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刚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罄。文物曾“乏人问津”，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徵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近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取材于黄洋、祝越、周龙等的相关文章）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功利主义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谬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抗争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做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运动前。它们的历史观——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它们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他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忘记一切的智力障碍者，或者摘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成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文学艺术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摘编自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

材料一：

常有人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地说来，人治好像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当然，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璞归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前辈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汉初贾谊认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治安策》）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接续的关系。事实表明，单纯依靠法治，要引导人们理性地认识与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群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等关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人们思想的统一、意志的统一、行动的统一，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

面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礼治有助于重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因为礼作为责任伦理，在维护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持续不断地给它们以活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百年来，礼治虽然迭遭否定，冲击和破坏，但在广大基层社会中，在众多家庭和社会团体中，特别是在和古代相比变化不是很大的乡土社会中，公共秩序的维持仍然依靠“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家训、族约等等，它们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今日中国，礼治建设并非没有基础，它其实有着深厚与肥沃的土壤。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2019年汕头市学年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雅文化和俗文化

①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表层文化又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是人类对物质的利用的形态，通常体现在人的衣、食、住、行领域，因此也包括了生产力形式；中层文化又可以称之为精神文化，主要是以物质为媒介表现精神的形态，包括艺术、科学、宗教、制度、礼仪、风俗等等；深层文化又可以称之为哲学文化，是渗透在前两层文化中的观念、意识和哲学。

②人类自劳动有了剩余，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和阶层，生产有了分工，因而需要有文化并且可以有相对的精细和粗糙之分，于是在同质文化的中层和表层遂有了雅、俗之别。表、中两层文化覆盖着，并体现在一个民族全体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经过更多加工、比较细腻、涉及人较少的文化称之为雅文化；反之，为俗文化。

③任何社会文化的雅与俗往往有一种向对方靠拢的本然倾向。社会上层(执政者和知识阶层)往往向社会底层强加自己的文化(雅文化)，包括将自己的文化通俗化以扩大对全社会的影响；同时，出于猎奇或调节的目的而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社会底层往往出于仰慕而仿效雅文化，即所谓上行则下效；同时，俗文化又以其质朴清新吸引社会上层，俗文化的有些部分逐渐被雅化。

④文化的根本性功能是调节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世与未来的关系。俗文化往往是人类社会经验的总结，但却是“自在”的。雅文化是人为的，相对于俗的约定俗成，可以说是俗的“自觉”。社会组织形式脱离了部落、部族阶段有了国家以后，执政者为了维护社会的完整和稳定，往往把有些俗文化加以整理、提炼，形成雅文化。礼及其仪式的规定就是最明显的事例。

⑤在中国长期的阶级社会中，礼是为维护农业社会等级制度、保证政权统一和社会稳定而形成的关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标准。在礼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也因其具有神圣的意义而随之向四方扩散。礼既然有很强的继承性，有历时进行微调而无巨变的、体现和贯穿在礼中的观念意识，自然就成了民族文化的主导。礼属于中层文化，而且是体现深层文化最为充分、直接的部分。

⑥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雅与俗、礼与俗之间的互动互制是民族文化前进的内部动力。

①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文艺创作，诗歌、绘画、书法、舞蹈等呈现井喷之势，形成了特殊时期的“抗疫文艺”现象。

②如何深化“抗疫文艺”书写？笔者认为应向中国美学精神礼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直面灾难的大智大勇、顽强抗争的人文情怀；向抗疫现实靠拢，深入观察和把握党中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和显著成效，了解抗疫一线和身边可歌可泣的抗疫事迹，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故事；向灾难书写的纵深掘进，努力探寻“抗疫文艺”独特的内在美学意味和特定表达形式，在艺术追求中凸显当代中国“抗疫文艺”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气派。因此，应从“国本、人本、事本、文本”四个方面提高认知把握能力和提升艺术表现水平。

③国本，即一国之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观察感悟和艺术反映防控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现实时，应自觉摒弃轻信谣言、恶意抹黑等创作歪风邪气，书写和记录这场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疫情防控阻击的人民战争，彰显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国精神，为国家抗疫奉献艺术力量。

④人本，即以人为本，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次疫情来势凶猛、波及面广，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艺术触角须与生命关怀、人性美善融入，才可能发现患者、医护人员、志愿者以及隔离在家中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绪，尤其是对逝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情感抚慰和精神激励，是文艺搭建安抚疏通渠道和体现人道情怀的特殊价值所在。“抗疫文艺”创作应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关心群众疾苦，通过“抗疫文艺”特有的感染力影响力，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凝聚起全民族众志成城抗疫情的磅礴力量。

⑤事本，即以客观事实为本，真实反映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实。这次疫情影响之广前所未有。艺术的深度书写需要广泛采信、明白就里，许多事情尚在过程之中，切不可捕风捉影、罔顾事实、不求甚解。没有现场感，就难有艺术真实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金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写道：“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抗疫文艺”创作需要宏大的真理叙事与细微的客观描述完美结合，以一部部具体抗疫作品，反映整个国家和全体中华儿女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风貌。离开或曲解甚至为了所谓艺术虚构而挑战真实底线，这不是“抗疫文艺”的内涵规定性和美学基本要求，是难以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

⑥文本，即以文艺作品为本。目前“抗疫文艺”出现激情有余而审美不足、表象叙事多于沉淀表达的问题，缘于创作者在疫情暴发特别是居家隔离之后，急于通过艺术创作尽快进入防控阻击战之中，表达创作者情系疫区、加油鼓劲的强烈愿望和关切之情。这种激情澎湃的创作现象与阶段，一般来看，在灾难到来之初都会经历。在持续和沉淀阶段，却需要理性思考和艺术思维的贯通。一场灾难对人民生命财产、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及其给人们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深重的。灾难题材的特殊性，隐含着书写方式的独特性。需要艺术家对灾难本身的突发性、破坏性、震荡性等展开综合性系统性观察，对人类抗击灾难的信心和意志予以思考，对人类在与灾难的抗争中所体现出的自救互救、防控阻击的伟力和精神进行表现，把笔触深入到民众生活状态之中，深入到人性的各种表现情势之中，深入到家国关系与民族命运之中。只有这样，才会创作出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们思想共鸣的，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⑦“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们期待“抗疫文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涌现出更多生动反映抗疫一线感人事迹、书写中华民族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屈服的恢宏史诗。

选自李明泉《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光明日报》）

“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诗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