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以宗法血缘为基础，实现家国同构。上自皇帝下到黎民百姓，都依照血缘关系确立等级尊卑，并在此基础上亲亲尊尊，进而形成了古代基层社会的长老与绅治、乡里制度、乡约模式等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中国古代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较高，人口流动规模十分有限。在一定区域内，往往由固定的家族形成自然村落，这就为血缘和地缘在基层的连接提供了条件。通过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宗族治理与地方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乡村社会形成一套自我管理与民间秩序自我维护的机制。

这种基层社会自我管理，尽管在形式上皇权不下县，实际上国家政权，通过基层组织和地方中间力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样一种稳定的基层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连接往往借助宗族、长老、乡绅这些介于官民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们通过与官方合作，或独立办理基层行政事务，或充当地方领袖的角色，在古代社会长期得以延续。

中国历代都有基层组织，如不同时期的乡里、保甲、村社等。尽管这些基层组织不属于行政区划的范畴，但它们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秦汉的乡里组织为例，在县一级分成若干乡，乡下设里，里下为什伍组织，整编基层百姓进行组织管理。乡的长官为有秩和啬夫，负责赋税征收、民政管理、纠纷诉讼等事务处理；乡里还设有三老，掌管教化，以礼制劝民向善。此外还设有乡佐和游徼，分别负责赋税和治安工作；里设里正、里典，主要负责里中事务，按规定掌管百家；再往下的什、伍分别以十家或五家为单位，设什伍长一人，什伍组织内部相互监督，实行连坐。

这样以地缘为基础的基层组织模式，将分散的小农纳入国家的控制系统中来，不仅稳定了基层社会秩序，还有助于中央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因此，此后历代的基层社会，大致都采取了这一模式，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摘编自钱杭《血缘和地缘之间》）

材料二：

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和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这分裂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左传》记事大量用《诗》，这成为《左传》“诗笔”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聘问赋《诗》，始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寄居秦国，秦穆公宴请他时，“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杯酒之间，诗味溢散，晋文公的谨小慎微与壮志雄心、秦穆公的慷慨豪壮与英雄相惜，皆藏于所赋之诗中。襄昭之际，赋《诗》活动发展到极致，尤其以垂陇之会郑国七子赋《诗》和郑国六卿饯宣子于郊赋《诗》比较著名，多次的大型赋《诗》活动成就了春秋时期的风流盛事。左氏虽只录诗目却“诗味”盎然，后人读罢尤能一唱三叹，诵咏良久。

与“赋《诗》”相比，《左传》中的“引《诗》”行为更为频繁，无论是臧否人物、扬扢风雅，还是讽刺劝谏、解释说明，大量的“引《诗》”行为都彰显了《左传》对“诗笔”的运用。“引《诗》”论事评人多在事件的结尾，一般借“君子”“孔子”或时贤之言来表达。“引《诗》”说理规劝，多出现在君臣之间，如鲁文公元年，秦穆公引芮良夫的诗反对杀死孟明；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引《周颂》四首诗训诫潘党。

除了运用大量《诗经》作品及逸诗外，《左传》中另有讴、歌、谣、谚、卜等丰富的韵语材料散落在春秋时期的各个角落，它们虽然体裁繁杂，或只言片语，或鲜成篇章，但这些韵语可歌可诵，妙绝道理，引譬连类，韵味悠长，是《左传》“诗笔”很好的补充。

《左传》将比喻、排比、顶真、对偶等修辞方法和想象、联想等表现手法综合运用，其书写结果营造出的诗意，成为《左传》“诗笔”的又一个特征。

合理运用修辞是古典诗歌营造意境的重要手段，如“对偶”的修辞手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骈文和律诗最讲究对偶。同样，在《左传》的叙事中，对偶之法也运用得相当广泛。林纾先生总结晋楚焉陵之战曾说：“何云祸？每举一事，必有对也。”（《左传撷华》）不仅是描述战争用对偶，前后参看，《左传》全用偶法。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相争君位，对以宋宣公将君位传于宋穆公；卫齐豹之不臣，对以齐公孙青之遵君；楚国势大，便有吴国伺机在侧……《左传》全书小到一篇文字，大至全书叙事，这种两两相对的叙事方法比比皆是。将对偶之法贯通到整个《左传》叙事中，当属《左传》文本“诗笔”运用之最。

诗家在吟咏之间，要求作品中有点睛之笔，以一字为工使形象鲜活，神情飞动，称为一搞诗词的眼目。《左传》在写人记事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具有“诗眼”的妙笔。试举一例，“公祭之地，地坟”（《左传·鲁僖公四车）》，一个“坟”字将血淋淋的宫斗展现得琳满尽致。人性之“毒”比毒药之“毒”更加可怕，骊姬一计而祸三公子，申生自缢，重耳、夷吾逃亡，“坟”不仅表现了毒药之毒，更映射了人心之毒，最后成了埋葬申生的坟墓。

《左传》的“诗笔”恰恰是对历史事件即所谓“史笔”的必要补充。在“史笔”之余，《左传》对事件、人物、情节上以“诗笔”所作的历史叙述，弥补了“史笔”缺少的心灵叙事，加强了“史笔”的批判力量，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诗笔”并不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之外的情感抒发，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左传》的“诗笔”或出现在叙事之中，或在事件结尾进行评价，制造出一种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在显现深刻政治主题时又可以勾勒诗意的世俗生活，深度挖掘了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更具有揭示历史本质的力量。

（摘编自徐佳超《<左传>的“诗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