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

契诃夫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车夫姚纳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姚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姚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

为了表示同意。姚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掉下来……

姚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姚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姚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撬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快点跑！”

姚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姚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

姚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姚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人的背形。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姚纳的胸腔裂开，那种苦恼瀼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纳已经回到大车店。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新声四起。姚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姚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姚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盖好被子，头蒙上，睡着了。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

“去看一看马吧。”姚纳想。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姚纳问他的马说，“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看就好了……”

姚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姚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文本有删改）

凶犯

[俄]契诃夫

在法院审讯官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无比的庄稼汉，穿着花粗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他的脸上胡子拉碴的，一脸的麻子，两条浓眉耷拉着，让人很难看清他的眼睛。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冷漠。他还光着脚。

“杰尼斯·格里戈里耶夫！”审讯官开口说道，“你往前站一点儿，回答我们的问题。本月7日，也就是7月7日早晨，铁路护路员巡查路况时，在141俄里处，当场发现你在拧铁轨上用来固定枕木的螺丝帽，瞧，就是这种螺丝帽……他便把你和螺丝帽扣留了。是这样吗？”

“啥？”

“事情是护路员说的那样吗？”

“是的。”

“好的。嗯，那你拧螺丝帽干嘛？”

“啥？”

“你别老‘啥、啥’的，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拧螺丝帽干嘛？”

“要是不干嘛，我就不去拧了。”杰尼斯声音嘶哑地说，斜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你用螺丝帽做什么？”

“就那种螺丝帽吗？我们用它做钓鱼坠儿……”

“你说的‘我们’是指哪些人？”

“我们，就是老百姓呗……也就是克利莫夫斯克村的农民。”

“听着，老兄，你别跟我装糊涂了，用不着胡扯什么钓鱼坠儿！”

“我打娘胎里生下来就没撒过谎，在这里我敢撒谎吗……”杰尼斯嘟嚷着，眨巴着眼睛，“再说了，大人，没有坠儿能行吗？你把鱼饵或者蚯蚓挂到鱼钩上，要是没有坠儿，它能沉到水底吗？我撒谎了吗……”杰尼斯发出了一阵冷笑。

“这样说来，你拧下这个螺丝帽就是为了拿它做鱼坠儿了？”

“不为这个又为啥呢？它又不能当羊拐子玩儿！”

“你也可以拿铅块、子弹壳做坠儿啊，或者钉子什么的……”

“铅块在路上捡不到，得去买，而钉子又不合适。螺丝帽虽然难弄，但比其他东西都要好……很沉，而且有个窟窿。”

“你装什么糊涂！难道你还没弄清楚，笨蛋，你这一拧会拧出什么后果？如果护路员没有发现，火车就有可能脱轨，就会死很多人！而这些人是你害死的！”

“大人！我干嘛要害他们呢？难道我是恶棍吗？”

“在你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火车出了事故呢？你虽然只拧掉了两三个螺丝帽，但也许火车就是因为这而出了事！”

杰尼斯阴笑着，半信半疑地眯起眼睛看着审讯官。

“得了吧！这些年来，全村人都在拧螺丝帽，还不是照样平安无事？假如我撬了铁轨或是搬了一根木头放在铁路上，哎呀，那么，火车可能会被撞翻，可是……还！就那么一个螺丝帽！”

“你知道不，就是那些螺丝帽把铁轨固定在枕木上的！”

“这个我们懂……我们又没拧下所有的螺丝帽……还留着许多呢。”

杰尼斯打了个哈欠，并在嘴巴上画了个十字。

“去年这里就有一列火车脱轨，”审讯官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去年的火车脱轨……我终于弄明白了！”

“您可是读过书的人，所以您是懂道理的人，您刚才所说的，句句在理。而那个护路员不过就是个乡巴佬，什么都不懂。他抓住我的衣领就把我给拽来了。…”

“你听着，《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规定：凡蓄意破坏铁路，致使该路上行驶中的运输工具发生危险，且肇事者明知该行为有可能将造成灾难……不可能不知道，拧掉螺丝帽会引发什么后果……该肇事者当判处流放并服苦役。”

“您当然知道得最清楚了……可我们是睁眼瞎……我们哪懂这些啊！”

“你其实什么都懂！你只是在撒谎，装糊涂而已！”

“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如果您不信，就到村里去问问没有鱼坠只能钓到欧缠鱼。”

“嗨，住嘴……”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杰尼斯不时地变换双腿的位置，望着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使劲儿地眨巴着眼睛，仿佛他看到的不是铺着绿绒布的桌子，而是刺眼的阳光。审讯官在快速地写着什么。

“我可以走了吗？”杰尼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行。我得先把你抓起来，然后让你去坐牢。”

杰尼斯不再眨眼，微微抬起浓眉，疑惑地望着审讯官。

“为什么要坐牢呢？大人，我没空，我还得去赶集呢，还得到叶戈尔那里要回三卢布的油钱。…”

“住嘴，别吵了……”

“如果真的犯了事，我也认了，可就这样去……要是您怀疑我欠税，我的大人，您可别相信村主任……村主任算账时净作假，这一点我可以向老天爷赌咒……”

“我烦透你了，喂，谢苗！”审讯官吼道，“把他带下去！”

“我们家三兄弟，”杰尼斯嘟囔着，两名强壮的法警正拽着他走出审讯室，“兄弟帮兄弟又不是义务……兄弟交不上税，而我杰尼斯却去承担什么责任……你是什么狗屁法官！……你们应该靠本事断案，不应该无中生有……哪怕是该被刀副，也得犯了事才行啊，也要凭良心啊……”

（朱宪生译，有删改）

俄罗斯性格

（苏联）阿·托尔斯泰

当德国鬼子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我的朋友叶戈尔·德略莫夫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了第二弹后，坦克着起火来。驾驶员丘维略夫拖着他爬过一个又一个弹坑到救护站去。

叶戈尔·德略莫夫活了下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八个月，做了一次又一次整形手术，医生给他重新做了鼻子、嘴唇、眼睑和耳朵。八个月之后拆掉绷带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面孔。那个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的护士，把身子转了过去，抽泣起来。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他说：“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就这副嘴脸也一样能活下去，一样能回到战场。”

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

他下了车后步行了十八俄里。四面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潮湿，周围阒无人迹。冰冷的风不停地吹开他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耳边孤独凄凉地呼啸。等他进得村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插在大衣兜里，摇了摇头，转过身斜插着走到父母住的房子侧面，站在齐膝深的雪里弯下身子往窗里探望。叶戈尔·德略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搐。

他打开篱笆门进了院子，走上台阶敲起门来。母亲在门里应声问道：“是谁呀？”他回答说：“是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

他的心剧烈地跳出来，使他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就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自己的声音。动了多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变了，变得嘶哑不清了。

“玛利娅·波莉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德略莫夫上尉托我给他母亲捎口信问好来了。”

母亲立即打开门，扑到他跟前，握着他的双手问道：“我的叶戈尔活着吗？他身体好吗？您这位大哥请进屋去吧！”

叶戈尔·德略莫夫在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开始对母亲讲她儿子的情况，也就是讲自己的情况，讲得很详细：讲他吃得怎样，喝得如何，什么也不缺，身体一直很好，总是快快活活；同时也讲了他和他那辆坦克参加过的战斗，但是讲得很简单。

“请您告诉我，打仗是不是挺可怕的？”母亲打断他的话这样问道，一面用那双黑黝黝的、此刻对他视而不见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是的，老妈妈，当然是挺可怕的。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来了。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在门槛上跺了跺已经穿破了的毡靴，不慌不忙地解下围巾，脱掉短皮大衣，然后走到桌子跟前和客人握手问好。啊，这是他多么熟悉的手啊，这就是他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父亲用来惩罚他的那只又宽又大的手啊！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便坐了下来，半闭着眼睛，也开始听着他讲的那些事。

德略莫夫上尉坐的时间越长，把自己的事当成别人的事讲得越多，就越是没有办法把真相和盘托出，坐在父母的桌子面前，他既觉得幸福温暖，又感到委屈心酸。他们就像当年那样坐下来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德略莫夫上尉才发觉母亲特别留神地盯着他握勺的那只手。他苦笑一下，这时母亲抬起头来，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

父母在火炕上腾了一个地方给他睡。在隔扇的那一边，父亲不时轻轻地打着鼾；母亲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上尉用双手捂着脸趴在那里，心里想道：“妈妈呀，我的妈妈呀！难道到这会儿你还认不出我来！难道你就认不出这是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要走，而且明天就走。

他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团队。战友们怀着由衷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归队，这就使他卸下了那个把他折磨得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包袱。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

“你好，我最最亲爱的儿子。我真怕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是。有一个人从你那儿到咱家来过，这个人好极了。他本来打算要住几天的，可不知为什么收拾起东西说走就走了。打那以后，我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总觉得那是你回来过。你爹为了这个尽骂我，他说：‘你这个老婆子发疯了吧，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孩子，难道他不会明说吗？……他干嘛要瞒着呢？如果他的脸变得和来过咱家的这个人那样，咱们该感到自豪才对。’你爹老是想要把我说服，可是我这颗做娘的心呀，却还是一个劲地认准了，小叶戈尔呀，你给我写封信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我真是疯了不成？……”

叶戈尔·德略莫夫把这封信给我看了。我对他说：“傻瓜呀，你这个傻瓜！快给你母亲写封信请罪吧！别把她折腾疯了……她就那么稀罕你的脸蛋子了？！因为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还会更疼你哩！”

他当天就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双亲：请原谅我糊涂不懂事，回过咱家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你们的儿子……”

过了几天，我和德略莫夫正站在靶场里，一个士兵跑来对他说：“大尉同志，有人找您。”这个士兵虽然站得规规矩矩，可是脸上那副表情好像打算去喝二两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我们动身回镇上去，当走近我和他合住的房子时，我看见他六神无主，无缘无故地一个劲儿地清嗓子……我想：“坦克手呀，你这个坦克手，怎么还会这样紧张！”我们走进屋去，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听见他说了一声：“妈妈，你好哇！这是我呀！……”于是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扑上去紧贴在他的胸前。

是啊，这就是俄罗斯性格！看来，一个人是平凡的，但是，当严峻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的心中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桥边的老人

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76岁了。我已经走了12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教版《小说阅读》选修教材）

汽车等着的时候

欧·亨利

夜幕初降，这位身穿灰色衣服的女子又来到那宁静的小公园里的那个宁静的角落。坐在长椅上看书。她的衣服灰色朴素，她的脸蛋非常漂亮。前一天和再前一天，她都在同一时间来到这里。有一个年轻人知道这件事。

这个年轻人走近前来。就在这一刹那间，她的书滑出了她的手指，落在地上。那年轻人捡起来，有礼貌地将书还给那女孩子，说了几句关于天气的话，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着。

那女孩子看看他朴素的衣服和平凡的脸。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坐下，”她用女低音说，“光线太差了，不宜看书。我倒愿意谈谈。”

“你知不知道，”他说，“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我昨天就看见你了。”

“不管你是谁，”那女孩子用一种冷冰冰的语气说，“你必须记住我是一个有身份的女人。”

“请原谅，”这个年轻人说，“这是我的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在公园里有些女孩子，你知道——当然你不会知道，但是……”

“好啦，别说啦，我当然明白。现在来谈谈这条路上的人吧。他们都去向何方？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忙？他们快活吗？”年轻人没有回答，那年轻人不明白他应该扮演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跑来坐在这儿，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可以接近普通群众。我跟人说话是因为我要跟一个未受金钱玷污的人说话。哦，你不知道我多么讨厌它——钱，钱，钱！还有那些包围我的男人。我讨厌享受，讨厌珠宝，讨厌旅行。”

“我一直认为，”年轻人说，“金钱一定是一样很好的东西。”

“当你拥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兜风、宴会、戏院、舞会、晚餐！我讨厌这一切。”这位年轻姑娘说。

小伙子颇有兴趣地看着她。“我一直喜欢，”他说，“读到或是听到有关富人生活的情况。而且我一向认为香槟酒是连瓶冰镇，而不是把冰搁杯里的。”

“哦……，是的，我们闲着无聊有时就靠标新立异来找消遣。目前流行的花样是把冰块搁在香槟酒里。”女孩子岔开话题，“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有朝一日爱上一个人，我要爱一个普通的人。——你的职业是什么？”

“很低微，但是我希望出人头地。你说你能够爱一个普通人，是真的吗？”

“当然。”她说。

“我在一家餐厅工作。”他说。女孩子缩了回来。

“不是当跑堂吧？”女子略微带着央求的口气说。

“我在那家餐厅里当出纳员，也就是那家你现在看得到的有着耀眼的电灯招牌的餐厅。”

女子看看表，站了起来，“你怎么不上班呢？”她问。

“我上夜班，”小伙子说，“我得一个钟头之后才开始工作，我还有希望再见到你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必须快走。哦，今晚还有一个宴会和一个音乐会呢。也许你来的时候注意到一辆停在公园拐角上的白色汽车吧？”

“红色轮子的那辆吗？”年轻人说。

“哦？……对，我总是坐那辆车来。司机在那里等我，晚安。”

“现在天色挺暗了，”年轻人说，“公园里人杂。我能陪你走到汽车那边吗？”

“假如你尊重我的愿望，你得在我起身后再在这条凳子上坐10分钟。”她去了。

年轻人看着她那优雅的身姿，然后站起来，悄悄跟着她。

她走到公园门口时，她转过头来看看那辆汽车，在它边上走过，穿过喧闹的大街，走进那有着耀眼的电灯招牌的餐厅。一位红发女郎离开出纳员的桌子，这位穿灰色衣服的女子接替了她。

年轻人把手插进口袋里，慢慢地沿大街走去。迟疑地逗留了片刻，然后他跨进那辆等着的汽车，舒舒服服地往座垫上一靠，吩咐司机说：“亨利，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