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汉字，这个由点横竖撇捺所构成的方块体，像一个多姿多彩高深莫测的魔方，就用那么多的笔画，上下组合，左右搭配，纵横交错，内外包容，变幻出形态各异的魔块，构成各式各样的字体。

②对于汉字的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六书”进行了解释，并举了例字。“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六书”的说法，只是人们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而加以分析归纳出来的字体分类，并非六种造字方法，因为不可能有谁先制定方法再进行造字。

③汉字本身就是艺术品。它的书写发展演变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历程和创新推进，更有那些历代的书法家们把汉字挥洒得或古朴端庄，或龙飞凤舞，或力透纸背，或飘逸悠然，风情千种，仪态万方，淋漓尽致，灿烂辉煌。如果说中国画也能以自己的特色屹立于世界绘画之林，能与西洋画并驾齐驱或在商品市场上比油画稍有逊色，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文字能与汉字的书法相媲美，汉字书法是全球独领风骚、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

④对于秦始皇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这里暂且不作评论。但他实行“书同文”，是完全应该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的。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很多，有人说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早就分裂成若干个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工具。汉字，既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载体，也是助推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每一个汉字的形成都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每一个汉字的演变都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沧桑。随着时代的进步，汉字书写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钢笔涌入中国后，人们曾哀叹今后很少有会写毛笔字的了。电脑一经问世，人们又惊呼以后会写钢笔字的人也不多了。但是，我们坚信，无论用什么工具书写，汉字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选自刘明远《奇妙无穷的汉字》，有删改）

戏剧批评的历史几乎跟戏剧本身一样久远，它在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广阔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将杂乱无序的欣赏体验条理化、理论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戏剧批评的对象，首先是上演剧目。每有新戏上演，或旧戏重排，往往跟着一大堆评论发表。 很多戏在每轮演出过后，往往都要根据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做些调整与改进。许多经典剧目都 是在批评家和观众的千锤百炼下，经过一改再改才形成的。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发表时本来有序幕和尾声，但极少被导演采用，批评家也普遍认为它削弱了原作的悲剧效果和批评力量，因而在后来作者自编的各种版本中就都被删除了。但剧作家、导演、演员对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应该择善而从，切不可盲从。《茶馆》首演于 1958 年，最后以沈处长的三个“好”字结束，而到了1963 年在批评家的指导下《茶馆》多了砸教堂、贴标语、抓学生等情节，全剧以“红大专”收束，改变了原作的情调和主题，直到“文革”后夏淳重排时才改正过来。

戏剧批评也是观众交流欣赏体会的高级形式，所谓“高级”，是说戏剧批评是理性的分析，而欣赏则是感性的。感性经验既鲜活生动，见仁见智，带有很大的个人局限性，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避免主观偏见。观众不仅要看戏，还应该读评论，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会发现许多意想 不到的东西。如“反右派”运动之后，田汉作《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为民伸冤、反抗强权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次年郭沫若出版《蔡文姬》，写的是一个女诗人“归汉”的故事，歌颂了曹操文治 武功。表面看起来，两个戏各具特色，是由于导演的关系，后者的舞台艺术还超过了前者。但是，如果联系到两位作者的品性和他们在反右中的经历，恐怕就分出个思想高下来了。所以，我们需要读读有关评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批评能够澄清思想、解除疑惑，提高观众的审美能力。

戏剧批评更像是一座桥梁，一边连着创作和演出，一边连着读者与观众，两头都得熟悉，但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它是一项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艺术跟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判断’，意思是‘做出判断’；因而批评就是‘判断’。”判断什么？当然是各种艺术现象的是非优劣，来龙去脉。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批评家对现实的认识。 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于现实的认识。”

鉴于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的仍然是独立自主、不溢美、不阿世、实事求是的戏剧批评。

（节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