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东 藏 记^①

宗 璞

①月光如水，抚慰着这刚经过轰炸的高原城市。人们睡了。碧初^②斜倚枕上，累极了，却不能入睡。她望望窗外的月色，又看看弗之伏案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②孟樾的那一盏灯还在亮着，继续亮着。

③炸不倒的腊梅林。

④好一片月色！照得腊梅林亮堂堂的。弥漫在空中的焦味和腥味已经不大觉得了，清爽的腊梅的气味随着月光飘散在这里。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⑤我望北方，我的这扇窗是朝北的。远处天空有一丝极薄的云。爹，你是不是从那上面向下望？你究竟遇到什么事？怎么不给女儿托一个梦？

⑥可叹人有记性，也可庆幸人有记性。人若是没有记忆，只顾眼前，大概会快活些。就连今天的轰炸也已是过去了。可我们怎能忘记！我们从北平逃到云南，走过国土的一半，还没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今天若不是给爹上祭，怕早已葬身黄土陇中了。爹离开我们，只是一种方式，爹用死这一方式救了我们。我知道，这是爹要的，我不哭的，爹，有灰尘落到眼睛里了。

⑦武汉已经失守，湘桂一带战争也不容乐观。真要一步步打回去驱逐敌寇，收复失地，谈何容易！抗战不是一年两年完得了的，以后的日子还要艰难，我们必须靠自己。这是爹的教训，也是中国人从古到今的祖训。永远要自强不息！其实世上无论大小事，大至治国兴邦，小至修身齐家，归根到底都得靠自己。我操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家，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原则，是不容更改的。

⑧弗之辞去教务长的职务以后，时间充裕多了。他能专心著述，是我的愿望。我自己没有职业，对社会没有贡献，弗之应该多做，把我欠的给补上。他写文章，一支笔上上下下飞快挪动，我看着都累得慌。我总说慢点好不好，何必赶得这样紧！他说简直来不及写下自己的思想，得快点啊，不知道敌人给我们留多少时间。看秦校长和萧先生的意思，迟早还要弗之分担学校的事。学校培育万千人才，是大事，他不会怕麻烦不管的。可人的精神有限。我不能分他丝毫精力。

⑨到云南日子不长，东西消耗很快，精力也用得快。可是真太累了。

⑩爹，你不要担心。搬到乡下去，不用跑警报，可能会好一些。现在最使我担心的是峨。我不知道她会走怎样的路。

⑪峨的古怪是亲戚们都感觉到的。论环境、教育、遗传，她和另两个孩子毫无差别。可是她就这么不一样。嵋和小娃最让人担心的是长得太快，营养跟不上，会得病的。我要看住的是他们的身体。而对于峨，我要管的是她的心。可那怎么管得住！我得打起千百副精神领她走那些还不可知的迷魂阵，这种迷魂阵其实是在自己的心里，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更诡秘。

⑫只怕我精神不够用。我也不愿让弗之分心。爹，你老人家要帮助我。

⑬月色这样好，照得腊梅林枝丫分明。这样的月色！把高原的残冬妆点得清寒澄澈。爹，记得我在老家时学过吹箫吗？我吹的是曾祖母用的旧箫，很粗，颜色暗红，很容易吹。我拿着箫坐在园中草亭上，爹说，箫声和月色最相配，箫是联系着大自然的。好静啊，这腊梅林。后来弗之送过我一对玉屏箫，较细，可惜没有带出来。这箭颜色金黄，上面刻着杜牧的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爹记得吗？二十四桥明月夜！全都陷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山河残破，民不聊生，箫声鸣咽，归途何处？

⑭弗之也说箫是从大自然来的，声音和着月光最好。可是我只在方壶花园里吹过很有限的几次。以后不曾再吹。爹也不曾问过我。爹知道，我的生活里，有更丰满更美好的东西。我教过峨、嵋和小娃一首儿歌：“一根紫竹直苗苗，送与宝宝做管箫。箫儿对准口，口儿对准箫，萧中吹出新时调”。

⑮我教育孩子们要不断吹出新时调。新时调不是趋时，而是新的自己。无论怎样的艰难，逃难、轰炸、疾病……我们都会战胜，然后脱出一个新的自己。

⑯腊梅林是炸不倒的，我对腊梅林充满了敬意，也对我们自己满怀敬意。

⑰我们——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

⑱月色已近中天，弗之仍在写着。

⑲爹，我知道，你仍从云朵上向下望着——

(节选自宗璞《东藏记》)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们决不投降”

宗璞

战争在中国的大地上呼啸。

傍晚，嵋回到家中。在晚饭桌上闲说着一天的见闻。合子特地给嵋夹了一箸菜，说：“小姐姐是大学生了。”嵋说：“我还看见了日本俘虏。”接着讲了当时情况。孟弗之沉思道：“他们也是人，但是在法西斯政策驱使下已经成为工具，被‘异化’了。我们进行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不仅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也要将‘人’还原为人。”

“将‘人’还原为人”。嵋一生都记得这句话。秋季始业不久，为了躲避战争，为了有一个更适合教与学的环境，明仑大学奉命，将久已酝酿的迁校计划再一次提出。教育部提出把西康作为考虑的地点。

秦巽衡和孟弗之、萧子蔚三人这一天有同样的活动。上午，到青云大学参加昆明市各校领导的联合会议，商谈当前局势，下午要在本校教务会上讨论迁校计划。上午会后大家都觉得很沉重。正走在街上，忽然下起雨来，就在一个饭馆房檐下站了片刻，雨势愈猛。巽衡说，进去吃点东西吧。饭馆很热闹，杯盘相碰，饭菜飘香，加上跑堂的大声吆喝，和门外冷风疾雨恰成对比。弗之微笑道：“这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人，穿着蓝布长衫，甚是整洁，走过时突然站住，叫了一声：“这不是老爷么！ ”原来是孟家的厨师柴发利，他抢步上前就要跪倒行礼，弗之忙站起扶住，说：“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柴发利又见过秦、萧两先生，说：“我离开北平已经几年了， 先在桂林开了个小饭馆，桂林吃紧时，我就跑出来了，就在这家饭馆做点事，想安顿得好一些再去看老爷太太，免得为我操心。”弗之要柴发利坐了说话，柴发利不敢坐，站着说了些路上情况。他来时还算好的，现在更艰难了。可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有点力气的都要逃出来。路上的艰难几天也说不完。一时饭毕，雨已停了，三人走出，迎面只觉寒风扑面，是秋已深。一路见一群群人面目黑瘦，拖儿带女，背着大包小包，正是新到的难民。翠湖旁，桥边柳下也有难民或坐或卧，两个小儿大概有病，不停地啼哭。一个母亲低声抚慰，一个母亲照屁股给了几下。被打的小儿大哭。又有别的小儿跟上，几只鸟儿扑喇喇惊飞了。

正走着，雨又下了。三人到大学办事处时，长衫都湿了大半。有好几位先生到了，正在收伞整衣。这里没有了圆甑的落地长窗和讲究的家具，桌椅都很朴素，和露宿街头相比已是天上了。

会上讨论了两件大事，秦巽衡简单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说教育部已经派人去西康勘察，那里交通十分不便，谅敌人是打不到的。另因军情紧张，滇西、滇南的战场都需要翻译，教育部决定征调四年级学生到军队服役。对这一问题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国难当头人人都有责任。一位先生提出学生中思想很复杂，也可能有人拒绝服役。大家都认为到了生死关头，怎能不赴国难。秦巽衡校长说：“如有这种情况，不予毕业。”语气很坚决，大家俱无异议。

有人低声说：“早有人参军了，而且牺牲了，等着征调还不去么！”

征调决定了，大家心头都很沉重，战争一天天逼近，他们要送自己的学生奔赴战场，没有退路。在搬迁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有人说，学生从军是把精华投进去了，还躲什么。也有人说，还是搬一搬好。弗之说：“我们现在是用两个拳头的对策。一个拳头伸出去，那就是我们的青年人要直接参加这场战争；一个拳头是缩回来，就是搬迁躲藏，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继续打出去的力量，只是搬迁的得失要仔细衡量。新址安排，旅途劳顿，时间、精力和费用都要付出很多，我担心学校又要大伤元气。而且学校的搬迁对云南人心会不会有影响。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庄卣辰说：“现在世界战局已经明朗，盟军反攻加速，再坚持一阵，也许能渡过危机。”钱明经谨慎地说：“孟先生、庄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只是万一有变就不好了，搬到平安的地方教学可以较为安心，也可以保存元气。”也有好几位先生主张搬迁，只是西康文化落后，不很合适。又有人说，现在哪里还能找到合适的地方。若有合适的地方，敌人一时打不到，也不会放过轰炸。

冷风夹着雨滴吹打着玻璃窗。众人都觉一阵寒意。咣当一声，风把门吹开了，把桌上的纸张吹得满地。

梁明时忽然站起来，用健康的右手扶往桌子大声说：“我们最好找一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地方，让敌人找不着。”他噙着眼泪。这话又似实意，又似讽刺，像一柄剑刺在每个人身上，满室无言，静了好一阵，热泪在人们眼中转。江昉站起来说：“我是不走的了，我与昆明共存亡！”

逃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我们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方了！”有人几乎是喊出来。子蔚温和地说：“搬还是留，搬到哪里，需要有全盘考虑，需要和教育部再商量。”

秦巽衡站起身：“大家的意思我清楚了。我们也许搬走，也许留下，也许会和敌人周旋，前途还不能确定，更加艰苦是必然的。可是我知道，”他用手环指大家，声音呜咽，一字一字地说，“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他再次用手环指大家，“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决不投降！刚劲的秋风把这句话吹上树梢，吹过屋顶，在天空中滚动着，撞在每个人心上。

（节选自《东藏记》，有删改）

卖书

宗璞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时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虽不小，但大部分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但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时，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便混入众书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我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①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可以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我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我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我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1807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都从马上得天下，也知道以后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搬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了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趁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嘛！”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之作，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选自《读者》2020年第9期，原载《散文》1989年第1期）

历史母本

余秋雨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过“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几乎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了。但是，他绝不满足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越演越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言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却据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