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三则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漂泊在外的游子，若与故乡人（        ），欢喜之外也会生起几分落寞，这便是乡愁。“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有期盼也有深情地告白。（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乡愁始终是个庞大的文学命题。

故乡是人类建造并寻找的第一个家园，人们在此繁衍生息，它几乎培育了人类的全部文化与历史。人都是恋家的，故乡是生命的根。然而有史以来，迁徙却是人类发展的常态，人们背井离乡，为开辟新的美丽家园而（        ）。在今天实现共同富裕的宽阔道路上，大多数人依然在为圆梦而奔走。可一旦远离家乡，乡愁还是来了。很多人已经在城市住了几十年，成为地道的城里人，过着富裕的日子，可故乡的山川草木仍然（        ）。近十来年，生活快速发展变化，人们的小日子越来越红火美好，乡愁气氛也越来越浓。懂得乡愁，记住乡愁，也便有了家国情怀，世纪情绪。

材料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三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取材于陆邵明《留住乡愁》）

【推荐2】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提出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用的活羊去而不用，孔子却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用以获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祖辈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就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在荆楚地区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

代表端午节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有多种，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非常顺利。

然而，当这种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既然上述人物都象征着某种文化精神，那么，它必然最大限度地融汇各个时代对此种价值观念新的理解和看法，为适应归一化的趋势，每个与端午节相联系的人物之间，也必然产生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的竞争、淘汰与选择。

屈原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爱国忧民。这种精神品格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上自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自然地接受了屈原并加以褒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对于加强和巩固屈原在端午节文化意义中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庶民百姓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充分接受并赞扬屈原，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民族的依恋与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信赖和帮助，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唤醒民众对这类情感体验的催化剂。

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忠的选择并不盲目的，如果君王不仁或昏庸，那么，忠就失去了价值依附，他的忠便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多大的响应。勾践卧薪尝胆乃是受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所驱动，而不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曹娥的孝代表的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注重，文化意义指向显得太单一化。至于介之推所代表的义的精神品格，除了意义的单一性外，他死于火的事实，使他不可能与端午节的水性文化特征顺利融合。

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精神品格的差异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宽、狭或丰厚、单薄之分。无论伍子胥的忠、介之推的义、曹娥的孝，还是越王勾践的复仇意志，所含蕴的文化意义都缺乏民族整体文化价值取向的支撑，也就难以与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相媲美了。

（摘编自孟修祥《端午节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

①中国早期小说，与其后的宋元明清小说相比，它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出文献的不断涌现和学界对中西“小说”观念的反思，该领域研究渐呈复兴之势。陈洪教授长期潜心于该领域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其新著《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又为该领域研究增加了一部富有深度与创见的大作。

②仅就中国古小说领域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与“语”“说”“故事”“小说”等相关的文字与图像资料，如《语丛》《春秋事语》《逸周书》《晏子》等，为重新建构中国古小说的生成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材料，提供了若干重新审视传世古小说文献的“探点”。作者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融汇，比对，互证，综合梳理考辨相关文本的真伪、年代、源流、性质和社会功能等问题，多有发覆抉微之功，也为相关论题的进一步展开，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早期小说、小说观念及其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奠定了基础。比如书中综合考察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双古堆汉简、居延汉简中的《晏子》残文及传世《晏子》文本，指出该书成书时代是在战国时期而非后世“伪作”，其“亦史亦子亦小说”的特点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作者亦将王家台秦简中与“嫦娥奔月”故事相关的资料与传世文献相梳理比对，得出在先秦时期的“嫦娥”与“羿”是属于不同神话系统中的人物这一论断，进而更为清晰地梳理了该故事的流变历程。

③基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作者认为目前尚不适宜对古小说研究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因而选择了宏观视野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作者着眼于先秦至六朝前后神话、子史、宗教等，意在较为清晰地勾勒和揭示出小说生成、衍变的面貌，并在理论层面进行初步总结；一方面，作者力避重复，在总结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富有新意和代表性的在古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价值的某些重要问题展开“探点”式的考察，以求达到由点到面、见微知著的研究效果。比如，书中通过《韩诗外传》来探究汉代经学语境下故事的文化功能，借伊尹故事流变说明历史人物神话化、巫术化这一现象，用伍子胥故事演化说明子史之于故事的形塑意义等。对于每一具体论题，作者均能做到旁征博引、胪列丰富、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又能从中归纳出一般性的总体认识，兼具深度、广度与新意，从而使该书呈现出细节爬梳繁深细密、整体论述简洁明晰的研究风格。

④基于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深度，该书中多有新颖的立论、深刻的见解。书中对嫦娥奔月、伍子胥、周穆王等故事生成及流变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梳理考察，多发前人所未发；对《韩非子·说林》中“一曰”之异闻的独特体例与性质的判断，对《列仙传》的性质及其小说史意义的阐述，令人信服；关于唱导等佛教仪轨之于六朝小说具体影响的阐发，少有人关注却富有新意。

⑤关于古小说的渊源，前人多有阐述，或认为其是“史之余”，或认为是“子之流”，或以为其兼祖于子、史、神话（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而总体言之，古小说的生成无疑是中国早期经、史、子、集、神话、原始宗教等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尽可能简要、清晰地揭示并阐述古小说在多元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演变的原生状态，正是作者撰写此书的最终目的。基于此，作者以“小说”为本位，在梳理“小说”“稗官”等基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别探究了“语”“说”等体、故事、子、史、神话、巫话、佛教、道教等外在历史与现实语境之于古小说文本存在形态与性质，小说参与各时代文化建构的功能以及其生成与流变的具体作用和时代意义。

⑥总之，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又进一步推进深入，博赡精详，架构恢弘，为我们呈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和流变的大致面貌与历程。

（节选自胡政《文汇报读书周刊》；有删减）

问：读书能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黄志坚：读书，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性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群人，进而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特有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和诉诸感官的视听形态，无形中会助推喧嚣、多元、极化和圏层化的氛围。从这个角度讲，现代人读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与书籍这一媒介形态深度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让人能沉静下来，更为理性、全面、有语境、有深度地去思考去认识自己与世界。可以说，一个爱好读书的人，他的精神世界通常会是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理性客观的。

问：读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王蒙：社会文明程度，会通过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如人的礼仪行止，包括说话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方法、对待他人观点的态度等等。一个社会读书多一些，文明程度也会相应高一些，大家增加爱心与理解，增加智慧与理性，减少戾气，减少反科学、悖常识、与人为恶的不良风气。

魏玉山：书籍是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承的最主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传统、传承民族精神、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书籍也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工具，读书是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科技创造的前提，全民阅读为文化、科技的创新创造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知识基础。

问：您认为，怎样的书算得上一本好书？

黄志坚：什么是好书？作为读者，当然是必须是好看和有用的图书。在书架上选书时，恐怕是要做到四看：一看内容的吸引力，这是最重要的；二是作者的知名度和专业性；三是出版社的品牌；四看书籍的装帧质量和价格。

王蒙：我认为一本好书，要语言好、内容深刻、思考问题的角度新颖、高于常人。更为重要的是书的态度，要有大爱的态度、大公的情怀、负责任的心态，要有敬畏心、感恩心、谦卑心、谦让心。

问：我们的阅读环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魏玉山：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来看，近几年来图书阅读率维持在59%左右的水平，几乎没有增长，与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79%以上的接触率相比，明显偏低。从阅读时长来看，成年人每天手机阅读的时间超过100分钟，而纸质书籍、报刊的阅读时长不足30分钟。

王蒙：在网络上搜索《红楼梦》，可能前五页搜到的都不是曹雪芹的原著《红楼梦》，而是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搜《三国志》，也不是西晋史学家陈寿写的史书，几乎都是游戏。跟看影视剧、玩游戏、玩社交媒体的人相比，今天还在大量阅读名著的人，可能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大。

问：我们能为书香社会，做些什么？

魏玉山：建设书香社会，书是基础，没有书何谈书香，没有丰富的书，何以社会。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多出书”“出好书”“多卖书”。出版社可以做一些阅读的引导，捐建一些书屋、阅览室，但要量力而行。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更多由政府来完成。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大的书展、举办读书活动等推动阅读，也可以购买阅读服务，委托第三方为读者免费提供阅读服务。当然读书活动不一定都要很多人参加，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参加就足够了，关键是让阅读成为百姓生活的一种常态。

（摘编自《书香悦性灵典籍正人心——“世界读书日”三人谈》，《光明日报》2020年4月25日）

《红楼梦》中有三重世界，一是生活世界，一是艺术世界，一是哲学世界。

第一重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混杂酸甜苦辣，历经生老病死。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佛学盛行。晚明直至清代的佛学传播，使得民众接受了这样的宗教观念：人生在世，必须相信净土、不断修行，才能超越轮回，达到清净世界。曹雪芹正是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红楼梦》的生死观。这个介于儒道之间、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恒常，充满起伏跌宕，悲欢离合。宝玉和黛玉有前生的夙缘，今生相逢本该天生一对。然而，无端忽来一宝钗，德容言工，无不胜之，又挟“金玉良缘” 之势，使得黛玉在与宝玉交往中常感到不安，宝玉也常有“好景不长”的预感。不仅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变，周围人的福与祸也在变。“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荣宁两府就是如此。贾敬信奉道教，却因为吃了金丹烧胀而死。元春封妃省亲，富贵已极，却也埋下了败落的种子。贾家鼎盛之时，“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可到第七十五回，尤氏在贾母那里吃饭，饭不够吃时丫鬟却给她盛了下人吃的白粳米饭，荣国府已显窘态。最终，两大家族走向衰败与崩溃。可小说的结尾又说兰桂齐芳，贾兰考中了举人，贾宝玉有一个遗腹子，那么，曹家是不是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小说含而未露。小说中求长生的死了，望情爱的断了，想长久的败了。从《易经》的观点来看，就是否极泰来、乐极生悲、静极而动。

第二重世界是有情世界，它更接近于心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标准，不是金钱，而是缘分和情谊。人在红尘中有情，这情是自然生发出来的。虽然世界无常，但情支撑着世界。宝玉“情不情”，对花、鸟、月亮、星星无往不情，甚至对父亲小书房里一轴美人图都想去探望抚慰一番。他怜香惜玉，爱袭人、晴雯、龄官、芳官等姑娘们，最后钟情于林黛玉。是情的出神入化构成了变化，构成了悲欢离合，构成了艺术美感。这就是变化中情的美。

第三重世界是虚空世界，既超越有情世界，又是隐藏其后的恒定的价值观。道家讲究清净无为，佛家讲究一方净土。它们都主张没有情感牵累和兴衰变化，超脱悲欢喜乐，追求悟性的化境。相对于有情和变化，这种价值观是一个恒定的真相。有情世界则是对虚空世界的偏离。因此，《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有情世界、无常世界的一个平衡。曹雪芹精心安排了太虚幻境这一原始点，使小说在演示了荣辱兴替后通过悟性来抵达虚空世界。

这个世界里没有落花，没有变化，没有忧愁，也不惧时间。一切圆满无缺，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飞来横祸，更不会有猜疑和背叛。然而，有深意的是，你必须舍弃了“实”的现实世界，舍弃了 “情”的有情世界，才能抵达这个凭虚凌空、有大自在的虚空世界。但“实”与“情”是极难割舍的，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做到，小说中真正了悟的可能只有宝玉一人。

（选自 2018 年 5 月 4 日《光明日报》第 13 版《〈红楼梦〉的世界、人生与艺术》）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含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有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

(选编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平民的盛世：宋代》)

这几天，知名视频博主李子柒，因在境外视频网站上拥有超高人气和关注度，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有文章认为，这位博主主打传播中国传统美食文化，通过镜头语言呈现田园生活，令外国网友喜爱并评价说“她在重新向全世界介绍，被我们忘记的那些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子柒的作品具有文化输出的意义。当然，这一结论也引发了不小争议。

浏览李子柒微博的主页，不难发现这位拥有两千万粉丝的大V与众不同之处。在她更新频率不算高的视频中，能够看到黄豆如何变成酱油、纯手工造纸等等传统文化遗产，也能读到蕴藏于田园生活背后的脉脉温情，这些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对于田园牧歌的向往，也打开了西方世界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由此而言，李子柒的走红不难理解。但能不能把这种走红视作文化输出，以及中国需不需要这样的输出，在网上言人人殊。有人认为李子柒的视频不真实，拔高了现实生活；也有人认为乡土社会代表不了中国全貌，会带来误解；还有人质疑其包装炒作的成分，担当不起“文化输出”的重任。

必须承认的是，作为视频内容行业的从业者，李子柒已经用粉丝和流量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但究竟是不是要抢占“文化输出”的名头，目前来看，更多是公众讨论中赋予的意涵。每一个新媒体产品都有自身的定位，喜欢与否都是双向选择，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他人无需苛责。实际上，在互联网连接世界、中国影视作品不断走出去的今天，某个博主的视频走红也存在着必然因素。网友的争议，表面上是探讨文化输出，但更多折射出对待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不同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是否还有时代价值？面对互联网包装和营销手段，传统文化如何自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沿着这个视角望去，那么在李子柒镜头下，传统的笔墨纸砚、蜀绣，古法制作的苏式鲜肉月饼、桂花酒，这些流传于上千年历史之中的技艺，浸润着岁月的打磨和一代代人的匠心。传承好这些、推动它们走出去，不仅必须，而且重要。李子柒视频中所呈现的田园生活，虽然距离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比较遥远，但从中依然能看到中国传统“清隽”的审美取向和“出世”的价值追求，读懂这些内涵，方能更好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不如学习借鉴其优点和经验；争议是否是文化输出，不如扎扎实实做好文化创新和推广的工作。每一个文化作品的成功都不是轻轻松松的，都凝结着精益求精的探索、持之以恒的努力。坚定文化走出去的大方向，秉持工匠精神来谋划创新，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节选自201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