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余梦

孙犁

我住的大杂院里，有一棵大杨树，树龄至少有七十年了。

它有两围粗，枝叶茂密。经过动乱、地震，院里的花草树木，都破坏了，唯独它仍然矗立着。这样高大的树木，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确实少见了。

我幼年时，我们家的北边，也有一棵这样大的杨树。我的童年，有很多时光是在它的下面，它的周围度过的。我不只在秋风起后，在那里拣过杨叶，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像一条条的大蜈蚣；在春天度荒年的时候，我还吃过杨树飘落的花，那可以说是最苦最难以下咽的野菜了。

现在我已经老了，蛰居在这个大院里，不能再向远的地方走去，高的地方飞去。每年冬季，我要生火炉，劈柴是宝贵的，这棵大杨树帮了我不少忙。霜冻以后，它要脱落很多干枝，这种干枝，稍稍晒干，就可以生火，很有油性，很容易点着。每听到风声，我就到它下面去拣拾这种干枝，堆在门外，然后把它们折断晒干。

在这些干枝的表皮上，还留有绿的颜色，在表皮下面，还有水分。我想：它也是有过青春的呀！正像我也有过青春一样。然而它现在干枯了，脱落了，它不是还可以帮助别人生起火炉取暖吗？

我的青春的最早阶段，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度过的。保定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荒凉的城市，但也是很便于读书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我待了六年时间。在课堂上，我念英语，演算术。在课外，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领了一个小木牌，把要借的书名写在上面，交给在小窗口等待的管理员，就可以拿到要看的书。图书管理员都是博学之士。星期天，我到天华市场去看书，那里有一家卖文具的小铺子，代卖各种断书。我可以站在那里翻看整整半天，主人不会干涉我。我在他那里看过很多种新书，只买过一本。这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不大到商务印书馆去，它的门半掩着，柜台很高，望不见它摆的书籍。

读书的兴趣是多变的，忽然想看古书了；又忽然想看外国文学了；又忽然想研究社会科学了，这都没有关系。尽量去看吧，每一种学科，都多读几本吧。

后来，我又流浪到北平去了。除了买书看书，我还好看电影，好听京戏，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一些科班名角。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

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

无论保定还是北平，都曾使我失望过，痛苦过。但也都给过我安慰和鼓舞，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我在那里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也爱过人，同情过人。写过诗，写过小说，都没有成功。我又回到农村来了，又听到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

后来，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关于这，我写得已经很多了。

战争，充实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价值如何？是欢乐多，还是痛苦多？是安逸享受多，还是颠沛流离多？是虚度，还是有所作为？都不必去总结了。时代有总的结论，总的评价。个人是一滴水，如果滴落在江河，流向大海，大海是不会涸竭的。正像杨树虽有脱落的枝叶，它的本身是长存的。我祝愿它长存！

1982年12月6日清晨

（有删改）

文本一：

看花的姿态

迟子建

我是白先勇先生的读者。他的《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我眼里就像两棵灿烂的花树。白先勇先生用那支生花妙笔，让尹雪艳和金大班这两个花树般的人物，获得了地久天长的绚丽。

四月底，青岛的春天正热闹着，白先勇先生来到了中国海洋大学。我刚好在那里给人文学院的学生讲《额尔古纳河右岸》，得以相识。白先生初来青岛，可他似乎并没特别的兴致看风景，他喜欢呆在屋子里。王蒙先生请他出来参加活动时，他才会下楼。天凉时，他披着一件人字呢大衣；天暖时，则是一件中式便服。他闲闲的，淡淡的，似乎与春天有着某种隔膜。

我曾经看过白先生的《树犹如此》，是怀念他的朋友王国祥的，写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文章中，他多次写到花和树。王国祥离去了，白先生家花园中的一棵高大的意大利柏树也随之枯死，花园荒芜了。那株青烟般消失的树，在花园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这道缺口，被白先生形容为“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其内心的苍凉之情，可想而知。我想白先生一定是因为看了太多繁华的“春”，胸中弥漫着旧时光中花朵的沉香，才会在春光中如此的超然、安详。

但他还是爱花的。海大校园中的樱花开得正盛，一树又一树的樱花让他一再驻足观赏，叹息着“太美了，太美了！”他看花的眼神是怜惜的；三月三，大家到崂山的太清宫去，在一处殿门前，逢着一丛朝霞般鲜润的花朵。我看了一眼，便说：“这是芍药。”白先生走过去，大叫：“不是芍药，是牡丹啊！”白先勇先生自从将汤显祖的《牡丹亭》搬上昆曲舞台后，对牡丹可谓情有独钟。对于即将要去北京参加青春版《牡丹亭》百场演出的白先生来说，这丛牡丹，无疑是老天为他写就的福音书啊。那丛牡丹姿态灼灼，开得恰到好处，飘洒，浓艳，馥郁，白先生啧啧惊叹，连称：“不得了，不得了！”我对他说，将来第一百零一场的《牡丹亭》，去哈尔滨演出吧，白先生笑着说自己没有去过哈尔滨，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带着《牡丹亭》到这里演出。

今年的哈尔滨酷热难当。这个时候，我会放下笔来“歇伏”，以读书为主。好书是可以带来清凉的。

我从书架上将郑愁予先生赠送的三本诗集取下。去年十一月我在香港浸会大学时。郑愁予先生刚好由耶普大学到香港大学讲学。愁予先生的诗歌，韵律优美，婉约惆怅，在港台影响极大。他与白先勇先生一样，根扎在台湾，后来到美国发展，执教于名校。愁予先生爱酒。他和他夫人梅芳请我去兰桂坊，我感受到他爱酒之切。在那家俄罗斯人开的酒吧，他披着大衣，在零下三十多度的环境中品尝威士忌。愁予先生喝酒之后，谈笑风生，出口就是诗，他的热情能把一个冰冷的人都点燃。近午夜时，愁予先生举着杯，邀我到阳台看海。与其说是看海，不如说是赏月，那晚上的月亮实在太明了。海上月光飞舞，好像海上生了一片白桦林。愁予先生无限感怀，轻轻地哼起歌来。那低沉而忧郁的歌儿在月色中回旋，宛如夜鸟的翅膀轻触着花树。

愁予先生的诗歌意象绮丽，比如他写长城：“长城像一个担夫担着群山，从地平线上彳亍走来。”他写“塔”：“塔，乃天问的形式吗？”他写微醺的状态：“微醺是枕着山仰卧，全身成为瀑布。”他写花：“百合花的嘴张得太大，像在惊讶。”他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寂寞的人坐着看花》。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忽然联想起了白先勇先生，想起他看花时那顾眷的神色。他们俩，虽然年过古稀，但他们身上那种美好的情感，从他们看花的姿态上，可以充分感受得到。

有一天，聂华苓老师来电，我跟她聊起白先勇和郑愁予，他们都是她的老朋友了，我说：“他们与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是风雅的人！”聂华苓叫道：“很对很对！”

是啊，我们这一代人，传统文化的根基浅，缺乏琴棋书画的浸染，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刻。

为什么我们可以写出好看的作品，却难写出有大品格的作品？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底蕴还不足，境界还不够深远。我们看花，是用眼睛；而他们看花，用的则是寂寞、沧桑的心。看花姿态的不同，作品所呈现的气象就大不一样了。

我愿引愁予先生的几句诗，来为这篇小文做结：

我们常常去寺庙

常常去无人的海滩

常常去上坟

献野花给好听的名字

（选自迟子建散文集《云烟过客》，有删改）

文本二：

我们应该从历史上，找出散文创作成败得失的一些规律，那对我们衡量当前的散文，可能是比较有用的。从我们熟读的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散文看，凡是长时期被人称诵的名篇，都是感情真实，文字朴实之作。比如说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

作为文章行世，要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也要知道不应该说些什么。不管文章长短，题材如何，大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思想所及，情感所系。言不由衷，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读者和作者一样，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

（选自孙犁《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文本一：

“藏”

孙犁

这天，浅花又用布包了一团饭揣在怀里，在四外没有人走动的时候，跑进了对面的高粱地，从一人来高密密的高粱里钻过去，走到自家的菜园。高粱地里是那样的闷热，一到了井边，她感觉到难得的舒畅和凉快。

这小小的菜园，是新卯和那个陌生人退守的“山寨”。他们在井台上安好了辘辘，还带了一把锄头，将枪掖在背后的腰里，远远看去，他们是两个安分的农夫。村子里广大的土地都因为战争荒了，这小小的菜园却拾掇得异常出色。太阳光强烈地照着，园子里散发着黑豆花和泥土潮热的香甜味道。几畦甜瓜快熟了，懒懒地躺在太阳光下面。

人还没有露面，这沉重凸胀的大肚子先露了出来。新卯嘴唇动了动，不知道因为是喜爱还是心痛。“那边没事吗？”他问。

浅花说：“没有。”

新卯和那人吃着饭，浅花坐在一边用褂子襟扇着汗，那个人问：“这几天有人回家去睡觉了？”

“家去的不少了，鬼子修了楼，不常出来，人们就不愿再在地里受罪了。”浅花说。

“青年人有家去的吗？”那人着急地问。

“没有。”新卯说，“我早下了通知。”

那个人很快吃完饭，站起身来，望望浅花的肚子笑着说：“大嫂子，快了吧，还差多少日子？”浅花红了脸，看着丈夫。新卯跑去摘了几个熟透了的大甜瓜，塞到浅花怀里。“还是这玩艺儿省事，熟透了不用摘，一碰自己就掉下来了。”

这一晚上，敌人包围了他们，指名要新卯，人们都说他早跑了。敌人在人群里乱抽乱打，要人们指出新卯家的人，人们说他一家子都跑了。那些女人们，跌坐在地上，身子使劲往下缩，由前面的人把自己压在下面。在灯影里，她们尽量把脸转到暗处，用手摸着地下的泥土涂在脸上。

敌人把能找到的东西放在人们的手里，把一张铁梨放在一个老头手里，把一块门扇放在一个老婆手里，令她高高举起，不准动摇。他们在周围散步、吸烟、详细观看。浅花托着一个石砘子，肚子里已经很难受，高举着这样沉重的东西，她觉得她的肠子快断了。脊背上流着冷汗，一阵头晕，她栽倒了。敌人用皮鞋踢她，叫她再高举起那东西来。

夜深了，灯光照着人们，照在敌人的刺刀上，也照在浅花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流着冷汗。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眼里冒着金星。在眼前飞，飞，又落下，又飞起来。

一群青年人在新卯的小菜园集合了，由那外路人带领，潜入了村庄，趴在房上瞄准敌人脑袋射击。敌人一阵慌乱，撤离了村庄。他们把倒在地下的浅花抬到园子里去。

不久，她就在洞里生产了。洞里是阴冷的、潮湿的，那是三丈深的地下，没有一点光，大地上的风也吹不到这里面来。一个女孩子在这里降生了，母亲给她取了个名，叫“藏”。

（有删节）

文本二：

纪念

孙犁

黎明，我放了报警的第一枪。真的来了，这一群黄鼬一样的还乡队。立刻就接了火。敌人靠堤坡掩护着包围村庄，我们一班人上到小鸭家的屋顶上。

敌人冲着小屋射击，小鸭一家人并没有向别处转移。我在屋顶上喊：“小鸭，趴到地下去，不要在炕上！”小鸭叫道：“纪同志，不要叫敌人攻进来呀！”

一直打到吃饭的时候，子弹不住从窗子里打进去，我非常担心，我喊：“小鸭，躺在炕沿底下，不要抬头。”

“不要管我们，管你打仗吧！”她母亲说。我们见小鸭在一边吃吃的发笑。

听见我们的枪声密了，小鸭就高兴的喊：“纪同志，你看看来的那些王八里面有陈宝三的儿子没有？他是回来夺我们的园子的！”

我说：“小鸭，放心吧，他回不来。”

太阳走的那样慢，可是也过晌午了。我有些饿，渴的更难受，很想喝点水，我喊着问：“小鸭，你们水缸里有水没有？”“我看看去！”是她母亲的声音。

“爬着去呀！”

我听见她在外间屋里掀瓮盖的声音。“唉呀，怎么一点也没有了，小鸭这孩子。我昨天叫你提水，怎么没提呀！”“不是爹来信了吗，我就没顾的去提。”小鸭说。

“你们渴的厉害吗？”母亲问。

“渴的厉害！”我失望地说，“没有就算了，快趴下吧！”我紧紧盯着堤坡上的敌人，我也看见了园子中间那一眼小甜水井，辘辘架就在那放着，辘辘绳还在井口上摇摆。我想，能有个什么管子通到我这里来就好了，痛痛快快喝它两口，那井水多么甜呀！

房门吱的一声响，小鸭的娘提着昨天买来的新柳罐，从屋里爬出来，我急忙压低嗓子喊：“大嫂，不要去，快回来！”

“不要紧，”她轻轻说，爬到井边去，把柳罐挂到井绳上，迅速地绞起了一罐水，当敌人发觉，冲着她连开三枪，她已经连跑带爬提进屋来。

“兔崽子们，你们打不着我！”她喘着气连笑带骂。“用刺刀掏个小窟窿吧！”她向我们喊。我从屋里系上一小罐水，小鸭还嘻嘻地笑着叫我系上一包干粮，她说：“吃了，喝了，要好好的顶着呀。”

这水是多么甜，多么解渴。我要喝一口水，她们差不多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的责任是什么？我问着自己。我大声说：“小鸭，我们就要冲锋了！”

（有删节）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本，完成下面小题。

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

孙犁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周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飘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就又拉起闲话来。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拾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现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

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手榴弹就捽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得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捉了活的去！”

1945年（选自《孙犁集》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