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

在今天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程中，“新乡贤”的时代角色十分突出。他们很多人出自于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在现代化进程的趋势中，从基层乡土去看中国社会或文化的重建问题，主要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里去。作为输入现代知识必须的人这一的媒介，“新乡贤”的社会建构，具有尝试破解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困境的珍贵价值。

传统中国文化深植于乡土之中，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有着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的精神。在中国家族、乡土文化传承中，具有深厚的根系和广阔的脉系。乡土文化的有机循环，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农民一朝的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枢回乡止，那一套所系维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无疑秉承和凸现着这一传统文化的底色。

（摘编自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材料二：

城镇化已经变成成了一个滋味复杂的命题，近20年以来，它陆续将诸多治理困境呈现给了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当中，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农村社会治理失败尤其令人忧心。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乡村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抛在了身后。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狭长的影子中。

稍微盘点—下就会发现，近年来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农村报道少见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乡贤文化”确实是难得的例外。在这里，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既存续了人文精神，也展现了现代公共治理规律的新型乡村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

上虞的“乡贤文化”，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安度晚年，不仅能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还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泽被故土。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既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他们离乡与返乡的过程，正是在文化意义上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他们返乡支援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启蒙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对乡村治理而言，发挥乡贤作用、培育乡贤文化要会用劲、用巧劲。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当是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两个判断：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国社会必须以自身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这两个判断为前提。

招商引资不算难，打造特色经济不算难，将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数字也不难。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最难的是继承和重塑乡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个“法情允谐”的基层治理构架，找到公共治理规则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点。上虞的“乡贤回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也为乡村治理命题设置了一个讨论层次，应该有更多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行。

（摘编自《浙江“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的采访和思考》）

材料三：

“乡贤文化”要“新”在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上。“乡贤”，过去多指有文化、有识见又善行乡邻的贤达之人。有史以来，乡贤就是维系中国乡村运转的重要力量。乡贤文化作为管理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绵延不绝，显有其相当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也应看到，我们现在涵育的“乡贤文化”，其主体不仅有别于旧时代乡贤，而且文化内涵既应传承过去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重要要素，更有着契合并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指向。况且，并不仅仅是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就是“新乡贤”，根本是要紧密联系乡村实际，围绕核心价值观在农民群众中的确立与弘扬来干事情、做贡献。明乎此，“新乡贤”才具有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目标。“乡贤文化”的涵育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特质的新方向。

“新乡贤”的确立成长与“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涵养，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在火热的新农村建设中锻炼提高，更需要在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上构建养护，还需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社会贤达反哺桑梓、造福乡里，扶持“新乡贤”，推介发展“新乡贤文化”。

（摘编自姬建民《涵育“乡贤文化”贵在其“新”》）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新乡贤文化”建设需要以中国乡土文化为底色，也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断创新为引领。

B．近年来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负面报道，这都是“乡贤文化”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造成的。

C．材料二在实践中为材料一提供了观察样板，这一样板可能具有个性特点，但也反映了一些共性问题。

D．材料三对乡贤进行了符合时代价值观的定义，这里的“新乡贤”和材料一、二中“乡贤”的含义相同。

2．根据上述材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项是（     ）

A．想要破解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困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也需要培育更多“新乡贤”重建乡村。

B．我国城镇化让人们滋味复杂，是因为城镇化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治理困境，更因为其取得一些成绩。

C．只有落实好浙江上虞做法重申的两个判断，才能做到中国乡土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D．“新乡贤”的确立成长与“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涵养需要多方发力、多点突破，不能急功近利。

3．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

A．“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是看人民怎么去应用这些设备。”

B．“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

C．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D．“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
新文学运动的四兄弟：新诗、小说、散文、戏剧，同气连枝，而各有炎凉际遇。文苑春秋，也像世俗门庭，散文一支，似乎门楣偏低，矜贵不如新诗，显赫不如小说，风光不如戏剧，却也独树一帜，别有一番清华气象，“五四”一代的前辈朱自清说“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刘知几认为作史有三长：才、学、识。章学诚认定三者得一不易，兼三尤难，而更增一“德”字。袁枚以为写诗也须三长，而“识”为最先。王国维倡言文学二原质，曰景曰情。当代董桥说，散文须学、识、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综合诸家，神而化之，当可得散文三味。
《中华散文名家名作》这部全景式的散文选集，给读者提供了多维的欣赏空间。读者一可以鸟瞰：通读全编，纵览全局，宏观散文世界的发展变化。人文世态的冷暖浮沉，时代潮流的推荡磨洗，也可以由此略见端倪。二可以平视：和素昧平生的作家一一相对，如倾肺腑。文心不同，各有其面，有的渊博，有的深秀，有的严峻，有的真挚，有的隽爽，有的风趣，有的娴雅，有的自然。三可以凝睇：心领神会，赏析美文之美。美在何处？大概离不开体貌、风神、襟怀、素质这些着眼点。而所有这一切，全部体现于抽象的文字符号。司空图品诗，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但这句名言，只宜意会，不可粘滞，因为文学的建筑材料只能是文字。要做到韵外有致，弦外有音，也只好通过文字的诱发暗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功高北斗，缺点在于没有把白话文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明确区分。艺术性的白话文，不能以“明白如话”自给自足，应当有声有色有光有味，能静能动能歌能舞，善达意，善表情。“五四”至今，白话文成熟到什么程度，大可在散文中测量深浅。四可以远眺：看纸上烟云，字里风涛。散文家的心声常和时代的声音互相呼应，从散文的兴衰中，可以隐然看到一代的政治史、思想史、风俗史、心灵史。五可以浏览：工余无聊，假日休闲，枕边案头，窗前灯下，随兴所至，信手翻阅，是最有味有益的消遣。
（节选自柯灵《散文欣赏的多维空间》，略有删改）
1．结合文章有关内容，解说“综合诸家，神而化之，当可得散文三味”的含义。
2．作者认为《中华散文名家名作》为读者提供了五维的欣赏空间，其中第一维指的是“了解时代世态变化”，请概括其他四维的内容。
3．作者引述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名言，是要表达什么样的见解？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金庸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武侠小说作家，又是报人、政治活动家，还是学者、企业家。金庸本人自贬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有学者认为，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只是一个“例外”，不能以其作为“绝对的标准”来评判当代武侠小说，否则就等于“一笔抹煞了其它所有的武侠小说”；因为对他的研究，充其量只说明了“武侠小说应该如何”或“可以如何”，但对“武侠小说究竟是如何”的问题，却无法显出来；有的还认为他将俗文学“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准”，甚至将其定位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也正因这样，金庸为我们“制造”了牵引海峡两岸三地文学文化的一个“超级神话”：一方面，他的众多作品与所有新派武侠小说之间共享了某些共同元素，使之达成一种“家族相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话语方式实践的创始者”，他“还使某些‘差异’成为可能”，“为引入非自己的因素清出了空间，然而这些因素仍然处于（他）创造的话语范围之内”。

21世纪初，根据当时武侠小说的发展状况，我们曾提出了一个“后金庸”的概念。我这里所说的“后金庸”，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侠小说自金庸和梁羽生封笔起，“随着整个大众文化趋势愈来愈朝着视觉化、时尚化的方向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的变化，武侠小说包括其他大众文学开始调整叙事策略。前一阶段所崇尚的精神审美要素削弱，逐渐向纯娱乐和艺术快感倾斜，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文化工业’的复制性特点和后现代的平面化、娱乐化原则。因此，相比于金庸时代，这一阶段武侠作家作品的数量尽管翻了好几番，也尽管出现了像温瑞安、黄易等几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但作家的创作个性越来越模糊，创作态度越来越不严肃，总体质量也明显不如以前”。

那么，在“后金庸”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金庸，揭示他与当下文学的关联呢？这当然很复杂，也可作多样不同的解读，但人学无疑是通向其幽深层次的一个重要观察角度和凝聚点。因为文学是人学，武侠小说也不例外，俗文学的定位并不妨碍它对人之存在意义的追求。也就是这一点，我们说雅俗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何为“人学”？从语源学上讲，即指研究人的科学。落实到文学上，就是研究“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问题。这里所说的人学，是指以人为对象，并将其纳入文学世界中予以通观的一种话语方式，它对武侠小说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专门从事武侠小说研究的学者韩云波认为，经过20多年沉淀，需要将金庸及武侠小说研究进一步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工作，“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节选自吴秀明《人学视域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及其当下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和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作家是金庸众多身份中的一个，他自己并不认为写小说需要什么学问，学者也认为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的成功是一种意外。

B．有学者认为，对金庸的研究最多呈现了武侠小说的一种写作倾向和写作可能性，但无法呈现武侠小说的本质或要件。

C．因为学者对金庸的定位极高，所以他为我们制造了牵引海峡两岸三地文学文化的“超级神话”，这个“超级神话”表现在两个方面。

D．金庸一方面创造了可供武侠小说创作者共享的元素，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提供了变化空间，不过这个空间依旧在他的话语体系之下。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学者对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评价切入，点明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引出“后金庸”时代的概念，提出如何在“后金庸”时代评价金庸的问题。

B．作者在引入“人学”这个视域时，先对“人学”这个概念作了基本解释，再具体给出了落实到文学中的“人学”的定义，框定了之后论证的范围。

C．文中把“后金庸”时代与金庸时代进行对比，得出了这阶段的作家总体质量明显不如以前的结论，以此说明在“后金庸”时代依然要探讨金庸作品的原因。

D．文中的多处引用，可以使得文章更加客观，有更强的说服力；如引用韩云波的话，证明“人学”是深层次解读金庸小说的重要观察角度。

3．下列关于原文的推断，不恰当的一项是（     ）

A．80年代，金庸、古龙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今古传奇·武侠版》等通俗杂志问世，说明了“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逐渐向纯娱乐和艺术快感倾斜。

B．《水浒传》中，林冲复杂的人物性格与他夜上梁山的选择可以成为文中所指的“人学”的研究对象。

C．在当下，金庸研究必须要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这也是可行的，可以使金庸研究获得新的学术增长。

D．文章接下来要谈的，应该是“后金庸”时代，在“人学”框架下的金庸研究方向、金庸作品评价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