个月后，左狗剩回到了苇子沟。此时，左狗剩的一身行头光鲜体面，看上去很是精神干练，言谈举止间了无旧日瘦弱的影子。

没多久，苇子沟就有了一家专以镶牙为主的牙所，主人就是左狗剩。

这在苇子沟还是独一份，相继治好了十几个别人治不好的牙病之后，左狗剩便出名了。

镶牙左的名字在苇子沟被人叫开了。

镶牙左人好，不忘本，逢年过节还不忘带着礼品去王大牙医家拜年，就是当年他吃过饭的那些人家，遇到困难他都要出手相帮。

日本人也经常光顾镶牙左。

日子久了，就有闲言，说镶牙左不该给日本人治牙，没骨气。

镶牙左听后，说：“我是牙医，对牙不对人。”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日本兵营里有人陆续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本人就加强了苇子沟的治安管理。夜里，兵营还增加了岗哨。

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苇子沟的人隔三差五地就能看到日本人的人头被悬挂在东门的城墙上。

有一天，人们竟看到了四个日本兵的人头，被一截铁线串连在一起，挂在城墙上。

日本人在苇子沟挨家挨户大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一切来得似乎是那么突然，镶牙左失踪了。随着镶牙左的失踪，人们在城墙上看到了日本人悬赏镶牙左的告示。

苇子沟的人这才知道，一切均是镶牙左所为。

苇子沟的人开始不无敬佩地议论镶牙左：那么胆小瘦弱的镶牙左，哪来得那么大劲儿，一个人拿下四个日本人的头呢？

苇子沟的人怎么也想不通，所以这一直是个谜。

解放后多年，苇子沟人在县志上看到这样一条记载：镶牙左原名左狗剩，1916年生于苇子沟城西门外。左狗剩在一次去哈尔滨的途中，路救珠河游击队指导员，后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受组织派遣，到苇子沟以牙所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在做地下交通工作时，暗杀日本人无数，后身份暴露撤离，转战汤旺河、小兴安岭各地，1945年在萝北县歼敌战斗中牺牲，时年29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