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潘先生在难中（节选）

叶圣陶

第二天早上，几许房间里的电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这报纸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哪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报上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作为校长，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大帅那大帅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

火车开到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见大门紧紧关着。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变更，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为报纸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一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

下一天，他从茶馆里得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

他抽完了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办事处。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张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他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像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而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备几个在那里。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个红十字徽章早已缀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余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有删改）

文本二：

在许多旧小说里边，一个人物出场的时候，作者往往给他“开相”，他容貌怎样，态度怎样，服装怎样，说上一大堆。在一些传记里边，作者往往给传记中的主人翁加上一些关于性格的写述，如“豁达大度”“恭谨有礼”之类。这些是不是描写呢？回答是不一定就是。如果只叙明某一个人物的容貌怎样，态度怎样，服装怎样，跟后面要写的这个人物的思想和行动都没有关系，那么只是浪费笔墨而已，不能算作描写。至于“豁达大度”“恭谨有礼”之类，乃是作者对于人物的评判，作者评判他怎样，读者不能就见到他怎样，所以，如果仅仅使用这种评判语句，实在不能算作描写。要知道，人物的容貌、态度、服装等等是写述不尽的，在写述不尽之中提出一部分来写，当然非挑选那些跟他的思想行动发生关系的不可。“豁达大度”“恭谨有礼”之类既是作者对于人物的评判，作者就该让读者听听他的言论，看看他的举止行动，自己去见到他的“豁达大度”或者“恭谨有礼”。如果作者的笔墨真能使读者自己见到这样的结论，这两句评判语句也就无妨删去了。

描写人物以描写他的性格为主，容貌、态度、服装等等常常作为性格的衬托，只有在足以显出人物性格的当儿，才是真正必要的。岂但这些，就是人物以外的环境，作者之所以不肯放过，也为的是增加描写人物性格的效果。写的虽然是人物以外的环境，而着眼点却在衬托出人物的性格。在小说中间，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仅仅用一些形容词作为评判的话，如说“他很爽直”“这个人非常勇敢”，绝不是描写人物性格的办法。描写人物性格要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上下功夫，没有一句评判的话也不要紧。能使读者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上体会得出人物的性格来，那才是上等的描写。

（节选自叶圣陶《文章例话》）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饭

叶圣陶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了！你们的先生呢？”

两间屋子，已经上了年纪，向前倾斜，如人佝偻的样子。门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这时候正是中秋的天气，平远的田亩里，稻穗和稻叶受微风吹拂，顺风偃倒，便成波浪。更远的村树构成个大圈环，静穆且秀美。微微听得犬吠。这真是诗人的节令和境地呵！

但是住在这里的都不是诗人，屋子里六七个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涨，他们的田里盛着过量的水，和河水并了家，露出水面的稻只有三四寸高。他们的父母整天愁叹，或者说，饿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们相信自己的见识不及父母，饿死就在眼前是千真万确的了。他们想得异常害怕，不自觉地改变了平常的态度，静静地坐在屋内，低低讲捉蜗蚌的经历，声音里含着惊恐且烦闷的气息。

讲了一会，他们又觉得世界上只有蟋蟀了，便起劲了。一个孩子拍着桌子高声说：好一头大蟋蟀！它在玉蜀黍的根旁，这么一把就被我按住了！……

这时，走进来一个人。他随意看了一看，忽然后头一皱，目光四注，随着发出鄙夷的声气问学生们，就是篇首的两句话。

吴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丝篮，篮里盛着雪里英豆腐油瓶等东西，一手提着一条长不到八寸的腌鱼，从烂湿的田岸上匆匆走来。他瘦削的面孔红到颈际，失神的目光时时瞪视他的前路，呼吸异常急促，几乎是喘息。

原来他已得到了消息。 一个妇人告诉他：“你须快一点走，管你的那位先生来了，我刚才看他向学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东栅外。”

吴先生得在那两间屋子里当教师，很不是容易的事。第一次去学务委员家里的时候，他坐在客厅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只点着了一边，上身前俯，保持全身的稳定。他的眼睛本是迷蒙的，现在又只顾下注，也许他所处的客厅和对面谈话的那个人都没看清楚。那位学务委员穿着汗衫，斜躺在藤椅子上，右手枕着头，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心思忽然来袭学务委员的不知为什么， 总觉得吴先生不顺眼。他不情愿地说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我本想请一个师范毕业生，”学务委员表示严重的神情说，“现在既有介绍信，我此任用你了。"

“没有错，听得很清楚，他答应了。”买先生这么想。他心里只觉晃荡，回答不出什么。他的头却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们办学的规矩，非师范毕业生月薪六元。后天你就可以到校开学去。”

吴先生答应了几个“是”，便退出来，他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一个月后，他遇见一桩不可解的事情：他到学务委员家里领薪，拿到了三块钱，还有三块须待十天以后，可是学务委员叫他写了一张十元的收据。“何以数目不符呢？”他这么想。自馁和满足的心使他不敢开口便问。“我不是师范生呵！外边师范生多着呢。六块钱比较以前处馆地优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脑子里，带着三块钱回去。

“不成个样子，这时候还不回来！”学务委员喃喃地自语。

吴先生已赶了进来，两手空着，他的东西大概已放在锅灶旁边了。他看见学务委员含怒的样子站在黑板旁边，简直不明白自己应当怎样才是，身体向左右摇了几摇，俯首地打招呼。学务委员点了一点头，冷冷地说：“上课的时间早到了，你此刻才！”

遮饰是无望了，吴先生只得颤抖而含糊地说老实话：“我去买东西，不料回来得迟了。”

“买东西！”学务委员的语音很高，“时刻到了，学生都坐在这里了，却等你买东西。”

“以后不买就是了。”吴先生不自主地这么说。

学务委员觉得吴先生真是个坏教员，越看越不顺眼，因为他不越心于教育，对职备没有尽责的观念。但是他想到了为此而来的更重要的事情，也就耐着。他右手支着头，眉头微微皱着，却装做没事的样子说：“你这里太不成个样子，只有这几个学生！日内省视学快来视察，他见学生这么少，就可以断定这是个不良的学校。为你的面子计，你得去借十几个孩子来才行。这本不关我的事，和你关切，所以提起一声。”

吴地生一身无形的绳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觉得宽松了好多；敏感的心代替了恐惧，兴奋到不可说的程度。他虽然不明白怎样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问了。他只是拱手过胸，喃喻地“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么？去个两回没遇见，现在他走上门来了。”一种冲动使他随口就说，“上月的……”说到这里又觉得不好意思，便缩住了。

“什么？”学务委员以动捷的语音达么问。

“上月的……”吴先生无可奈何，目光不敢正对学务委员，依旧没有勇气说下去。

吴先生知道不说也是个不了、只得硬着头皮说：“请把上月未发的半份薪金见惠。”他再也不能多说一个字了。

“你刚才不是买了吃的东西回来么？怎么还等着？”

“家里的人——家里还有三口，我怎能只顾自己己，他们还等着呢。”

学务委员放下右手，挺直着上半身，上眼皮抬了一抬，表示庄严的样子说：“教员不尽职，照例有相当的惩罚，你今天应当罚俸三分之一！”他从衣袋中摸出一块钱，随手向桌上一掷，清亮的声音引得孩子们同时射出异样的眼光来。他说，“这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吴先生欲待申辩，不但话语说不出，连思路也没了，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块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里，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觉。

1921年9月24日写毕（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暗哨

徐凤林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要进山了。

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份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报，除了发布党的最新的抗战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皮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未，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凯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的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节选自小说《张皮匠抗战》）

美食家·吃喝小引

陆文夫

①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好吃还能成家！但偏偏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他就是朱自冶。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

②首先得声明，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么，当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

③朱自治是个房屋资本家，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治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

④都说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不曾见过身边有女人。只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 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⑤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冶的姑妈是表姐妹，在我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只消看看门，料理点家务。朱自冶早出晚归，没家没务。倒是我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

⑥朱自冶起得很早，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做一点讲解。

⑦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来一碗**面。”跑堂的稍许一顿。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的——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免青，重油，清淡点，重面轻交，重交轻面……如果是朱自冶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交要过桥，硬点！”

⑧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冶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做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它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⑨朱自冶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治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叮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闾门石路去蹲茶楼。

⑩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闾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爿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 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凡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的。

⑪朱自冶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鲴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详细，深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

（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蓝袍先生（节选）

陈忠实

我爷爷徐敬儒，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为科举制度的废止而不能中举高升，爷爷只好穿上蓝袍在杨徐村坐馆执教，教的是他的“四书五经”。我爷爷把门楼上那副“耕读传家”的题匾挖掉了，换上一副“读耕传家”的题匾，把“耕”和“读”的位置做了调换。我父亲初看时，还以为我爷爷笔下失误，问时，爷爷一拂袖子，瞪了父亲一眼，没有回答。我父亲不敢再问，却明白了是有意调换而不属于笔误，该当慢慢地去体味，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凿刻起来。

爷爷瞑目前，选定我父亲做他的接班人，父亲穿上了爷爷留下的蓝袍去私塾坐馆执教。后来因为家庭内部变化，在我刚满十六岁的时候，父亲让我做他的替身去坐馆执教……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也穿上了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走出我家那幢雕刻着“读耕传家”字样的门楼，似乎这村巷一夜之间变得十分陌生了，街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木，一搂抱粗的古槐，端直的白杨，夏天结出像蒜墨一样的长英的楸树，现在好像都在瞅着我，看我这个十六岁的先生会不会像先生那样走路！那些拥拥挤挤的一家一户的门楼里，有人在窥视我的可笑的走路的姿势吧？不管怎样，我已经走出街门了，没有再退回去的余地了，只有朝前走。这时候，像面对一个十分面熟而又确实读不出字音的生字时顺手掀开字典，我想到了父亲走路的姿势。我多少次看见父亲来去学堂时走在村巷里的身姿，而他训导我的如何走路的条文倒模糊了。

我抬起头，像父亲那样，既不仰高，也不低垂，两目平视，梗直脖根，绝不左顾右盼，努力做到不紧不慢，朝前走过去。

走进学堂的黑漆大门了，三间敞通的瓦房里，学生们已经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满了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方桌和条凳，排列整齐，桌子四周围坐着年龄差别很大的生，在哇啦哇啦背书。除了新添的几个启蒙生，教室里坐着的全是那些春节以前和我同窗的本村的熟人、同伴、同学，有的个子比我长得还高还壮实，我今天看见他们，心里却怯了，我完全知道他们和我父亲捣蛋的故伎，尤其是杨马娃和徐拴拴两人，念书笨得很，却尽鬼点子捣蛋。我一进门就瞅见他俩的诡秘的脸相，倒有点怯场了，那些不怀好意的脸相！

我立即走向那张四方教桌，偏不注意那几个扮着怪相的脸。我在父亲坐过的那把直背黑漆木椅上坐下来，腰似乎自然地挺直了，父亲就是这样挺着身坐。桌子角上压着一送打好了格子的空影格纸，那是学生们递上来的，等待我在那些空格里写上正楷字，他们再领回去，铺在仿纸下照描，我取下一张空格纸，从铜笔帽里拔出毛笔，蘸了墨，刚写下一个字，忽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地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他的嘴角吊着涎水，一只手在背后抓挠着屁股，得意地傻笑着，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傻子脸色立时大变，眼里掠过惊恐的阴影，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一只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一下子揪住杨马娃，这个暗中专门出鬼点子捣乱的“坏头头“。不压住这个杨马娃，我日后就难得在这张椅子上坐安稳。我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他个子虽不高，年岁不小了，也是个老学生。他应付差事似的朝我草草鞠了一躬，就站住了。

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冤枉的无可奈何的神色，既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更听不到求饶声了，我突然觉得那只手在向我示威，甚至蔑视我。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感到了两方的对峙在继续，我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不然就会被压倒，难得起来。我也不吭气，谁也不看，只看着那只要击中的手。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唤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下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

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我重新坐好，提起毛笔，题写那张未写完的影格儿，手却在抖。我第一次执板打人，心里却没有享受打人的畅快，反倒添加了一缕说不清的滋味……

就这样，我穿着蓝袍，像爷爷，像父亲，做起了先生……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杨徐村解放了，人民政府废止了我的课程，让我到城南的师范学校去进修。我来到了师范学校，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脱掉蓝袍，穿上了“列宁装”，无论如何，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时感到浑身舒展了。我挺直了脊背，向前走去……

（选自《蓝袍先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