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再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而且，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而且我还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极大发展，但乡村文化发展依然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即实行城市文化向乡村文化单向输入，乡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建设自身文化的内生动力。

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标志着乡村文化政策由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乡村文化建设的逐渐转变。如今，文化下乡已成为一项定期性的、制度化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如建设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镇电影院，送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图书等。

文化下乡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从其政策特征来看，文化下乡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乡二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下乡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城市文化，二者是同质构成的。反过来看，这隐含着乡村缺乏文化或者乡村文化是边缘性文化，需要扶持和帮助。在这种政策立意中，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城市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文化优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城市文化散发出先进、文明的气息，代表着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唯其如此，才有必要向乡村输入。

此外，文化下乡政策也体现了单向的外部输入性。文化下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从供给的主体看，这是一种主动的作为，文化下乡活动往往是多部门联合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各司其职。从被供给的对象看，这意味着被动接受从外而来、从上而下的文化。就发展历程看，受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势改造。

（摘编自鲍磊《文化下乡及其影响》）

白日焰火

邢庆杰

一大早，梅正山就开始收拾这座木楼，楼上楼下，桌椅橱柜，门窗屏风，都擦得干干净净，连楼梯都拖得一尘不染。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共临城区委每月一次的例会要在这里召开。几天前，区委书记老魏来通知梅正山时，顺便告诉他，他加入组织的事，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表决。梅正山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一夜没睡。为了这次会议不受干扰，他昨天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梅正山曾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5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凌，激起了梅正山的义愤，也激活了他对国家民族的担当意识。正当他重新定义人生意义的时候，父亲病危。作为梅家唯一的男丁，梅正山不得不回到这个千年古镇，从父亲手里接过镇上最大的粮行，还有祖宅上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木楼。父亲去世后，梅正山过了近十年悠闲的日子，粮行有掌柜和伙计，根本不用他操太多的心，他每天就待在家里这座木楼上，喝茶，读进步书籍，累了，也喝几杯当地产的烈酒。但他心中的热血，一直在默默地沸腾着。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他在北京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找上门来，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子。 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老魏，现在的临城区委书记

一切收拾利索后，梅正山又到地窖里搬上来一坛酒。这是当地产的“小米香”，65度，一坛足有20斤，他想开完会后，留同志们好好吃顿饭，痛痛快快地喝几杯。

楼梯上忽然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老魏飞步跨了上来，脸色有些阴沉。

老魏从内线得到消息，昨天，区委交通员小于被捕了，敌人以他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威胁……小于已经交代出今天区委会议的时间地点，形势已十分危急。今天来开会的除了老魏，还有九位同志，老魏只和其中的四位同志有联系，他启用紧急联系方式连夜通知了他们。其余五位，都是梅正山联系的人。

梅正山看了看怀表，已经快八点了，会议的集合时间是上午十点，逐一通知他们肯定是来不及了，他急得围着屋子直转圈。老魏说，目前办法只有一个，去镇外面的桥头上拦截，那是出入镇子的唯一通道。

梅正山带上驳壳枪，和老魏下了楼就往外走。刚出大门，两人同时退了回来。大门两边的胡同里，各站着四五个黑衣人，腰里都别着家伙。两人心知不妙，互相对望了一眼，又来到后门，发现后门的小巷子，也被黑衣人封锁了。

老魏重重地跺了一下脚，说，坏了，敌人早就盯上这里了，他们故意把我放进来的，现在出都出不去了！

梅正山压低声音，说，无妨，我们先不动，等到九点半时，我们就不断开枪，向同志们报警。

老魏点了点头，说，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两人上了二楼，沏上茶，刚喝了一杯；前院就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梅正山探头往楼下一看，七八个特务已经冲进了院子。老魏跑到后窗往外瞄了一眼，从后腰里拔出手枪，说，事情不妙，敌人从两面夹击，他们是想在集合时间之前解决我们。

梅正山问，那怎么办？

老魏说，打！要节约子弹，尽量拖延时间。

就听前院一个细嗓门喊，楼上的共党听着，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交出武器投降，保你们性命无忧，负隅反抗，只有死路一条！

梅正山隔窗打出一枪，喊话的特务应声栽倒！

刹那间，前院和后院枪声大作，子弹把墙板都击穿了，墙壁上呈现也一个个明亮的弹孔。老魏和梅正山各自躲在子弹打不到的死角，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枪声渐渐停了，楼梯处传来轻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老魏冲梅正山使了个眼色，两人同时冲向楼梯口，两把短枪同时打响，特务们惨叫着滚下了楼梯。

过了一杯茶的工夫，敌人找来了梯子，从前窗、后窗和楼梯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两人只得不断开枪阻击……

他们阻击了一个多小时，子弹全打光了。梅正山看了看怀表，才九点，离集合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梅正山把那坛烈酒打开，倾洒在桌椅上，屏风上，茶几上，墙壁上，窗棂和地板上……

敌人知道他们没有子弹了，大叫着“抓活的”，从楼梯上慢慢逼上来。

梅正山将坛子朝楼梯口砸了过去！在敌人的惊叫声中，他从容地取出火柴，划着一根，扔在地上。一股蓝色的火焰腾起，随即四处蔓延，一股火苗顺着地板上的酒迹，飞快地飘向楼梯，敌人惨叫着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不一会儿，大火冲天而起！这场大火越烧越旺，干透的木楼在大火中噼啪作响，烟火直冲云霄，在镇子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直到傍晚，大火才渐渐熄灭。

（选自《安徽文学》2021年第8期）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顷之，征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

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节选自《晋书•陶潜传》）

文本二：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节选自《归去来兮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