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

材料一：

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就是血缘社会。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血缘社会用生育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责人之子依旧责——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逼着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否定了空间的分离。以我们自己来说罢。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处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江苏吴江”。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材料二：

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亲不过三代”逐渐走向了当代社会的“亲不过二代”。中国的年轻世代。

包括“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已疏于与亲戚发生情感联系和日常交往，进而形成了日益普遍的青年“断亲”现象。“断亲”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主，亲缘关系较为紧密。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质量较差，只能通过扩大家庭规模来抵御社会风险，因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但进入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性的社会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较大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再加上现代社会中血缘亲朋因拆迁、借贷、财产继承、家庭攀比等造成的心态失衡，亲缘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超越“利益链接”的比重。因此，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中，亲戚关系式微是一种客观社会事实。

“内卷”环境加剧。“00后”的独生子女常年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奥培训班，休闲生活被极大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久而久之，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亲戚“不在场”或被网学所替代，致使“断亲”成为必然。

市场经济与经济自主对传统社会相对紧密的亲戚关系冲击较大。随着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进行人情往来不再以血缘、家族为依据。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大学内各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料。银行推出的各种贷款工具的帮助，几乎每个核心家庭都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独立，而不再需要依托亲戚网络的帮助。所以，青年世代的“断亲”交得自然而然。

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生活方式更加个人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走亲访友这种长辈所坚持的方式，他们已经逐渐放弃。互联网抢占了青年世代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摘编自胡小武《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

材料一：

不同时代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常常对某种文学经典不以为然，认为不是经典；相反，他们可能提出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作为经典。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总是制约着、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

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清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可并没有成为经典，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李煜的词（后期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是因为“作者从自身遭受迫害屈辱的不幸境地出发，对整个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多变、年华的易逝、命运的残酷……感到不可捉摸和无可奈何……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实际上，许多描写山水、田园、乡土的诗词和其他作品虽历久而不衰，一直被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其中主要涉及“共同美”的问题。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虽然各种意识形态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的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见荣耀。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材料二：

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否都具有永恒且普适的魅力？不必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准。只有能够跨越时空，使所有人都有所收获的诗歌和小说才能称其为伟大。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人类生存中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特质——欢喜、痛苦、忧伤、死亡。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疑问。

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观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理解和我们一样么？无疑，肯定存在一些重大的交集。但是，需要记住，那个时代的莎剧观众所信仰的价值和我们有极大的不同。所有人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都受到读者本人的文化价值及预设的影响，再无心也是这样。

有些批评家认为，文学经典不见得是价值恒定不变的作品，而是能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催生新的意义。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经典就会万古长青。它们和商业机构差不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关门大吉了，然后过一阵重新开张。

讨论人类生存中永恒的特质，譬如死亡、痛苦或是两性关系，并不见得一定能为作品赢得重要的地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作品讨论的虽是这些主题，但方式却浅薄至极。所有人都会经历悲痛和哀悼，但是由于具体文化形态的差异，文学作品表现这些感情的方式有可能完全无法使我们产生真正的兴趣。

事实上，“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讨论的都是普适性、而非地域性问题”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哪种人类情感是受到地域限制的。但是，我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相同点。他人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一样引人入胜。捍卫普适性的人有时恰恰看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只对反映自己兴趣的文学作品有感觉，那么阅读行为就成了自恋的方式。

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当时的历史，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假如它诞生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大家都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携带着一股生气，使身处完全不同时代的读者也受到感染。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就是显著的例子。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既可能是由于时代的特点，也可能是由于它们隶属于那一时代的方式。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和叶芝的时空在他们的作品中响彻，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声音仍然回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没有真正永恒的文学。他们都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将某些作品称为永恒不过是在告诉大家，它们的寿命要比身份证或是购物清单长得多。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不会长生不死。只有到了最后审判日，我们才能得知到底是维吉尔，还是歌德，撑到了时间的尽头，还有，究竟J.K罗琳有没有险胜塞万提斯。

（摘编自特里· 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