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文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像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懂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

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乙文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跟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茹志娟《百合花》）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静静的产院（节选）

茹志鹃

这三间房子，再也不是普通的三间房子了，这是一所幽静整洁的产院。

“这不是跟医院差不多了吗？”谭婶婶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从自己三十九岁做寡妇想起，想到现在进产院……第二天，她起了一个大早，把自己脑后那个发髻剪掉了，短短的头发，杂着几根半白的发丝，显得又庄严又精神。大家见了她，也好像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敬意。

在这所“跟医院差不多”的产院里，谭婶婶还学会了打针，打肌肉针、静脉针，学会了做产前检查，量血压、抽血、缝线、拆线。每每碰到一些小手术，请镇上医生来动手术的时候，她就从从容容地做助手。医生也夸奖她，有的甚至要她自己学着动些小手术。谭婶婶笑笑，有些得意，同时觉得这些医生，把这产院要求得跟城里的医院一样，她又觉得好笑。谭婶婶对这一切都感到满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谭婶婶心里翻腾了一阵，望着电灯，恨不得立时来一个产妇，她真想在电灯光下面接接生，就像在城里的医院里一样……

忽然，啪的一声，电灯亮了，谭婶婶回身一看，一个面孔黑黝黝的年轻姑娘，扛着行李，一手挟着一只氧气瓶，浑身热气腾腾地站在门口。

“婶婶，你不认识我啦！”那姑娘笑眯眯地站着没动。

“是二丫头！”谭婶婶跟二丫头的娘是好朋友，她高兴地接过行李，安排她坐下，心里却有些奇怪，这里电灯刚装上没几天，这孩子一进门，怎么就知道有电灯，即使知道，那她又怎么晓得开关在哪里？好像产院有电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谭婶婶开始是奇怪，随后就觉得有些不大入味。

电灯光下，荷妹大眼睛亮晶晶地东看西望。把地上的一大捆行李一把拎起来扛上肩，放到里面角落里。谭婶婶又不由得高兴了，这孩子在城里住了一年，倒还没有娇惯。

荷妹回身坐下，就要谭婶婶介绍些产院的情况。

“好！”谭婶婶答应着，心里暗暗地称赞，这丫头做事倒像个大人，老扎认真。走到门边，伸手啪的一声，把电灯扭熄，然后移过油灯，就在荷妹对面坐下。

“这产院负责附近两个大队的产妇。跟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周嫂嫂。成立这两年里，我们一共接了三百五十六个宝宝，还都顺顺当当。”谭婶婶一说到这些问题，不由得话就多了。三百五十六个，这可不是容易的啊！这要担多少风险。特别是产院还没有条件自己动手术，很多情况，就得当机立断，该请医生的就请医生，该送医院的就送医院，差一点点，作兴就会坏事，所以谭婶婶说到这里，特别加重了语气：“二丫头，这可是一副风火担子，担子不轻啊！烧，洗，煮，弄大人，弄小孩，都是我们来，到出院的时候，一个个都长得胖胖的……”谭婶婶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似乎还不够，就站起身来，开了电灯，带荷妹去参观。

她知道开了电灯看，效果会更好。先走进西边一间产妇住的房间，房间相当大，靠边放着五个铺位，床是各式各样的，有单人小铁床，有相当大的木板床，但都放得很合适，收拾得干干净净。荷妹不停地点着头。

“婶婶，这里有没有碰到过产妇不顺产的情况？”荷妹提问了。

“怎么没有，一看苗头不对，就得赶紧给医院打电话来救护车。”

“要是来不及呢？”

“打电话请医生来！”

“要是产妇产后发生变化呢？”

“打电话嘛！”

谭婶婶看了看她，觉得她问题太多，但也没说什么就领荷妹出来。

“婶婶，我们在哪里洗手呢？”荷妹忽然问。

“洗手？”谭婶婶不明白为什么忽然问这个，心里又是一个不快，但她还是把三屉桌上的三个抽屉通通抽开，想展览一下里面的东西。这里面有橡皮手套，有冬天产妇生产时穿的棉腿套，有各种针药，补血的，止痛的，止血的，还有几针麻醉针剂，这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标明着产院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荷妹根本没有理解婶婶的意图，她歪了头，翘起了像刷把似的小辫子，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二丫头，这里不能和城里那些大医院比。”谭婶婶有些生气了。“对！”荷妹一点也没觉出话里的责备意味，径自推窗开门，向外面张望起来，最后，她索性跑出去看什么东西了。

谭婶婶把抽屉关好，她现在不想再给这姑娘说什么看什么了，心里闷闷的。

“婶婶，可有了办法了！”荷妹眉飞色舞地跳进来了，“婶婶，我们自己可以做土造自来水，人家托儿所都用自来水洗手了，我们产院里更需要这个。我看过了，井不远，只要墙上打一个洞……”

谭婶婶打断她说：“你来看看床铺吧！”说着转身走向东屋，指着一张空铺说：“周嫂不在，你就睡这里吧！”

“这不费事呀，婶婶，也不用花钱，装好了就不用提水，不用担水，只要一压，水就自己从竹管里流进来，好透了！”荷妹还是不懂眼色地跟在后面叨叨。

“荷妹，你刚来，还是看看再说吧！”说罢，谭婶婶就走进厨房，端消毒锅，封煤炉。

第一次见面，谭婶婶对荷妹的印象不能说好，但是要说坏，她也说不出坏在哪里，就是觉得不顺眼，不入调。

（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渠

韩少功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

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我特别记得他着急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直叫。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的家里，是不必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屁股坐在泥巴里去了，就是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籽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恶心半天。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是个娃崽。居然一直不哼一声，在刚才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二十块钱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很便宜。我想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根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了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成谈话的样子。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留出来的那种气味。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了。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了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呵呵”的声音。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梦魂牵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我不能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

（节选自《马桥词典》，有删改）

夜

叶圣陶

一条不很整洁的里弄，一幢一楼一底的屋内，桌上的煤油灯放着黄晕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惨淡。桌旁坐着个老妇人，手里抱一个大约两周岁的孩子。那老妇人深陷的眼眶里，红筋牵牵地，发亮；放大的瞳子注视孩子的脸，定定地，凄然失神。

近来，那孩子特别会哭，叫开了头便难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蝉儿。老妇人百般抚慰，可是不大见效，直到他自己没了力，一壁呜咽，一壁让眼皮一会开一会闭而终于阖拢，才算收场。

今晚老妇人感到特别安慰：到这时候了，孩子的哭还不见开场，假若就这样倦下来睡着，岂不是难得的安静的一晚？然而她又感到特别不安：不晓得就将回来的阿弟怎么说法，不晓得几天来醒里梦里系念着的可怜宝贝到底有没有着落。这时候，她注视着孩子，她衰弱而创伤的脑里，涌现着雾海般迷茫的未来。她不敢再想，无聊地问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张。”大男随口回答。“不！不！”老妇人矫正他说，“我教你，大男姓孙。记着，孙，孙！”“孙。”大男并不坚持，仰起脸来看老妇人的脸，就这样学着说。

老妇人心头一阵酸。“随便哪个问你，你说姓孙，你说姓孙……”声音渐渐凄咽了。

“哇——”大男突然哭起来了。小身躯死命地挣扎，泪水淌得满脸。

老妇人知道每晚的常课又要开头，便以柔和的声音来呜他。大男照例不理睬，喉咙却张得更大了，“哇……妈妈呀……”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伤心又害怕。那一声就如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她于是站起来走，把大男横在臂弯里。从她那动作的滞钝以及步履的沉重，可见她确实有点衰老了。

搭，搭，外面有叩门声，同时，躺在跨街楼底下的那条癞黄狗汪汪地叫起来。她吓得一跳，但随即省悟这声音极熟，一定是阿弟回来了，便匆遽地走去开门。

门才开一道缝，外面的人便闪了进来；连忙，轻轻地，回身把门关上，好像提防别的什么东西也乘势掩了进来。

“怎样？”老妇人悄然而焦急地问。

“唉！总算看见了。”阿弟摸着额角，颓然，像完全消失了气力。

“看见了？”老妇人的眼睛张得可怕地大，心头是一种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况味。

“阿姊，我今天遇见的那个弟兄，是一个好人。我找着了他，求他的恩典，指点我去认一认他们的棺木。我告诉他这两个人怎样地可怜，是夫妻两个，女的有年老的娘，他们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里啼哭，叫着妈妈，妈妈，……请他看老的小的面上发点慈悲心。”

“他约我六点钟在某路转角等他。我自然千恩万谢，提早等着。他引着我向野里走，一路同我谈。啊——那弟兄嘴唇粘着支纸烟，一壁吸烟一壁幽幽地说，‘那一天，我们那个弟兄，上头的命令呀，缩了好几回，才皱着眉头，砰地一响开出去。又是三响，才算结果了，两个染了满身红。’”

“他说棺木都写着号码，他记得清楚，十七十八两号是他们俩。我们逐一认去，认到了，一横一竖放着，上面外国号码十七十八我识得。”

“十七，十八！”老妇人忘其所以地喊出来，脸色凄惨，眼眶里明莹着仅有的泪。一阵忿恨的烈焰在她空虚的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那辈该死的东西！”

阿弟看阿姊这样，没精没采回转头，叹着说，“我看棺木还好的，板不算薄。”

“我告诉你，”老妇人咬着牙，身体索索地震动，继续说，“我不想什么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命！——怕什么呢！我是姓张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谁把我怎样！”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烧着她的全体，语声毫无顾忌地哀厉而响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说，“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姓张！啊！我只恨没有本领处置那辈该死的东西，给年青的女儿女婿报仇！”

阿弟听呆了，怀着莫名的恐惧，伸手掏衣袋。“他们留着字条呢！”他说着。“啊！字条！”老妇人身体一挺，周身的神经都拉得十分紧张：字条拿出来了，是撕破了的一个联珠牌卷烟匣子，反面写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铅笔字。阿弟凝着细眼凑近煤油灯念这字条。“‘儿等今死，无所恨，请勿念。’嗤！这个话才叫怪。没了性命，倒说没有什么恨。‘恳求善视大男，大男即儿等也。’他们的意思，没有别的，求你好好看养着大男；说大男就是他们，大男好，就如他们没有死。只这‘无所恨’真是怪，真是怪！”

“拿来我看，”老妇人伸手攫取那字条，定睛直望，像嗜书者想把书完全吞下去那样地专凝。但她并不识字。

“大男，我的心肝，楼上去睡吧。”她立起来走向楼梯，嘴唇贴着孩子的头顶，字条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放着母性的热光，脚步比先前较快。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了。

“哇……”孩子给颠醒了，并不张眼，皱着小眉心直叫，“妈妈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作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