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通过创造意象和意境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清代的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里的“情”，是指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景”是指客观世界，它们在诗中融合在一起。意象和意境的创造都离不开客观的物和景，它们是经过诗人主观思想感情的【A】筛选、提炼、浸润而形成的。同是写菊花，陶渊明笔下的菊花同李清照笔下的菊花是不一样的，同时又都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菊花。诗人在描写物象的时候，总是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创造意象、营造意境，都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情景交融。

②而意境的特征又不止于情景交融，它【B】突破、超越了具体的意象，从有限到达无限，从具体升华到空灵；它启发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进入到诗人所创造的无限丰富和广阔的艺术空间，去体会和领悟诗人寄寓诗中的对社会、历史，乃至宇宙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意象可以从诗歌的具体描写中去捕捉，而意境则须于笔墨之外得之。

③下面试以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著名的短诗《鸟鸣涧》来作一些分析。全诗如下：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

④诗人所描写的落花、空山、月出、鸟鸣、深涧几种景象，都是客观生活中存在的，一经王维写到诗里，就跟我们平日的所见所闻不同，每一种物象都包含了诗人独特的感受，这就构成了诗的意象，再经诗人的融合，成为有机的艺术整体，创造出一种幽静、【甲】恬适、优美的意境。这意境中寄托了诗人对生活的认识、感情、理想和追求。

⑤王维所抒发的闲静恬适的思想感情，是通过他在山中居处时感受最深切的几种景象来表达的。首句中的“闲”字和次句中的“静”字，是我们体味这首诗意象和意境的关键。“闲”在这里并不是指空闲，没有事情可做，而是指悠闲、恬适，包含着对官场、名利、人事纷争等种种尘世烦扰的厌恶和回避等感情。诗人正是由于有这种宁静恬适的心境，才能看到、听到、感受到他写进诗中的那些景象。“空山”的意象就是如此。这里的“空”，不是空无一物的“空”，而是空寂的“空”，体现的是一种宁静的境界。这里的“空山”是独特的，已不再是原来的客观景物，而是带有诗人浓厚感情色彩的诗歌意象了。诗中的“月出”和“鸟鸣”是相互关联的两种意象，月亮出来会使树上的宿鸟惊醒。这种景象辛弃疾也写过，他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有句云：“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两诗虽情景近似，但着意点不同。辛词重点写动，写有声，写与农民相通的丰收的喜悦。王维这首诗是以动写静，以有声写无声。花落是动的，月出是动的，宿鸟因月出而惊起也是动的。唯其动，也就更能显出山中的空寂。在这一具体的环境气氛之中，诗人对静的感受是来自动态和有声的，因而这种静就不是一般的静，而是表现了诗人独特感受和思想感情的静。这首诗由几种关联的意象【C】融合、联缀而创造出的诗的意境，是一种宁静幽深的艺术境界。这宁静又不同于死寂，是充满生机而【乙】（juàn） 永的，它充分显出迷人的自然美，并由此表现出一种诗意和风致，使读者从中具体感受到诗人一颗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诗心。可见，诗的意象和意境，不仅浸润了诗人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情，而且还体现出诗人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取材于周先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与读者的接受》）

商王朝的国家结构，是商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以往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是与秦汉以后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属于邦国联盟。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局限性。针对这二者的局限性，我提出“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以商代而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基础上的。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小臣丑”，是商王朝的官员；考古发现，山东青州一座诸侯墓葬内出土铸有“亚丑”族徽铭文的大铜钱。我认为，二者原本属同一诸侯邦国，联系《尚书·酒诰》“内服”和“外服”的划分，“小臣丑”是从外服诸侯系统的“亚丑”诸侯邦国派往朝廷担任官职者，成为内服百官系统的一员。这种外服系统的诸侯邦国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朝为官，就在于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缘故；来自外服的在朝为官者，既是联结内服和外服的纽带，也是商王对诸侯邦国的一种统治方式。《尚书·酒诰》记载商王朝国家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其内服为百傣、庶尹、亚服、宗工、百姓、里君等，属于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向、男、卫、邦伯等，属于诸侯邦国系统。《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铭文“惟殷边侯田（外服）粤殷正百辟（内服）”对应起来。这种用地下出土的《大盂鼎》和甲骨文等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尚书·酒诰》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借用了复合函数中函数套函数的概念，把住于中央的王国（即王邦）视为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把外服的诸侯邦国视为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二者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权的支配。这样，夏商西周时期，一方面，包括各个隶属于王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它们都以王为“天下共主”，也都愿意接受夏王、商王和周王支配，并形成了华夏礼制的正统观念。这一点，用“邦国联盟”说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诸侯邦国，都是世卿世禄，各个诸侯邦国都具有不完整的主权，有的与王的关系还处于时服时叛状态。在社会特征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属于宗主贵族社会，它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官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结构上，王朝内世袭的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被任免的地方郡县行政，并不相同。这一点，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说是无法解释的。

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还可以解释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问题。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中，其王朝国家的构成是多元的，但整个王朝国家又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所以，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总之，“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说，揭示了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摘编自王震中《商王朝的多元一体复合制结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