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以来的这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累积下来的写作者很多，各种风格、各种水准的作品也数量庞大，说中国现代文学成就大的人，可以找出很多有实力的作家和作品例证，说中国现代文学不值一提的人，也能找到不少名不副实的作品例证，而且双方所举证的，很多还是相同作家的作品。这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之难。

但凡没有经过较长时间淘洗，过滤的文化现象，共识总是很难形成，争议乃至价值分裂都是必然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德敬恕”的写作传统，不喜欢满口柴胡气、一开口就见到喉咙的刻薄文风，觉得那样少了敦厚温和之气，但这样的传统“五四”以后就被打破了。“五四”以来的许多文艺论争，都是用词极端、充满意气的，夹杂着人身攻击的论战也不在少数。很多人抱怨现在的批评文风要么过于温暾，要么戾气很大，各种不满意，其实让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说话方式，是再正常不过的文艺生态；试图让每一个人都怒目圆睁、见佛杀佛，或者让每一个人都细细思想、慢慢道来，都不现实。学会接受在文学现场发生的各种意气、火气、情绪、片面、缺漏、不吐不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身在当代的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也是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在如此混杂、喧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场里做出清晰的判断，并不容易。

承认中国现代文学这四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同样需要胆识和勇气。如果以四十几年前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为一个新的起点，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新起点，艺术水准是不高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固然重要，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艺术上还显粗糙；那时，因为写作被批判的也大有人在。我听舒婷说过，她当年写诗，面临着怎样的巨大压力。可见，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思想自由度上，四十多年前的这个起点都是很低的。但经过这四十多年的努力，不可否认，这四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作家有很高的评价，一方面和他们的写作成就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建构有关。现代汉语的基本面貌主要是以现代文学的文本为参照的，如果一个作家参与了一种语言的建构，尤其是见证了一种语言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他的重要性就会不言而喻。相对来讲，现代文学在语言比较成熟的状态下，要想有所创新，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难度就要大得多。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借口，以中篇小说为例，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棋王》《透明的红萝卜》等一大批作品，今天重读仍然是令人赞叹的；有些作品，即便放在同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尺度里（从现有的中文译作来看），也是可以平等对话的，比如苏童的一些短篇小说，艺术水准并不见得逊色于那些已翻译过来，与他同龄的西方作家。

（摘编自谢有顺《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勇气》）

材料二：

人民性是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他们的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最早认识到“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说道：“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并非故作惊人之论，若干年后，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中说，他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他说他的经验表明：“《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小说启蒙民众，其成果当然就是文学具有了人民性。这也是胡适、陈独秀在“五四”时期不遗余力实行白话文学革命的意义所在。简单明白地说，就是人民群众能最广泛地分享文化和文学，能从中受到共同的教益，从而能形成一个新文化的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民性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现代以来的文学最大可能地推动了普通民众接受文学的历史进程，也是通过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现代启蒙理念最大范围地传播给民众。尤其是1942年的解放区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文学的人民性借助政治的力量推动，在更大范围，以更多样的形式与人民打成一片。当然，人民可以最大可能欣赏文学，其前提还是教育的发展，中国的中学教育普及和大学教育的迅猛发展，都使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的实现具有了充分条件。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网络文学的风生水起、日新月异，文学传播和阅读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人民性以其自然的形式实现了它的理想形式。

（摘编自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黄门监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意轻之。无何，知古拜吏部尚书，知东都选事，崇遣吏部尚书宋于门下过官；知古衔之。崇二子分司东都恃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崇必为其子隐，及闻崇奏，喜问：“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选自《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一卷）

何九于客舍集^①

王昌龄

客^②有住桂阳^③，亦如巢林鸟。

罍觞且终宴，功业会未了。

山月空霁时，江明高楼晓。

门前泊舟楫，行次入松筱。

此意投赠君，沧波风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