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望北哨所

石钟山

①这是她第一次来望北哨所。

②“望北”这个名字，她已经很熟悉了。他军校毕业分配到部队后的第一封来信，地址就写着“望北”两个字。信中是如此描绘望北哨所的：高原，陡峭的山石，呼啸的山风，洋洋洒洒的落雪，虽然凄凉了一些，但却是那么有韵致。

③自从他去了望北哨所，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有手机却没有信号。冬天，哨所和山下邮路不通，到了春天，她会一口气收到他写给她的几十封信。她知道，他也是这样。读信的顺序只能依据邮戳的时间，有时邮戳上的时间也相同，她只能随机拆开一封信。这样读信，让她有种时光倒流之感：前一封信他还在描述哨所上看到的夕阳、界碑、边境线，下一封信又是满山大雪，混沌一片了。

④他也会出现在她的梦里；他走在崎岖的巡逻线上，刚才还阳光明媚，转过一个山头就暴雪漫天了；一个战士因缺氧晕倒在巡逻路上；哨所的后山上，他们新建的蔬菜大棚正长出绿油油的蔬菜……她在梦中醒来，心就像荡秋千，高低视线，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她知道，自己做的不是梦，只是还原他信里描述的不同场景而已。她从小就对军人职业充满敬仰，青春、热血、英雄这些令她心动的字眼，一直和军人密切相关。他在信中说：军人就是牺牲，奉献，戍边保家……联系断断续续，他们的爱情便如梦如幻。有时她觉得离他很近，有时又很远，但她心中的诗意一直澎湃着，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⑤她对望北充满了神秘的渴望，甚至整个西藏都对她充满诱惑。她还学会了当年流行的一首歌：“坐着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他们约好了，就在秋天，藏北最美丽的季节，格桑花开遍雪山脚下，她去望北哨所找他。然后他休假，带她去看神秘的布达拉，开启他们的新婚之旅。多么惬意和丰富的旅行呀！

⑥她终于来了，先是飞到了日喀则，又坐上了兵站的长途运输车。她果然看到了山间草地上盛开的格桑花，一片又一片，像怒放的生命之火，她的心便也随之燃烧起来。车队在悬崖峭壁间的公路上盘绕，越驶越高，她感到头疼恶心，视线也模糊起来。司机拿出氧气袋让她吸，告诉她，到了雪山之巅就到了望北哨所。可雪山似乎成了恒定的目标，车开了好久，似乎离雪山还是那个距离。两天之后，车队终于行驶到雪山脚下。似乎山上刚下过雪，车队又行驶了一段路，终于被大雪阻断了。眼前没了路，到处都是皑皑白雪。老兵在车里失望地告诉她，望北哨所去不成了，大雪封锁了他们的去路。雪消融之时，才是他们上山的时候。

⑦她绝望地站在车下，顺着老兵的指引，看到了山顶一排房子，遥远而又模糊，“那就是望北哨所”。她看见石头房子外聚集了一排士兵，他们一起向山下招手。她知道，他一定会在人群中。可是，她分不清哪个是他。

⑧她忽然想起了她的腰带，这是“本命年”买的腰带，红绸布制作的，是上次他探亲回家时她买的，每人一条。她从腰间解下那条红色的绸带，冲着山上挥舞着。突然，她看到山上人群中也飘起了一条红绸带。挥舞红绸带的人，一定就是他了。两人隔着雪地，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就那么挥舞着。在大雪皑皑的一片白色中，红绸带是那么醒目鲜艳。

⑨那一次，她无功而返，尽管哨所近在咫尺。她回去后，给他写了很多信，却没收到一封回信。她知道，大雪仍然封山，他们的信都在邮路上。

⑩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雪已经融化了，一封电报却先期而至。他在巡逻路上……

⑪再次来到哨所时，她只看到了他的墓地。哨所山后，生长着一棵松树，唯一的一棵松树。他就葬在那棵树下。她来了，他却失约了……

⑫她把那条红绸带系在了那棵唯一的松树上。下山走了好久，她回望望北哨所时，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唯有那条红绸带仍在风中飘舞，那一点红，越来越醒目。

　　（选自2021年5月7日《解放军报》,有删改）

我的轮椅

史铁生

坐轮椅竟已坐到了第二十二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这实在让人没想到。1980年秋天，“肾衰”初发，我问过柏大夫：“鄙人刑期尚余几何?”她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这不是玩笑——问答就此打住，急忙转移了话题，便是证明。十年，如今已大大超额了。

用过手摇的轮椅，结构近似三轮摩托，唯动力是靠手摇。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馈赠。那轮椅我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读书，去“知青办”申请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里风驰或鼠窜，到城郊的旷野上看日落星出……摇进过深夜，也摇进过黎明。

1979年春节，摇着它，柳青骑车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去《春雨》编辑部参加了一回作家们的聚会。在那儿，我的写作头一回得到认可。那是座古旧的小楼，又窄又陡的木楼梯踩上去“嗵嗵”作响，一代青年作家们喊着号子把我连人带车抬上了二楼。大家或坐或站，一起吃饺子，读作品，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真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所以，这轮椅殊不可以“断有情”，最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

两腿初废时，我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我抬进院子，一见那青天朗照、杨柳和风，决心即刻动摇。又有同学和朋友们常来看我，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心就越发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也算不得什么丑事。于是有了平生的第一辆轮椅，那是邻居朱二哥设计的。父亲捧了图纸，满城里跑着找人制作。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并数根废弃的铁窗框。母亲为它缝制了坐垫和靠背，后又求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书桌、饭桌乃至吧台就都齐备。

我在一篇题为《看电影》的散文中，也说到过这辆轮椅：“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电影院），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凌，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

那一辆自制的轮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但是下一辆真正的轮椅来了，母亲却没能看到。

那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一辆正规并且做工精美的轮椅，全身的不锈钢，可折叠，可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除了这辆轮椅，还有一件也是我多么希望母亲能看见的事，她却没能看见：1983年，我的小说得了全国奖。得了奖，像是有了点儿资本，这年夏天我被邀请参加了《丑小鸭》的“青岛笔会”。我执意要连人带那辆手摇车一起上行李厢，理由是下了火车不也得靠它！

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其实是众人推着、背着、抬着我，去看中国。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阳。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所谓“给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实是借口，那时我真的摇进了爱情，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希米成了我的妻子。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浪，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软，一旦颠簸其间，竞是石头般的坚硬。

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了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大家都说“这车上必有福将”，我心说我呀，没见轮椅上那个“福”字?1996年迈平请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飞机缓缓降落时，我心里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学问的话：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国呀！转年立哲又带我走了差不多半个美国，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立哲是学医的，其实他心里全明白。他所以急着请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学一向是：命，干吗用的?单是为了活着?

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过世。大伙儿推着、抬着、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都是回忆了。这辆轮椅，仍然是不可“断有情”的印证。我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如今我已年近花甲，手摇车是早就摇不动了，“透析”之后连一般的轮椅也用着吃力。上帝见我需要，就又把一种电动轮椅放到我眼前，临时寄存在王府井的医疗用品商店。妻子逛街时看见了，标价三万五。她找到代理商，砍价，不知跑了多少趟。两万九?两万七?两万六，不能再低啦。好吧好吧。希米偷着笑：“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买的！”这东西有趣，狗见了转着圈地冲它喊；孩子见了总要问身边的大人：它怎么自己会走呢?这东西给了我真正的自由：居家可以乱窜，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

时隔三十几年我居然上了山——昆明湖畔的万寿山。坐在山上，看远处天边的风起云涌，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有个回答突然跳来眼前：扶轮问路。尼采说“要爱命运”，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爱命运”既是爱上帝——上帝创造了无限种命运，要是你碰上的这一种不可心，你就恨他吗?“爱命运”也是爱众生——假设那一种不可心的命运轮到别人身上，你就会松一口气怎的?而凡·高所说的“经历生活”，分明是在暗示：此一处陌生的地方，不过是心魂之旅中的一处景观、一次际遇，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