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可以分为北方大型皇家园林和江南小型私家园林两大类型。前者如北京颐和园等，后者如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等。前者气魄宏大，富丽堂皇；后者精巧别致，饶有情趣。总的来看，中国古典园林最突出的特点，是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

中国古典园林十分重视营造自然美和建筑美。一方面中国古典园林充分利用与创造自然美，几乎所有园中都有水池、假山、花草、树木等，呈现出一种小桥流水、荷花飘香的自然风光。如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的拙政园，进门后的一座假山，达到了明代造园家计成《园冶》中说“虽由人工，宛自天成”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古典园林又非常注重建筑美，注意运用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形式，讲究形式的美感。

中国古典园林真正的精华与核心是它的文化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因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处处使人感受到悠久民族文化传统的氛围。作为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嵌有《听雨楼帖》等书条石刻60余方，镌有宋代四大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以及文天祥的《梅花诗》等。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创造诗情画意的意境，古典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许多实例。中国传统园林将风景美、艺术美和文化美融为一体，因而更加富有魅力。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美学思想，颐和园就采用了借景、分景、隔景等多种艺术手法来创造空间美感。颐和园中的借景，是指站在颐和园长廊东头的鱼藻轩，向西望去，可以望见远处的西山群峰，尤其是建有宝塔的玉泉山，从而扩大了欣赏的范围。颐和园中的分景，是指贯通东西的长廊，将颐和园分成了北边的山区(万寿山)和南边的湖区(昆明湖)，使游人在其中游山玩水，收到步移景换的效果。颐和园中的隔景，是指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是一个自成格局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园中之园”，从而使游人在颐和园这座北方大型皇家园林中，也能欣赏到南方小型私家园林的风光。园林的设计，常常突出幽深曲折的特点，许多园林在入口处都有一座假山或照壁，挡住游览者的视线，绝不让你对园中风景一览无余，还常常把全园分隔为若干个小园或景区，从而达到小中见大、变化多致的美学追求。整个园林的设计，有层次、有变化，虚实相生，曲折含蓄，咫尺山林，韵味无穷，风景时而开朗，时而隐蔽，犹如一幅逐步展开的画卷，让人回味无穷，颇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雅趣，在有限的环境中创造出无限的意境来。

正因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美学思想和历史文化内涵，因而它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游憩玩赏的优美环境，而且能够陶冶人的情趣，丰富人的知识，使人们在娱乐休闲中增强审美能力，培养高尚情操。

(摘编自彭吉象《园林艺术》)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爆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已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爆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效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