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皇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一

孙犁

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敌人监视着苇塘。他们提防有人给苇塘里的人送来柴米，也提防里面的队伍会跑了出去。可是假如是月明风清的夜晚，人们的眼再尖利一些，就可以看见有一只小船从苇塘里撑出来，在淀里，像一片苇叶，奔着东南去了。半夜以后，小船又漂回来，船舱里装满了柴米油盐，有时还带来一两个从远方赶来的干部。

撑船的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子，船是一只尖尖的小船。【甲】老头子只穿一条蓝色的破旧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篙。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可是那晒得干黑的脸，短短的花白胡子却特别精神，那一对深陷的眼睛却特别明亮。很少见到这样尖利明亮的眼睛，除非是在白洋淀上。

老头子每天夜里在水淀出入，他的工作范围广得很：里外交通，运输粮草，护送干部。而且不带一枝枪。他对苇塘里的负责同志说：你什么也靠给我，我什么也靠给水上的能耐，一切保险。

老头子过于自信和自尊。每天夜里，在敌人紧紧封锁的水面上，就像一个没事人。

一天夜里，老头子从东边很远的地方回来。弯弯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样的天上。老头子载了两个女孩子回来。她们是冀中区的，大的叫大菱，小的叫二菱，在炮火里滚了一个多月，都发着疟子，昨天跑到这里来找队伍，想在苇塘里休息休息，打打针。

鬼子小火轮上的探照灯突然照向她们，两个女孩子的脸照得雪白，紧接着就扫射过一梭机枪。

老头子叫了一声“趴下”，一抽身就跳进水里去，踏着水用两手推着小船前进。

大女孩子还是负了伤。他们已经离苇塘很近。老头子爬到船上去，他觉得两只老眼有些昏花。可是他到底用篙拨开外面一层芦苇，找到了那窄窄的入口。

那小船转弯抹角钻入了苇塘的深处。这时那受伤的才痛苦地哼哼起来。小女孩子安慰她，又好像是抱怨，一路上多么紧张，也没怎么样，谁知到了这里，反倒……一声一声像连珠箭，射穿老头子的心。他没法解释：大江大海过了多少，为什么这一次的任务，偏偏没有完成？自己没儿没女，这两个孩子多么叫人喜爱？自己平日夸下口，这一次带着挂花的人进去，怎么张嘴说话？这老脸呀！他叫着大菱说：“他们打伤了你，流了这么多血，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

两个孩子全没有答言，老头子觉得受了轻视。他说：“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也不和你们说。谁叫我丢人现眼，打牙跌嘴呢！可是，等到天明，你们看吧！”

小女孩子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打仗？”

老头子狠狠地说：“为什么不能？我打他们不用枪，那不是我的本事。愿意看，明天来看吧！二菱，明天你跟我来看吧，有热闹哩！”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非常闷热。一轮红日当天，水面上浮着一层烟气。小火轮开的离苇塘远一些，鬼子们又偷偷地爬下来洗澡了。十几个鬼子在水里泅着。水淀里没有一个人影。从荷花淀里却撑出一只小船来。【乙】一个干瘦的老头子，只穿一条破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两只手却忙着剥那又肥又大的莲蓬，一个一个投进嘴里去。

他的船头上放着那样大的一捆莲蓬，是刚从荷花淀里摘下来的。不到白洋淀，哪里去吃这样新鲜的东西？来到白洋淀上几天了，鬼子们也还是望着荷花淀瞪眼。他们冲着那小船吆喝，叫他过来。

老头子向他们看了一眼，就又低下头去。还是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船，剥着莲蓬。船却慢慢地冲着这里来了。

小船离鬼子还有一箭之地，好像老头子才看出洗澡的是鬼子，只一篙，小船溜溜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去了。鬼子们拍打着水追过去，老头子张皇失措，船却走不动，鬼子紧紧追上了他。

眼前是几根埋在水里的枯木桩子，日久天长，也许人们忘记这是为什么埋的了。这里的水却是镜一样平，蓝天一般清，拉长的水草在水底轻轻地浮动。鬼子们追上来，看着就扒上了船。老头子又是一篙，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莲蓬的清香，在他们的鼻子尖上扫过。鬼子们像是玩着捉迷藏，乱转着身子，抓上抓下。

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别的鬼子吃惊地往四下里一散，每个人的腿肚子也就挂上了钩。他们挣扎着，想摆脱那毒蛇一样的钩子。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

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

在那苇塘的边缘，芦花下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苇叶遮掩着身子，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

1945年8月于延安

（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天的工作

孙犁

口头村交通站门口，摆着几十根铁条，就是火车轨。这些铁轨，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

有一群人聚拢来了，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运送铁轨的。交通站长红眼老八喊着：“三个人抬一条——两个人抬，一个人预备替换。”

这时，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他们还都喘着气，头上冒着汗气，肩上背着粗麻绳子，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领头的那个银顺子，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着急地向红眼老八问：“谁是交通站长？”

“我是。”

“我们也抬一根。”银顺子接着说下去。他们村离这二十多里地，昨天接到这里的“公事”要去三个人，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他们三个就主动来了。他们三个，两个是青抗先，一个是儿童团，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天没亮就出来了，可是走错了路，直到现在才到。

“还不晚吧？站长。”银顺子末了，笑着问一句。

“晚是不晚。”红眼老八说，“你们能顶事吗？”

“能呢，站长！”银顺子说，“我能背二斗小米呢！他们两个也不弱，在村里摔跟头，他们也称霸呢！”

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着，顶小的三福跟在后面，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和那用不着的麻绳。

这是小黑狼的主意。小黑狼说，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应该先抬，三福还是儿童团，给他们捉饭袋就行了。在路上，为了这件事，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三福跟在后面不高兴，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许多洗衣服的大娘们都说：“瞧！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这两个，没有三福。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嘿！人家抬，你跟着，给人家提夜壶！”三福不能忍耐了，低着头喊：“你们也不过是儿童团哪！”

三福就提出了意见，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小黑狼正在喘气，身上流着汗，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他，赶紧忍住不再喘气说：“儿童团只能站岗哨，抬东西可差点劲！”接着是“嘘！”

“我不过比你小一岁！”

“小一岁，你就是儿童团！”

“我娘还说，我生月大，按打春说，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月。”

“大一个月，也是青抗先！”

三福简直恼了，他问银顺子：“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年？”

“你问那干吗？”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他脚上的疮又破了。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被石子刺破成了疮。他想现在冷了，到哪里弄双鞋子呢？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的呀！

银顺子三岁就死了娘，起先给人家放牛，十三岁那年到了大同府，在一家鞋店里当学徒。大同一被日本人占了，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

这时，他听见三福问他，他就走慢些。

“一过阳历年，我就是青抗先了！”三福害羞地说。

小黑狼笑了。

他们走下山坡，有几组大人，正在把铁条放下来，抽烟休息，见他们三个来了，就说：“你们也歇歇吧！这两个孩子！”

“不歇了，我们在前面等你们！”他们三个回答着。

走过去，小黑狼想起个问题，想为难一下三福，他说：“三福呵，你知道我们抬的这是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三福想了想，总是想不出来，就接着说，“你说是什么玩意？”

“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我们这里是用木板，日本人就用铁的了！”小黑狼接着又说，“银顺子到过大同府，你一定知道，对不对？”

银顺子在心里笑了！“这是火车上的铁条。”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故事，十几个车怎么连在一起，前头有火车头拉着，呜呜地叫，会冒黑烟，火车站上怎样热闹。

“对呀！”三福说，“整天价听人说，我们的队伍扒敌人火车道，就是扒这个东西呀！小黑狼说是炕沿，炕沿，哈哈！”小黑狼辨白说，那原是他听潘楞子说的，潘楞子从保定府回来，说日本人最喜爱铁，他就想，他们的炕一定也是铁的了。

“潘楞子？你不要听他的话，那家伙有些汉奸样。日本人喜爱铁，是拿去做枪炮来打我们哪！”银顺子警告小黑狼。

小黑狼不言语了。

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们到了大高石，把铁条交代好。

天色已经晚了，但他们还准备赶回口头村站上去，打算就睡在那里过一夜，他们想，明天也许还有东西抬。

到一个小河旁，他们坐下来，吃了带着的玉黍棒饼子，喝了些水，大家跳着走了。

三福也忘记了不高兴，银顺子还对他说，他抬东西也行，等回到家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说三福很成，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

三福就更高兴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删改）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给我一枝枪

茹志鹃

记得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那年的秋末冬初。我们部队过沂水，进入了鲁西南，那是一片遭受敌人严重践踏的地方。谁见过死去的村庄么？四处没有庄稼，村里没有树，听不见狗叫，更没有鸡啼，屋上不冒烟，路上不见人。一进去，人会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那个时候，那个地区，就尽是这样的“村庄”。部队在这样的地区作战，是相当艰苦的，要打仗，要行军，要挨饿。那一天，天还没透亮，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宿营。营部住在一个从前我们的村干部家里。这一家好像没有男丁，房里炕上，只有一个两岁光景的孩子。房东是个大嫂，呆板着脸，给我们开门、腾地方，是欢迎我们的，可是总不开口，似乎没有其他地区的老乡那样亲热。弄好了铺，我便和通信员商量：我们放倒头睡了，不吃东西不要紧；但是营长，他还要工作呢！无论如何，得设法给他弄点吃的来。我们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找群众想办法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想。于是就决定去找那位不露笑脸的房东大嫂。不用说，这任务当然是我的。但是我找不到她，房里房外，屋前屋后，都没有她的影子，炕上那个孩子倒醒了，有气无力地哭着要娘，不用说，这又是我的任务了！于是我过去抱着她，哄着她，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大嫂来了。她见我在哄孩子，好像有点高兴，但不等我开口提出吃食的事，她先向我借个手电筒。我把手电筒交给她，同时迅速地提出了问题。她听了，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不表示有，也不表示没有，只招手要我跟她走。

“大嫂，咱们上哪里？”我看她领我走出了大门。她也不回答，用嘴向村外呶了呶。反正这一带都是我们的部队，我放放心心地跟地走。“大嫂，你家大哥呢！”山东人一般称女人的丈夫叫大爷、大哥，我想和她攀谈攀谈。

她没有回答，还是用嘴向村外呶了呶。这时，东方已经露白，可望见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村边边上，拱起几堆新土。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他？……”

“牺牲了。”大嫂撮起三个指头，在我面前摇了摇说：“一起七个。”

“什么时候？”我这时才看见她腰上束了一条麻绳。她没有回答，只是走，走过一盘石碾旁边的时候，她停下了，轻轻地用脚点了点碾旁的土地说：“在这里，上铡刀铡的。”

我看见，这块土地的颜色是黑褐色的，那是血。血，唯有血才能偿还。营长同志，你给我一枝枪吧！

“没有枪！”大嫂的脸仍是呆板的，好像总结似的说了一句，接着又喃喃地说：“咱们没有枪！没有，手榴弹也没有……”

她带我到一片被抢过、被践踏过的黄豆地里，我们打着手电筒，寻拣着掉落在地上的黄豆。拾了有两大把，捧回家，放在锅里炒，大嫂一边炒，一边呆采地睨着自己的孩子。豆炒好了，喷香，大嫂把它盛进我们的茶缸，孩子微微张着嘴，满怀希望地看着娘，大嫂顿了顿，就用两个手指取出两颗豆子，放在孩子手里，然后拿到堂屋里，放在营长面前。营长大概也知道这家房东的事，他望着茶缸，久久地沉默着，最后，他把那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腿上，然后把黄豆一颗一颗地排在桌上，摆成了二列横队。他和孩子说着笑着，把豆子当作敌人，他喊着口令：“出列！”“齐步走！”于是“一二一，一二一”黄豆便一颗颗地走进了孩子的小嘴。孩子的嘴跟不上了，她的牙还不能同时咬两颗豆子呢！她吐出一颗带着口水的“敌人”捏在手里，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嘴里那一颗。

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小嘴，竟是这样的柔嫩，小红唇里面的一切都是粉色的，软软的，就连那几颗小小的乳牙，也是那样细软无力。咬一颗豆，都需要她全神贯注，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营长拿起“横队”前面的一颗大黄豆，还没塞进孩子的嘴，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的号声。天拂晓了，敌人的轰炸机嗡嘴地又出动了。村里的部队迅速地作了防空准备，能进屋的都进屋，不能进屋的马匹、物资，全部密密的插上树枝。

黄豆是黄豆，不是敌人。敌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就在前面，离我们只有三十里路，不！就在我们头顶上，他们有炸弹、机枪，有坦克、大炮，还有……铡刀。

营长听到号声，立即将孩子交给了我，把一颗已经“一二一”走出队来的豆子也交到我手上，然后，将卜壳枪转到胸前，出去了。通讯员立即挎上枪，跟在后面。孩子信赖地靠在我怀里，圆圆的小嘴，还在挪啊挪的扭动。她把豆子搬到左面牙上咬咬，又把它搬到右面咬咬，最后又把它搬回到左面，于是全神贯注，眼睛挤成一条缝，才咔嚓一声咬开了。我闻见些些黄豆夹着奶花的香味……敌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着目标。

营长啊，亲爱的同志们，给我一枝枪吧！哪怕是一枝短枪也好，为了沂蒙山臂上的枪眼，为了碾旁那黑褐色的土地，更为了这花似的小嘴，为了幸福和理想，给我一枝枪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