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识字班

孙犁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

冬天到来了，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定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和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和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先生”果然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

（有删改）

文本二：

在孙犁的小说当中，女性人物是被突出的，这主要是与孙犁一贯以来的创作观念有关：孙犁认为女性身上保留了很多人类古老的美好传统。因此，在孙犁的作品当中，女性往往成了“美”的承担者。

（摘编自肖益坚《孙犁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研究》）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请     戏   

陈德鸿

①秋收过后，农事便闲了下来。这时节，村里有请戏的传统。以往到城里请出戏，一两百块钱就行。

今年，那六子从远房亲戚孙团长那儿了解到，请戏的钱已经涨到了四百。四百就四百。村长和村民们一商量，能在家门口看场大戏，每口人还不到五毛钱，值！

大清早，老韩便套好车，拉着村长往城里赶。两人都是戏迷，一路上，谈论着县剧团这些年到村里演过的几出戏，谈论着哪个演员长相好、唱腔好。老韩偶尔还会学着某个女演员，捏鼻压嗓地唱上几句，惹得村长哈哈大笑。②大青马也很精神，飞快地迈动四蹄，脖子上的铃铛响得十分悦耳。

两个多小时后，马车进了县城。买好村民们预定的东西后，老韩把车赶到了县剧团院外。村长拎起那六子捎给孙团长的那袋花生对老韩说：“你先喂喂马，我谈成了就出来。”孙团长见到村长很高兴，忙不迭地让座和倒水，不待村长屁股坐稳，便说：“叔这是请戏来了吧？”

“正是，我把钱都带来了。”村长说完，从怀里掏出用橡皮筋扎好的一捆钱，递给孙团长，“你数数，四百元，一分不差。”

孙团长愣了一下，并没有把钱接过去：“老李啊，您带了四百元来请戏？”

“对呀，前些天那老六不是问过你嘛。”村长说。

孙用长说：“当时是这价不假，可现在请戏的钱已经定为六百了。”

“啥，六百？”村长喝到嘴里的半口水一下全喷了出来，“咋一下子涨这么老高啊！”

孙团长说：“这不是涨，这叫行情，咱们的土地不是也要承包了嘛。老李啊，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两天，③有好几个村子甚至想掏八百块钱来请戏。就是希望剧团早点儿去演出，我们都没同意。我们感觉还是六百比较合适，起码每个村子都能掏得起。”

村长苦着脸说：“我们村今年遭了雹子，收成比往年减少了二成以上。”顿了一下，又说：“这样、我个人再加五十，四百五咋样？”

孙团长摇头说：“老李呀，你就是再加一百也不行。我要是应了，跟别的村子咋交代？六百，一分也不能少了。你不知道，有的村子掏了钱，还想排前边，又拿烟又送酒的，我都没答应。你们村要是肯出六百块钱，我可以考虑往前排一排。毕竟，前些年没少和你在村里喝酒。”

村长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再回去琢磨琢磨。”说完，起身便往外走，却被孙团长喊住了：“老李呀，你还是把这袋花生带回去吧。

老韩看村长阴着脸从院里出来，手里还拎着那袋花生。知道事情出了岔头，便小心翼翼地说：“到饭点了，喝点儿酒解解闷吧。”

“喝个六。气都气饱了。”村长把那袋花生扔上车，没好气地说。

“天天能气饱倒是省粮了。”老韩说，“那我就往回赶了，别车一颠，气一泄，也像我似的成了瘪肚子。”

村长被老韩逗笑了：“得，没心情喝酒了，还是吃点儿饺子得了。”

吃过饺子，老韩赶着马车往回走。两人骂了一通孙团长后，便默默无话。大青马好像也理解主人的心思，走得无精打采。脖子上的铃铛也响得七零八落。

走到半路，马车的侧后方突然响起了一声震耳的爆炸声。大青马的身子抖了一下，停住了。村长朝后面瞧了瞧说：“这是谁用雷管炸鱼呢？”话音刚落，又一声更强烈的爆炸声传了过来。大青马的身子抖个不停，猛然间撒开四蹄，向前狂奔起来。

老韩紧刹车闸，车子的速度减缓了许多。大青马拼了命似的往前挣，不多时，车闸竟然失灵了。

老韩和村长急得通身是汗，怎么也无法让大青马停下来。马车到了山口的一处拐弯处，迎面正有一辆拖拉机驶来。老韩使劲儿拽住马嚼子，大青马的身子哆嗦了一下，扭身拐下路基，沿着山坡，径直冲进了一个鱼塘。

村长灌了一肚子冷水，命虽然保住了，却断了左腿。老韩多处受伤，倒并无大碍，只是头肿得猪头似的多天不消。那匹大青马则扭断脖子，很快断了气。给村民们代买的粉条、红纸、白糖、豆饼等，包括那六子给孙团长的二十斤小粒花生，统统填了鱼塘。那六子说：“早知这样，还不如把花生喂猪，起码还能向自己摇摇尾巴呢！”

孙团长很快得知了此事，竟然掉了眼泪。④他和演员们一商量，决定免费为村里演出一场。于是，选了一个日子，一行人坐着大客车，一路烟尘朝村里驶去。

车到村口时，竟然被村长拦住了。村长坐在老韩推的车子上，手中晃着拐杖对孙团长说；“请回吧，我们村没有白看戏的传统。”

死了的大青马被那六子剥皮卖肉，卖了两百元，村长从镇上请来一个二人转班子，热闹了两三天。

（有删改）

果树园^①

丁玲

这时张裕民和杨亮还留在果树园里。从树叶中漏进来的稀疏的阳光，斑斑点点铺在地上，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一边吃着果子，一边已经摘了满满的一篮。这是张裕民舅舅郭全的。杨亮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致。葫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一棵葫芦冰所覆盖的地面，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淡绿，红红绿绿的肥硕的果实。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棵苹果树，或者海棠果。海棠果一串串垂下来，红得比花还鲜艳。杨亮忍不住摘了一小串拿在手里玩着。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就要问这是谁家的。当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禁不住满心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闪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么一株树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么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了，价钱就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上七八亩。”

杨亮被这个数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树靠不住。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

杨亮又计算着，假如这十亩地可以收获三万斤，那么至少值钱三百万元。每家可分得十五万，合市价能折小米七百五十斤。三口之家，再拉扯点别的活计，就勉强可以过活了。杨亮不觉对这果树园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便更详细地问着全村果树的数字，和属主的姓名，也就是那些地主和富农的名字。

他们把果子账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张裕民又接着他们在路上没谈完的话：“在会上我当然不能提，干部里面就有他②的耳目呢。再说，提出来了，通不过也是白费，谁心里也在琢磨着‘出头椽子先烂’咧。你说，他们真的还不明白？”

“你不是已经派了民兵暗地监视着吗？”

“民兵也不敢全告诉呀！要是都能像张正国那样才好。这是一条汉子，大义灭亲，死活只有一个党。”

“赵得禄是个老村长了，我看倒也是个精明人。他家里穷得那样子，老婆连件上衣也没有，这样的人也靠不住？”“这人心里明白，就脸软，拉不下来。今年借了江世荣两石粮食，还当人不知道，欠了人家的，就硬不起来了。唉，这几个人呀，各有各的藤藤绊绊。所以斗哪一个，也有人不愿意！”

张裕民又说老百姓脑子没有转变的时候，凭你怎么讲也没用。他听从了杨亮的嘱咐，今晚开农会，大家要共同商量出一个办法来。他看到天色已经不早，就先提着一篮果子回去。杨亮便再走到郭全住的看园子的小屋来。

这个老头有两撇八字胡，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老头子。他靠在屋外的一个树根上，仿佛很悠然自得。

杨亮看见他膝前篮子里捡得有十几个烂了的果子，便问：

“这有什么用呢？”

老头子笑了，含糊地说：“全是烂的，唉……还有半边不坏，晒干喝茶可好呢……”后来他睁眼望着杨亮说：“同志，以前连捡这么个烂的也不成呀！干望着这几棵树五六十年了，今年才算有了三棵半树，就敢把这烂的丢了？”

杨亮一听，便说：“你这人太好了，看我们刚才摘了你那么多。”“多？不多。”老头子又一本正经地说，“这还不全是你们给咱的。你们是好人，你们把富人的东西全分给咱们穷人了。你们这回又来干这号子事，村子上人全明白呢。”

“咱们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干这号子事呢？”杨亮觉得这老头很有趣。

“你们，”老头子确切地笑了，“你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你们的头子毛主席叫你们这么干的嘛！”

“毛主席又为啥呢？老伯，你再说说看。”

“他为咱们嘛！他为的是穷人，他是穷人王。”老头子仍然很肯定地笑着。“老伯，假若你们村上有共产党，你入不入？”杨亮试探着他。

“为啥不入？只要有人我就入，要是没有人，我一个人就不入。”

“一个人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一个老头子办不了事呀！”

“呵……”杨亮觉得意外的高兴了，他劝他参加党，参加了党，大家团结得更紧，更不怕那些坏蛋。翻身只有靠自己，才翻得牢。老头子听得迷迷糊糊地笑着，结果他也告诉杨亮，假如他入党，得先找一个人商量商量。杨亮说：“这种事怎么能找人商量呢？只能你自己做主呀！万一碰着坏人了呢？”老头子便显出为难的样子，最后杨亮只好问他想和谁商量，老头子低低地说：“咱外甥嘛！你看能成不能？”杨亮便又呵呵地大笑了，连连点头说：“能成，能成。”

天已经在黑下来，杨亮觉得这果园真使人留恋。老头子憨憨地笑着，要留杨亮吃晚饭。但杨亮却不得不去了，走以后还时时回头望着这渐渐被黑暗模糊了的果树林，和模糊在林中的郭全老头儿。

【注】①节选自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品反映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情况。节选部分的前文，写的是暖水屯党支部书记张裕民与下乡干部杨亮在路上交流斗争恶霸地主钱文贵的事，张裕民诉苦说村干部们不团结。正交流时，他们到了果树园。②指村中恶霸地主钱文贵。

奔　丧

江　岸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流星似的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去广州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时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个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个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摘编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