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对生活的敏感程度，决定作家作品是否元气充沛，是否与现实距离近，是否有情趣，是否有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生活等等。

一个对生活不敏感的作家，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写了几十年还是一个样，写一百篇等于一篇，十年后的作品跟十年前的一模一样，哪怕它的题材不一样，乡村、山川、城市，但从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思想、情调、趣味以及创作手法、技巧等等，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一百篇等于一篇，那是创作的耻辱，在糟蹋自己时间的同时，也浪费了读者的生命。

一个对生活高度敏感的作家，会在作品中不断自觉超越自己，每写一个作品都有新的东西，或者是新的语言，或者是新的结构，或者是新的叙事和表达方式。手法的创新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笔下写的尽管是唐朝，但也能看出作家对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生活的思考和探究，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种复杂关系，充满对人类自身和人类未来发展的终极关怀。

一个对现实不敏感的作家，他所理解的生活是一成不变、波澜不惊的，对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熟视无睹。这种作家不仅不关心生活，而且也不会读书学习，因此也不会思考。他所进行的文学活动，只能称为写作，还不能称为创作。

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应当是左手与右手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一个合格的作家，随时对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我们所说的深入生活，并不是指非得在某个岗位上工作十年八年，或者在某个乡村待上三年五年。一个敏感的作家，买菜的时候能从小贩的口中收集素材，吃饭的时候能从朋友的交谈中收集素材，甚至一个眼神，一次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用到笔下。他的思想始终保持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往往生活中一个很小的细节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便可以开始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地创作。这样的作家，只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很少有创作枯竭的时候。

创作需要才华，但才华并非灵丹妙药，才华是额度固定的存款，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有对生活保持高度敏感的作家，才可能把才华变成聚宝盆，才可能凭借才情和勤奋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才华横溢的作品。

一个高度敏感的作家，他的世界观、精神境界是发展的、进步的、超前的、与众不同的。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的作家，面对生活的时候是真诚的，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一样是真诚的。他用真诚的文字表现生活，打动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了对生活的敏感，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真诚。他所构筑的世界哪怕色彩缤纷、奇幻多姿，因为失去了真诚，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小说写得太像小说，是小说的悲哀。真正优秀的小说，其场景是自然而然的，是浑然一体的。作家笔下的生活，是可以在生活中重新被复制和展示的。作家用文字创作了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用镜头来还原。而那些特别像小说的小说，无处不充满人为的构造，场景、人物和情节如同橡皮泥，他本来想捏一只鸭或者一只鹅，可态度并不严谨，随心所欲，先捏一个鸭头，再捏一个鹅身，接着又捏了一个鸡脚，把这三者生硬粗暴地拼接到一起。他主观认为这就是创造，看似头尾和四肢完整，然而捏出来什么都不是。

故事好找，细节难寻。一个对生活保持高度敏感的作家，写的哪怕是前朝往事，能够设身处地地为笔下的人物考虑，借助现实生活的体验，借助图书和资料，对故事发生的背景做考古史的研究，还原一种真实，让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丰沛的细节是让人物活起来、立起来的关键因素。让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地过正常人的生活，必须依靠细节来支撑。细节，考验一个作家的宽阔、深邃和睿智。一部宏大的作品想单凭廉价的想象来支撑，那无异于异想天开。

敏感无价，尤其是作家，对生活麻木不仁的人，不可能写出元气充沛的作品。

（摘编自李新勇《敏感无价》）

材料二：

生活中的我是敏感的，常常别人的一个眼神就会引起我下意识的反思。其实这不太好，它让我花费太多心思了。

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引人围观、热闹非凡的事，我内心的触动会更大，很多事甚至不希望它发生。可是，生活是个大舞台，喜剧或者悲剧每天都在上演，谁也阻止不了它发生什么。作为作者，特别是喜欢以小小说的形式描摹生活的作者，这样的敏感有时又是好事，它弥补了我生活的不足，扩大了我体验生活的外延。我要做的，就是拿起手中的放大镜，还原生活的本质，探究真相背后的东西，然后揉进自己的思考，把它呈现给读者。如果没有什么感觉，我会把它们记下来，等着自己静下心，认真思考它的来龙去脉。

小小说是具有新闻性特质的。关注生活，实际上就是关注新闻事件。曾有理论家定义，小小说是生活的轻骑兵。我想，这样定义小小说的一个特质，是有它的道理的。关注生活或者说关注现实，小小说不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它需要以合适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种声音不是还原生活事件。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有引人深思的观点，想象和夸张也是必要的，这是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的最大区别。

生活是复杂的，也是多变多彩的，我们时刻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要多看到新闻事件背后隐藏的东西，它常常只是一粒种子，需要我们施肥、剪枝，促它发芽、结果。因此，做敏感的人，做生活的有心人，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摘编自田洪波《做一个敏感的人》）

材料一：

“中和之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原则，难免和封建的纲常观念、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封建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内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压抑与禁锢。“五四”时代的人的解放，不仅是一次人的思想和道德的解放，而且是一次人在审美领域中的解放。从此，以“中和”为理想的古典审美规范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人们的审美意识第一次被纳入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从而使中国文学呈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美感色彩。

作品结局的变革，鲜明地体现了审美意识的变革。“大团圆”的结局，曾经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善良愿望。但当这种结局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统治着中国的文坛、自然也就禁锢着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和变革要求的实现时，它就变成“瞒和骗的文艺”的典型代表而受到现代审美意识的冲击。“五四”前后，鲁迅曾经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猛烈地抨击这种虚伪的文学，热烈地呼唤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这正是中国审美意识现代化的明证。

大量现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的出现，是现代审美意识的鲜明标记。传统悲剧中的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往往在正面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展开；现代悲剧则突破了这种格局，一般不设置代表正义、无往不胜的英雄或者性格坚强、行为高贵的正面人物，却往往把一些主要人物写成否定性形象。陈白露、祥子、觉新等悲剧人物，都是旨在表明生活不该如此，从反方向说明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和“历史的必然要求”。现代悲剧冲破了古典悲剧人物性格单一化、脸谱化的模式，如实地反映悲剧主人公既是被吃者又是不自觉地在“吃人”，他们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失去了人性的光芒，同时又在传播这种吃人的封建意识，虽然自己丝毫也不自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现代悲剧显示了巨大的批判力量和不朽的艺术价值，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压倒了主人公悲惨遭遇所造成的凄凉，从而呼唤着一场深入人们心灵的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

一种超越了社团、流派的界限，笼罩在现代文学整体之上的忧患意识和悲凉色调，使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感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划出了一块特异的区域。巴金渲染着高家朱漆大门里的腐朽和黑暗，曹禺把我们领进黑洞洞的原野去领略恐怖和阴森，沙汀诉说着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的穷困和窒息，忧患和悲凉……既凝结着现代作家个人遭际和家世变异的哀伤苦痛，又积淀着历史的重负和时代的创伤。因此，它的内容，不再是屈原式的“恐皇舆之败绩”，也不再是曹雪芹式的无材补天的怅惘，而是鲁迅式的“人生最痛苦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凉，是曹禺式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激愤。不过，在整体的忧愤悲凉中，又时见昂奋乐观的小小高潮出现。郭沫若笔下的凤凰，历尽劫难而重生，世界迎来华美、热烈与芬芳；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儿女们，在枪林弹雨的年代里，仍然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淳朴的情感描绘着生活中的安乐和谐美画卷……忧患与昂奋的统一，悲凉与热烈的交织，是社会大变革时代旧时代僵尸已经腐烂发臭、新时代婴儿正在孕育中躁动的表现，这正是现代价值观冲击着而且就要取代了旧的价值观而在社会人心中引起急剧动荡、复杂矛盾的表现。到四十年代末期，根据地文学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明朗安宁的色彩，预示着贯穿现代文学的矛盾冲突开始发生变化，这实际上已是现代文学审美意识和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审美意识的接壤地带了。

（节选自刘增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意识》）

材料二：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悲喜不要过度，情绪不宜过度宣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和之美”既是艺术的创作原则，也是生活的伦理准则，体现了儒家文化秩序中文艺观和道德观的统一。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是现实的镜像和反映，是历史处境与社会精神的折射，有什么样的时代气氛，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基调。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机制的外在变化而变化，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不乏旁逸斜出者，但毕竟是少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并不缺少激烈狂暴和强悍血腥。“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借助悲剧叙事对封建文化与传统生活进行强烈控诉，虽然很多指控今天看来并不真实，但非如此，不足以扭转强大的文化惯性和思想惰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学充溢着大灾难与大悲哀，这是民族苦难和不幸历史的真实写照。而今天，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无可否认，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任何一种生活都不能完美无缺，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暴风骤雨”与“疾风劲雨”不是感受的普遍状态，“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方是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不平，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中国传统美学在20世纪失去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丧失了阐释力，不能全面而有效地诠释现代中国社会的生存体验。今天我们重提“中和美学”，不是要在文学创作中建构生活的应然状态，而是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通向“中国故事”的路标，凭借它，文艺更容易到达“非虚构”生活的临界状态。

（节选自张丛皞《“中和之美”之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

材料一：

乡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因为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这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是以村落为生活单位的乡村社会，以乡情为纽带维系着它的正常运转。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绅对于社会的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说《白鹿原》中当遇到饥馑之年时，白嘉轩、鹿子霖之类的乡绅便承担了赈济饥民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教育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乡情的考虑。乡村社会村落聚居的生存状态，使农民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环境中很易于彼此熟识，另一个例子则将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小说中，当官员田福贤以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将之前参加农会的积极分子笼络回来时，他以一个长辈教训晚辈的身份训斥这些人的无知，然后释放了他们。他叮嘱这些原本热情高涨积极革命的青年农民，让他们回家种地，好好过日子。这里可以看出农村革命现状与城市的重大区别：即使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乡土社会的乡情因素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调和或者说超脱于这些纷争之中。

此外，以祠堂宗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使这种关系迥异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小说中的白鹿村为例，在白鹿村里几乎全部村民都属于白、鹿两姓家族，家族有族长，负责处理族内的各项事物，如果白鹿村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族长便承担着家长的职责，在这样的社交圈子内族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威。显而易见，一旦这种类似于乡情的社会关系受到冲击，农民们的社交关系也便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失去这种有效的约束，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面临着信任缺失和秩序混乱的危险。

乡土中国里乡村社会的秩序有着近乎执拗和顽强的生命力。小说中，当以黑娃为首的农会为了破除封建势力而将祠堂门前的刻有乡约的石碑砸烂后，族长白嘉轩带领众人重新将砸烂的石碑拼凑起来，并希冀以此来警示后人。石碑上的乡约体现了儒家纯朴的社会理念，它为白鹿村的村民树立了一个类似于道德模范的典型，并要求村民们恪守乡约上的条文。乡村社会的秩序依赖于类似于白嘉轩这样的乡绅来维持，这些乡村中的士绅阶层保持了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祠堂也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象征，村民的婚丧嫁娶与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小说中，族长白嘉轩拒绝黑娃领回来的媳妇小娥进祠堂祭拜，也就意味着拒绝小娥进入白鹿村的群体之中，祠堂以其在道德影响力方面的权威性掌控着白鹿村的秩序。而对于乡村社会秩序最具影响力的人无疑是儒家文化的代表——朱先生，朱先生被整个白鹿原的村民看作是圣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孤身一人，慷慨赴义，以一人之力劝退数十万清军，使得白鹿原的村民免遭涂炭。他为村民排忧解难，树立了一个人格的楷模，独具君子风范。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整个白鹿原的村民，然而当无所不知的朱先生说他也不知道军统是做什么的从而闹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笑话的时候，朱先生便瞬间从神坛上跌落而下，这也预示着儒家精神和其所代表的旧有的社会秩序也轰然倒塌。

（摘编自魏韬《白鹿原：失落的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礼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

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前辈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