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因何而伟大

李建军

对托尔斯泰而言，艺术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现实中的人而存在的，所以，它天然地有着“功利主义”的性质——只有对生活有效用，只有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情感的有效手段，它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或者，就放在自己身上，只满足于对肉体快感的叙写和阴暗情绪的宣泄。在那些褊狭、平庸的作家看来，文学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与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茫远的未来，都是没有关系的，总之，文学只为“文学”本身而存在。

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作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他把写作当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著地探寻生活的意义。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学的这些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常常被当作一种陈腐的教条和失效的纪律。

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写作；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单单为荣利写作；敢于对抗邪恶，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勇于直面苦难，而不是视若无睹；充满拯救不幸者的焦虑；而不是陶醉于掉臂而游的逍遥——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显得伟大和高贵的根本原因。

对比起来看，中国文学则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章被视为“经国之大业”，诗歌则被当作“观风俗”的镜子和“正得失”的手段。我们的文学被夸大了政治作用，写文章的人反倒失去了自由感和余裕心，而统治者则因为多疑和恐惧，常常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在控制写作者的灵魂，长此以往，很多作家便恂恂然如辕下驹，完全失掉了灵气、朝气。然而，大地上总有巨石压不住的竹笋，总有野火烧不尽的春草。从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与俄罗斯大师一样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优秀作家例——如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经验，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和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

对那些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挟的作家来讲，司马迁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方向和出路。只有像太史公和俄罗斯大师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

（有删改）

材料一：

眼下中国诗歌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存困境，无疑是社会大众整体上对新诗所持的淡漠乃至排斥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以为这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创作主体的变化。诗歌要有发自于内心的真实声音，才能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面对中国当代诗歌不景气的现实，诗歌的创作不能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诗歌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长期以来，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弱化，很多诗人的创作与社会变化、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重提和倡导诗歌回归现实，并不是要给诗歌设定规矩和限制。任何诗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和道义在肩，他的写作应该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就是认识自己。不仅要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洞悉它的变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进。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诚然，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就诗歌而言，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诗人在个体精神承担的基础上，要研究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摘编自梁平《让诗歌回归现实》)

材料二：

新世纪诗歌为什么需要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之源。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是记录时代、书写现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切近时代、观照自身的情感纽带，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更因其澄澈优美之特性，承担着发现、记录和引领的使命。古人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也是我们当代诗歌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优秀作品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特征，更是一部作品的实践场域和素材源泉。诗歌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在于体察时代、观照现实，发现和传播时代之精神，高尚之人格与生活之美好。为了保证自己身份和书写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扣当代现实，才能既保证其成立，又保证其有意义。

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立场，我认为写诗就是自我的修炼，诗人应当培养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诗人抒写时代、体察时代，才可能在当代时空中拓展语言空间的充盈性，其作品也才会具有更加深切的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我们应该主动地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真正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而不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勾勒想象。其次，关于新世纪诗歌对于时代关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我认为诗人要对此保持某种“随意而警醒”的“凝视”。这段话的前半句来自张枣：“作为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混迹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后半句来自朵渔：“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这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时，既要深入时代和现代内部，去摸索和体察其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外，有距离地审视这个时代。只有这样包含着接纳与对抗、切近与疏离的审视，我们才既能保持审慎而清醒的认知，又能完成诗歌写作必要的美学与思想的高度，写出切入这个时代的诗篇。

(摘编自童作焉《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材料三：

新诗的精神重建不是口号，而是呼唤我们诗坛曾有的但已经缺失了的精神内涵。诗歌有了精神有了内涵，才有了新的面貌。在当下困顿的诗坛重提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就是为新诗重建找一条道路，使得新诗重建变为现实。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创作方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文学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强调的是冷静、客观地模仿现实世界，要“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而前者更强调一种姿态——批判、介入、关怀现实和责任的承担。因此，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后者指的是一种创作方法，前者指向的是创作的精神和态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叙事文学，而现实主义精神属于一切文学和艺术。无论何种表现方式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既不媚雅又不媚俗。现实主义精神不一定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可以用暗示、反讽、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现实主义精神是超越一切创作方式的，它的具体写作方式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无论何种表现方式的作品，都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精髓，诗歌也莫能例外。目前诗坛的困境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中国新诗要二次复兴，走出目前的低谷，必须进行精神重建，而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其精神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歌功颂德，要做到社会的关怀性与诗歌独立性相结合。“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写作，诗歌成了时代的传声筒，写作失去了独立性，也就丧失了现实主义精神。

(摘编自令狐兆鹏《中国新诗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家张载之志堪称具有崇高的学术担当，然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方法注定了理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

理学的最大弊端就是虽有学术担当，也不乏人文情怀，却没有科学精神。比如，理学家们将“天地”解释为尊卑等级关系，宇宙万物也都有尊卑等级，如天冠地履、星空列阵、大雁成行、羊羔跪乳等都反映尊卑等级，然后依据“天人合一”论证三纲五常符合“自然之理”。这种缺失科学精神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社会现象。宋元之后，理学占据社会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明却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应对民族内争或外敌入侵方面，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欲望、能力和进程都受到四书之学的严重抑制。当西欧的精英们致力于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变革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却把“为往圣继绝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当作“为万世开太平”的灵丹妙药，大大延误了中国的发展。当下，有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人文情怀有余、科学素养不足，研究中不注重证据，一些研究成果在形式逻辑上经不起分析，至于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就更谈不上了。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素养，一些观点明显简单化，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有害无益。可见，缺失科学素养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多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学校一直强调人文情怀的培养、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强调道德教育、国学教育，而没有把培养科学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那就会出现很多偏差。

就立人而言，立德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德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德。科学素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人类一切优秀素养之本。一个能将实事求是精神融入灵魂、植入骨髓的人，一般而言其道德情操、人文情怀和其他素养也不会差。因此，我们不能将培养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情怀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才与德的关系，某些科学素养其实就是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科学素养是培养人文情怀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培养科学素养的过程必然包含人文情怀教育的成分，也是可以立德的。所以，从小学阶段就应重视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养成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小培养学生客观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强化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教育搞好了、科学素养提升了，人们才能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只有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是名副其实、根深蒂固的。

（摘编自张分田《科学素养是立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