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优秀的史学家，是能够精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人；伟大的文学家，则是表达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多的人。比如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知识非常贫瘠，许多见识也可说近乎庸陋，但他的戏剧，就是创造了一个能给人无穷启发的世界，这才有了所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司马迁也称得上“说不尽的太史公”，有今天的信息搜集、检索手段，我们掌握的知识不难比司马迁更多；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两千多年来不断讨论，研究方法越来越科学，也应该说比司马迁更清晰深刻。但是《史记》的光辉，不会因此黯淡。
比如《史记》中的刘邦。有人认为，司马迁遭了宫刑之后，痛恨汉武帝，连带也痛恨上了汉朝的太祖高皇帝，所以写刘邦时，在使劲泼脏水。确实，《史记》写到刘邦的种种劣迹、丑行，毫不避讳。可是，沛县起兵，没有人敢于领头的时候，挺身而出的那个人，是刘邦；秦兵攻势极盛，反秦大业岌岌可危的时候，率领一支孤军勇猛西进的人，是刘邦；军事、后勤、权谋……所有的才能都算不得顶尖，可是却能和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有效沟通，并把每个人都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的人，是刘邦；经常做出愚蠢决定，可是一听到正确意见，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立刻改正的人，是刘邦；曾经百战百败，可是始终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人，是刘邦……这样一个杰出的领袖形象，也正是《史记》提供给我们的。
最后，《史记》还特意补了一笔：那个唱《大风歌》，说我死之后，魂魄还会思念自己家乡的性情中人，是刘邦。后世无数史书，写到开国帝王时，极尽美化之能事，可是写出来，却像是一个个假人。要说把本朝的开国史写得如此英风锐气激情澎湃，也就是司马迁了。看见写了一些污点就以为是“黑”，这种一根筋的“饭圈”思维，不足以谈论复杂的人类社会。
所以，司马迁写下来的，远远不是几个概念所能概括的历史。他笔下的世界，英雄气洋溢又血泪悲情，豪情慷慨又众声喧哗，一个个人物缺陷成堆但仍然光芒四溢……他能够让两千年之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仍然以自己拥有这样的历史为荣。
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学和史学本来就没有分开，甚至于在司马迁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史学的概念，也没有今天文学的概念。用今天的历史研究方法，指出他写的某件事太注重文学性而未必是事实，这是自然不过的，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对他当时这么写，也要有理解之情。而且，严密精确的考据后自然会筛落掉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换另一个角度看，也许自有价值。就像今天，只看知网上的社会学研究论文而不逛淘宝不看抖音不刷朋友圈，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一定大有缺陷。或者可以套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著名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所以，即使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而言，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也许比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留给我们更多的遗产。
（摘编自刘勃《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材料二：
《史记》共一百三十卷。其中心部分为十二卷“本纪”及七十卷“列传”。“本纪”为黄帝以后历代帝王传记，“列传”则是参与了历史事件的人物传记。这些传记以蒙太奇手法刻画芸芸众生，书写历史，赋予这部读物极高的文学性。此外，司马迁对广泛收集的材料进行严格的筛选，删除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类，仅记载尘世间切实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他在文中屡次强调这点。不过，因其自身的悲剧性格及所处环境，其笔触时常带有文学色彩。我们以《李斯列传》的开端为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文中出现了两次“乃”宇。这个字与“则”“即”的意思一样，但语感不尽相同。“乃”的语感最重，用于某事态在经过深思熟虑、或下定决心、或产生摩擦之后，历经各种抵抗，最终发生了的场合。看到老鼠的两种境遇，李斯喟然长叹，意识到做人必须得掌握权力。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下定决心，要学习能达到此目的的学问。这段文字鲜活地表现出他的心情。
像这种用人物的逸事来暗示该人物的性格，或概括其生平经历的写作手法，常见于司马迁“列传”中。其后李斯身居宰相高位，随心所欲地将昔年所设想之政策付诸现实。可惜在秦始皇驾崩之后，自身也被权力所反噬，落得刑死身消的结局。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汉文漫话》）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莎士比亚知识贫瘠，可他的戏剧作品却能表达丰富的内容，给读者带来无穷的启发。 |
| B．正是因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精神，才塑造出《史记》中血肉丰满的形象。 |
| C．以人物逸事来暗示人物性格、概括其生平经历的写法也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体现。 |
| D．研究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科学，但是没有司马迁，我们将难以看到真实的历史。 |
| A．司马迁虽有时代局限，却能在《史记》中较精确地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不愧为优秀的史学家。 |
| B．记述刘邦时兼顾功绩与劣迹，且不失生动的刻画，《史记》是我们了解汉高祖的宝贵资料。 |
| C．富于文学性的记录更能呈现真实的历史人物，仅仅被当作历史学家，是对司马迁的低估。 |
| D．司马迁的时代，文学和史学本没有分开，用今天的历史研究方法评价《史记》也需辩证来看。 |
| A．两则材料针对《史记》的文学性均引用原文进行佐证，体现了学术文章严谨的特点。 |
| B．材料一主要谈论《史记》文学性的价值，材料二着眼于文学性在《史记》中如何体现。 |
| C．材料一最后一段引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著名评价，意在强调《史记》的文学价值。 |
| D．材料二开篇即提出观点，然后佐以详细的例证，展现了“用事实说话”的说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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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乡土社会里的个体为了谋生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具体地分工协作，有机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的社会。 |
| B．乡土社会里，乡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他们以种地为基本谋生方式，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源，因此与土地分不开，为土地所束缚，固守乡土。 |
| C．“熟悉的社会”是指个体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和微观的社会网络状况；在村落共同体中信息对称，村民个体之间知根知底，能够达成默契。 |
| D．乡村社会的农民，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而现在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很难延续下去。 |
| A．材料二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与材料一的一些说法相近。 |
| B．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从熟悉里获得的认知是个别的。《论语》中孔子因人而异地解释“孝”，能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特性。 |
| C．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用，产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信用远胜于法理社会中的一纸契约。 |
| D．乡土社会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法理社会，两者的人际交往原则是有区别的。 |
| A．“乌鸦反哺，羔羊跪乳。” |
| B．“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
| C．“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 |
| D．“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
| A．运用举例论证。用“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对“孝”的不同解读来说明熟人社会不需要抽象的普遍原则；用三家村到几千户的大村，来论证村和村之间是孤立、膈膜的。 |
| B．运用对比论证。通过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现代社会和乡土社会的对比，论证了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法律无从发生。 |
| C．运用引用论证。引用了《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论证乡土社会是一个彼此熟悉的、用规矩和礼俗而不用法律维持的社会。 |
| D．运用假设论证。“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这一部分论证了乡土社会是一个“不熟悉”的社会。 |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雅者，正也。”雅被视为“正”的普遍规范。“雅”据说曾经是古代的乐器名称；中国古代诗学之中，“雅”又指一种文体，《诗经》之中有“大雅”“小雅”。从“正”的普遍规范转换为审美趣味，“所谓‘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指正统的音乐”，通常包括乐舞、乐曲、乐歌，“雅乐”流行于宫廷，严格按照祭祀对象、主持者与参加者的身份规定演奏的乐器、数量与形制，否则即为“非礼”。象征与维护“礼”的各种规范的“雅乐”，其风格趋于舒缓、凝重、内敛、肃然而不是轻快地激荡跳跃。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与规训，后世的诗词文赋很大程度上传承了这种美学：中正平和，持重端庄，怨而不怒，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叶燮强调奉雅为宗：“雅也者，作诗之原。”古代批评家的论述之中，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络绎不绝，例如典雅、高雅、淡雅、古雅、雅趣、雅训，如此等等。从“礼”到“雅乐”，同时意味着文化权威的确立与肯定，种种文化经典由于“雅”的品质而充当圭臬，尤其是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释“典雅”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经典是“雅”的至高范本，纳入经典意味着获得了“雅”的认可与批准。
“俗，习也。”“俗”首先指风俗民情，通俗文化的一个潜在标识是，可以成为风俗民情的组成部分，譬如说唱、评书、民歌、谚语、笑话、相声、小品、地方戏等底层大众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同宫廷之于“雅乐”，流传的社会阶层也是“通俗”的首要地标。艰涩古奥的诗文与文人雅士的学识修养相称，所谓的“通俗”必须进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视野——作品的主题、语言、表演形式无不凝聚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文字记载与书面形式，相当一部分通俗文化具有口头文学或者身体表演的现场性质——中国古代的一批“通俗演义”即以声情并茂的说书形式叙述历史故事；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完整收集乃至官方支持的保存，通俗文化多半零散破碎，湮没无闻，或者仅仅流通于某个地域：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内敛节制与含蓄厚重，通俗文化倾向于放浪、泼辣以及乡野或者市井气息。进入现代社会，雅俗之辩既包含底层大众愈来愈明确的自我文化表达，也包含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的经济诉求。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提供了“雅”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单纯而自然。“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俗”的狂欢性质是抛开“雅”的陈规陋习之际不无过激的反弹，种种精致微妙、典雅斯文、欲说还休、含蓄蕴藉都将在粗犷的哄然大笑之中解体。
雅俗概念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理论活力，恰恰是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从审美趣味、经典遴选、文化运动到文化遗产、阶层与阶级、经济与市场，人们都可能发现雅俗之辩的踪迹。
（摘编自南帆《论雅俗之辩》）
材料二：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雅人的乐事。“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的，而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虽然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说到文章，《西厢记》无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的忠德。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
（摘编自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雅”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名称；又是一种文体，如《诗经》之中有“大雅”和“小雅”。 |
| B．叶燮强调奉雅为宗，提出了典雅、高雅、淡雅、雅趣等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 |
| C．“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可提供“雅”未曾有过的单纯而自然的文化经验。 |
| D．词不能雅到诗的地位，是“诗余”，而曲又比词俗，所以曲是最俗的文学作品形式。 |
| A．材料二叙述作诗相对难懂的黄山谷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意在证明宋诗普遍追求雅俗共赏。 |
| B．朱自清认为，只有雅方适度降低，以俗为雅，俗方适度提高，俗不伤雅，才能更好地实现雅俗共赏。 |
| C．安史之乱改变了原来固化的社会等级，来自民间的士人既雅且俗，促进了新标准“雅俗共赏”的诞生。 |
| D．在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者，雅人是不可能来“共赏”的，所以“雅俗共得赏”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的。 |
| A．由宋丹丹和黄宏表演的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 |
| B．由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演奏的屈原作品《橘颂》。 |
| C．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演绎的《隋唐演义》。 |
| D．在湖南花鼓戏剧院上演的著名花鼓戏《刘海砍樵》。 |
5．有评论认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实现了雅俗共赏。请根据材料二的观点，简要分析。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材料一：
如何对悲剧艺术进行新的认识，已经成了诗学与哲学的时代思想任务。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规定依然具有影响力，“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摹仿、行动、怜悯、恐惧、疏泄，这五个关键词显示了悲剧的特质。此后，莱辛修正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强调“最好的悲剧是最有力的激起情感者，而不是适于净化情感者”。尼采虽然没有给悲剧下定义，但是，他直接把悲剧与生存意志联系在一起。卢卡契认为，“悲剧是人的具体的本质特征的实现”，“悲剧中的一切事物都有价值，一切事物几乎势均力敌”。从这些论述可见，只要把悲剧与它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见证“悲剧作为生存表达”的认识论意义。严格说来，悲剧和喜剧并不是文体形式，而是人类生存的演绎方式，是生存的情感冲突与意志冲突在戏剧中形成的功能价值形态。
（摘编自李咏吟《悲剧作为生存演绎方式及其认识转向》）
材料二：
翻检世界经典的战争文学，悲剧精神往往是检视一部作品是否深刻厚重、是否具有恒常魅力的审美标志。而在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审美范式中，悲剧精神的淡漠或缺失始终为研究者所诟病：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功利色彩，跳脱不出的庸俗脸谱化写作模式。书写战争，却不正视战争对人性的戕害、对肉身的毁灭，不探究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状态；摹写军人却忽视对人的心理、灵魂、命运的哲学思辨和价值追问；张扬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却遮蔽了战争历史的悲剧底色。可以说，悲剧审美意蕴的稀薄在相当程度上狭限了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和精神容量。
悲剧意识是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认知，而悲剧精神则是对现实人生悲剧境遇的超越，进而在精神上达至一种自由、顽强的生命境界。悲剧精神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在困境或灾难中坚守信仰，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悲剧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反抗，困境中和抉择时往往容易凸显和升华人的存在价值、人格力量、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悲剧美就在于在生命的抗争冲动中显示出的强烈的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个体生命的价值品格、精神风貌和顽强的生命力联系起来，融汇为一种新的主观精神形态——悲剧精神。在世界经典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和军人、胜利和失败，我们还看到了战争笼罩下的人生悲剧、灵魂堕落和人性扭曲，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永别了武器》等。
（摘编自傅逸尘《悲剧意识的觉醒与悲剧精神的建构》）
1．根据选文，下列对“悲剧”及“悲剧精神”的理解，| A．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它借助人物的行动、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情感疏泄。 |
| B．悲剧是人的具体本质特征的实现，是一切事物价值的实现、势均力敌的表现。 |
| C．悲剧精神是对现实人生悲剧境遇的超越，是精神达至自由、顽强的生命境界。 |
| D．悲剧精神的实质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悲剧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反抗。 |
| A．祥林嫂以嚎、骂、撞香案等行为来抗议再嫁，后不惜重金捐门槛，渴望获得救赎。 |
| B．窦娥遭诬陷被处死刑，临刑前指天斥地骂鬼神，发下三桩誓愿，表明冤屈，以证清白。 |
| C．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腐刑，面对人生困境，忍辱苟活，发愤著书，留下千古名著。 |
| D．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不惜触犯天规，被缚高加索，受尽折磨却没有屈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