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①

（美）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这时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商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们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在院子里举行。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赛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都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把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

“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印第安人营地

【美】海明威

尼克和他的父亲跨进了船艄，尼克依偎在父亲的怀里，乔治大叔坐在营船的尾部。两条船在黑暗中划出去。划到海湾的对岸，他们从沙滩走上去，穿过一片露水浸湿的草坪，又绕过了一道弯来到印第安人住的棚屋前。

屋里，木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她正在生孩子，已经两天了，孩子还生不下来。营里的老年妇女都来帮助她、照应她。男人们跑到了路上，直跑到再听不见她叫喊的地方，在黑暗中坐下来抽烟。尼克，还有两个印第安人，跟着他爸爸和乔治大叔走进棚屋时，她正好又尖声直叫起来。她躺在双层床的下铺，盖着被子，肚子鼓得高高的。她的头侧向一边。上铺躺着她的丈夫。三天以前，他把自己的腿给砍伤了，是斧头砍的，伤势很不轻。他正在抽板烟，屋子里一股烟味。

尼克的父亲叫人放些水在炉子上烧，在烧水时，他就跟尼克说话。

“这位太太快生孩子了，尼克，”他说。

“我知道，”尼克说。

“你并不知道，”父亲说。“听我说吧。她现在正在忍受的叫阵痛。婴孩要生下来，她要把婴孩生下来。她全身肌肉都在用劲要把婴孩生下来。方才她大声直叫就是这么回事。”

“我明白了，”尼克说道。

就在这时，印第安产妇大叫起来。那做丈夫的在上铺翻了个身，面向墙壁。

厨房间里那个妇女向大夫做了个手势，表示水热了。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把大壶里的水倒了一半光景在盆里。然后他解开手帕，拿出一点药来放在壶里剩下的水里。

“这半壶水要烧开，”他说着，就用营里带来的肥皂在一盆热水里把手洗擦了一番。尼克望着父亲的满是肥皂的双手互相擦了又擦。他父亲一面小心地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一面说道：“你瞧，尼克，按理说，小孩出生时头先出来，但有时却并不这样。不是头先出来。那就要给大家添不少麻烦了。说不定我要给这位女士动手术呢。等会儿就可以知道了。”

大夫认为自己的一双手已经洗干净了，于是他进去准备接生了。

“把被子掀开好吗，乔治？”他说。“我最好不碰它。”

过一会儿，他要动手术了。乔治大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按住了产妇，不让她动。她咬了乔治大叔的手臂，乔治大叔说：“该死的臭婆娘！”那个给乔治大叔划船的年轻的印第安人听了就笑他。尼克给他父亲端着盆，手术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父亲拎起了孩子，拍拍他，让他透过气来，然后把他递给了那个老妇人。

“瞧，是个男孩，尼克，”他说道。“做个实习大夫，你觉得怎么样？”

尼克说，“还行。”他把头转过去，不敢看他父亲在干什么。

“好吧，这就可以啦，”他父亲说着，把什么东西放进了盆里。

尼克看也不去看一下。

“现在，”他父亲说，“要缝上几针，看不看随便你，尼克。我要把切开的口子缝起来。”

尼克没有看。他的好奇心早就没有了。

他父亲做完手术，站起身来。乔治大叔和那三个印第安男人也站立起来。尼克把盆端到厨房去。

乔治大叔看看自己的手臂。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想起什么，笑了起来。

“我要在你那伤口上放些过氧化物，乔治，”大夫说。

他弯下腰去看看印第安产妇，这会儿她安静下来了，她眼睛紧闭，脸色灰白。孩子怎么样，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一清早我就回去，”大夫站起身来说。“到中午时分会有护士从圣依格那斯来，我们需要些什么东西她都会带来。”

这当儿，他的劲头来了，喜欢说话了，就像一场比赛后足球运动员在更衣室里的那股得意劲儿。

“这个手术真可以上医药杂志了，乔治，”他说。“用一把大折刀做剖腹产手术，再用九英尺长的细肠线缝起来。”

乔治大叔靠墙站着，看着自己的手臂。

“噢，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没错的。”他说道。

“该去看看那个洋洋得意的爸爸了。在这些小事情上做爸爸的往往最痛苦，”大夫说。“我得说，他倒是真能沉得住气。”

他把蒙着那个印第安人的头的毯子揭开来。他这么往上一揭，手湿漉漉的。他踏着下铺的床边，一只手提着灯，往上铺一看，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墙躺着。他的脖子贴两个耳根割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冒，使躺在床铺上的尸体全汪在血泊里。

他的头枕在左臂上。一把剃刀打开着，锋口朝上，掉在毯子上。

“快把尼克带出棚屋去，乔治，”大夫说。

其实用不到多此一举了。尼克正好在厨房门口，把上铺看得清清楚楚，那时他父亲正一手提着灯，一手把那个印第安人的脑袋轻轻推过去。

父子两个沿着伐木道走回湖边的时候，天刚刚有点亮。

“这次我真不该带你来，尼克，”父亲说，他做了手术后的那种得意的劲儿全没了。“真是糟透了——拖你来从头看到底。”

“女人生孩子都得受这么大罪吗？”尼克问道。“不，这是很少、很少见的例外。”

“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我说不出，尼克。他这人受不了一点什么的，我猜想。”

“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不太多，尼克。”

“女人呢，多不多？”“难得有。”

“有没有呢？”“噢，有的。有时候也有。”

“爸爸？”“是呀。”

“乔治大叔上哪儿去呀？”“他会来的，没关系。”

“死，难不难？爸爸？”“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

他们上了船，坐了下来，尼克在船梢，他父亲划桨。太阳正从山那边升起来。一条鲈鱼跳出水面，在水面上弄出一个水圈。尼克把手伸进水里，让手跟船一起在水里滑过去。清早，真是冷飕飕的，水里倒是很温暖。

清早，在湖面上，尼克坐在船梢，他父亲划着船，他满有把握地相信他永远不会死。

（有删改，发表于1924年4月）

黑羊

[意大利]卡尔维诺

①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②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③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④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地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⑤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⑥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⑦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⑧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任何东西可吃。但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⑨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⑩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去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⑪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⑫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⑬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注：黑羊，用英语说就是“blacksheep”，意为“败家子，败类，害群之马”。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本，完成下面小题。

礼拜二午睡时刻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小女孩把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座位上，坐到对面离窗较远的位子上，和母亲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女人的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她一直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

“梳梳头！”女人说。小女孩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指抹去脸上的油污。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紧做。”女人说，“接下来就算渴死了，到哪儿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女孩点点头。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得见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报纸把鲜花包好，目不转睛地揪着母亲，母亲也用温和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小镇热得像蒸笼。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酒馆、台球厅以及电报局还在营业。

母女俩下了车，沿着巴旦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的住处走去。女人用手指甲划了划纱窗，又去叫门。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谁啊？”

“我要找神父。”地说。

“神父正在睡觉。”

“我有急事。”女人坚持道。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请进吧。”

她们走进一间客厅。开门的那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凳前，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下了，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儿其他声音。

开门的那个女人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他叫你们三点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

“那好吧。”开门的那个女人说。

客厅深处的门又关上时，母亲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很整洁。一张简朴的办公桌，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档案。

客厅深处的门打开了。这一次，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能看出他是开门的那个女人的哥哥。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神父瞅了女孩一眼，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天空。“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

神父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油布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①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写字，一边写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身份信息。她毫不迟疑，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那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急忙起来，摸黑从衣柜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她没有开灯，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②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法兰绒条纹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上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写完，嘴里咕哝道。

“森特诺·阿亚拉。”那个女人说，“是我唯一的儿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摘下钥匙，放在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一处地方，说：“在这儿签个字。”

女人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神父吁了一口气。“您从来没有试过把他引上正道吗？”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女人，又看看女孩，看到他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

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我告诉过他，不要偷穷人家的东西，他很听我的话。然而过去，他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③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插嘴说。

“是的。”女人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尝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的滋味。”

“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说服力。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女人仔细听着，向他道了谢，但脸上没有丝毫笑容。

在临街的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贴在纱窗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没有人。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巴旦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样子，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门关上。

“等一会儿再走吧。”说话的时候，他没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一声不响地眼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时，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试着透过纱窗往大街上看，然后从女孩手里把鲜花拿了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跟在她身后。

“等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女人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④她牵着小女孩的手朝大街走去。

（有删改）

鸟

[波兰]布鲁诺·舒尔茨

黄色的冬日来了，充满厌烦。雪像一条磨得露出织纹的旧桌布，尽是窟窿，铺在铁锈色的大地上。桌布不够大，有些屋顶没有盖住，这些屋顶就这样屹立在那里，黑色和棕色，木瓦顶和茅草顶，它们像一艘艘方舟，控制着像汪洋大海似的被煤烟熏黑的顶楼。扫烟囱的没法摆脱那些乌鸦，它们在黄昏密密匝匝地呆在教堂附近、长着黑色的没有枯萎的树叶的树枝上，接着扑簌簌地飞到空中，又回到树上去，每一只鸟紧贴在它自己那条树枝的自己的位置上，要等到黎明才一大群、一大群地飞走，像一阵阵煤烟、一片片尘土，起伏不定和奇形怪状，呱呱地叫个不停，叫得一道道霉黄色的亮光发黑。白天寒冷而叫人腻烦，硬邦邦的，像去年的面包。

父亲不出去了。他封起一个个炉子。他在一个个房间的高处专心致志地干一切小修小理的工作。他感到处在靠近漆着天空、树叶和鸟的天花板，可以鸟瞰的地位开心极了。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我母亲对他的情况感到担心和不快，试图引他谈谈事情，谈谈月底该付的账单，这时候，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讲话，迷惘的神情中流露出苦恼。有时候，他为了要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耳朵贴到地板的一条裂缝上去，就做出警告的手势，阻止她讲下去，还举起双手的食指，强调调查的重要性，接着一心一意开始听起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古怪的举动的叫人悲伤的根源，可悲的情结正在他的心里成长。

母亲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却恭敬地注意着阿德拉。他认为她的一切作用有更深的象征意义。那个年轻女仆用年轻而坚决的姿势把一把长柄刷在地板上推动的时候，父亲简直受不了。阿德拉只要向他摇摇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使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一扇扇房门，最后直挺挺地倒在最远的房间里的床上，在一阵阵痉挛的大笑中打滚，想象着那种他没法顶住的挠痒。因为这个原因，阿德拉摆布父亲的力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的强烈的兴趣。

一切都是从孵鸟蛋开始的。父亲花了许多精力和钱财，从汉堡，或者荷兰，或者非洲的动物研究所进口种种鸟蛋：他用比利时进口的母鸡孵这些蛋。这件事情也把我迷住了。他从一无所有中变出那些瞎眼的、跳动着生命的小不点儿，那些虚弱的肚子只是以接受食物的形式去接受身外的世界，那些眼睛被蒙住的、处在生活表层的生物向亮光爬去。几个礼拜后，那些瞎眼的小东西一下子长大了：一个个房间里充满新住户的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生气勃勃的啾啾声。那些鸟歇在窗帘框上，衣橱顶上；它们在一盏盏吊灯的错综复杂的镀锡枝条和金属漩涡形装饰中间做窝。

在喂食的时候，它们在地板上形成一张五光十色、高低不平的床，一张有生命的地毯：一有陌生人闯进来，地毯就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扑簌簌地飞到空中，最后高高地待在天花板下面。我尤其记得有一只秃鹰，一只巨大的鸟，脖子上没有羽毛，脸上尽是皱纹和疙瘩。它像一个憔悴的苦行者，一个喇嘛，一举一动充满沉着的庄严，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我父亲的长长、厚厚的有圆滚滚的指甲的手，关节强健，同秃鹰的爪子也非常相似。我望着那似睡非睡的秃鹰的时候，总是禁不住产生这样的印象：我同一个木乃伊在一起——我父亲的去掉了水分的、干缩的木乃伊。

我父亲不满足于孵出越来越多的新品种，在顶楼安排起鸟的婚配来，他派出媒人；他把热切的、有吸引力的鸟拴在屋顶上的窟窿和裂口里；不久后，我们家的屋顶，一个巨大的双脊木板瓦屋顶，变成真正的鸟的宿舍，一艘收留各种各样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扁毛生物的诺亚方舟。在这个鸟的天堂被消灭好久以后，这个习惯仍然在鸟的世界中保留着：在春天迁徙的季节，我们的屋顶被一整批、一整批鹤啊、鹈鹕啊、孔雀啊，和各种其他的鸟所包围。然而，经过一个短短的辉煌的时期，整个事业却发生了叫人遗憾的转变。

不久以后，就不得不让父亲搬到顶屋那两间做过贮藏室的房间里去了。有一天，春季大扫除，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的王国中，她闻到房间里充满着恶臭，就站在门口，扭着双手；地板上，桌子上和椅子上，滴满了一堆堆鸟屎。她毫不犹豫，猛地推开一扇窗，靠着一柄长扫把的帮助，把所有的鸟都搅得活动起来。一个由羽毛和翅膀形成的吓人的云团升起来了，发出一阵阵尖叫：阿德拉却像酒神巴克斯的怒气冲天的女祭司那样，在酒神那根手杖发出的旋风保护下，跳着毁灭的舞蹈。我父亲惊慌失措地摆动两条胳膊，试图同他的那一群扁毛动物一起飞到空中去。那个翅膀形成的云团缓慢地越来越稀疏；直到最后，只有阿德拉同我父亲留在战场上；阿德拉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我父亲呢，这会儿显出羞愧的表情，准备接受彻头彻尾的失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下楼来——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

（选自浙江文艺出版社《20世纪外国小说读本》，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