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 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5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2016年11月30曰，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逐渐得到扩散和传播，最终为多民族所使用、共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很显然，这正是它能够成功申遗的最根本原因。

“二十四节气”图(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然而对于很多现代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来说，对它的申遗成功却可能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标准的“老黄历”了，对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尽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于气候、天气预测与利用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确实有所减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但是“二十四节气”在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却很小，现在的农田作物耕种上没有脱离原来的节气规律。所以在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很多农村居民可能不知道一些现代节日，但是对于“二十四节气”却耳熟能详，并且仍旧在根据它们在指导和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二十四节气”的影响显然不限于农事耕作，而是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比如很多地方的百姓会按照“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来准备自己的生活物资；比如清明吃青团、立秋吃西瓜的风俗依旧流行。尤其是每年到了冬至时节，到底是应该吃饺子还是吃汤圆，南北方的网友几乎每年都要“论战”一番，彼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正是在这样的“论战”当中，继承、传播和弘扬了传统文化，增加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网友对这种论战的参与热情，显然也正是“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仍旧深具影响力的证明。

“二十四节气”，既是古人智慧的一种结晶，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与我们现在所提倡重视自然规律和生态保护，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也就意味着它仍旧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新华网》，有删改）

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专家认为，这次成为人类非遗代表作，除了表明其作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贡献。对于促进人类文样性发展，有非常大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说，由“二十四节气”而生成的农耕经验在实残过程中，自乡村社会来传承。因此，申办成功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项目的尽快落地—让真正的传承者发挥作用，以显示出项目自身应用的社会效益。

文化部非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和保护任重道远，将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根据已制定的保护计划，与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道积极实施系列保护措施，认真履行各项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认识、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活动。

同时，创造条件确保相关社会和群体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与保护行列中来，激发其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qíng    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恶搞、嘲讽、质疑权威成为新媒体中一种常见的内容风格，并且能够迅速得到追捧和传播。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正在从不同方面质疑传统话语权威，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同时，要注意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权利的不平等。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人的权利的延伸，个人权利的保证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以及其获取技术的难易程度相关。“技术上和理论上的平等，绝不意味着参与者事实上的平等。”

“生民”政治的当代意义

姜志勇

“民”是国家构成的基本元素，也是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一般来说，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民”之理论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是建立在把“民”分为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三个阶级且只有卫国者才能有政治权力的理论预设之上的。雅典城邦制度中“民”分为公民、自由人和奴隶，只有公民才是城邦的主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民”之理论的变化也是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和动力，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天赋人权、人是具有天赋权利的人等现代“民”之理论的形成，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特点也体现出“民”之理论的不断衍变，产生了包括国民、公民、新民、人民等表述“民”之不同内涵的词语，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们都把“民”之理论的重新诠释和解读放在建构新的政治制度的突出位置。

儒家“生民”政治对于“民”的理解是“民”生于“天”，“君”立于“民”，“君”为民“用”，“君”“民”平等，但它又不同于自由主义对“民”的理解。自由主义理解的“民”是政治上平等、具有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的“民”（公民）。“生民”对“民”的理解除了考虑政治上的平等之外，还关注经济问题。在西方契约论中，政治上平等的人不论穷富都一致欣然签订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契约，而在“生民”政治中，国家诞生时就具有保障弱势群体生存的重要职责。在这个意义上，“生民”相较“公民”来说其涵义更丰富，在“生民”的理论基础上会更容易建立福利制度。“生民”政治的涵义包含“生民之道”，儒家的“生民之道”在关注弱势群体生活上类似西方的福利政策，都要求通过政府干预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面临保守主义的激烈批评，弗里德曼认为“福利计划会减少自由，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诺齐克认为“国家在最初产生时所履行的保护功能是唯一能被证明其合理性的功能，任何扩大政府职能的企图都会侵犯个人权利”。保守主义者对福利政策的批评主要是其对自由的侵犯，这种自由是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自由，因为保障穷人的福利必然要向富人征税，而这是启蒙时期的契约论所没有规定的，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其契约论都是平等的人签订契约，这些平等的人是政治上平等的，没有考虑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为今天福利政策的提出留下了理论上的难题。加之福利政策的实施在现实中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例如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财政负担加重、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增强等，使得保守主义者拥有更多批判的理由。相对于西方的契约论，“生民”政治的理论预设了“生民之道”，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天生职责，也是“生民”政治自身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实施“生民之道”不需要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去寻找理论支持。当然，相对于“公民”在理论研究上的深刻及现实涵义拓展方面的丰富，关于“生民”的研究要粗糙得多，但这不能掩盖“生民”这种“民”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即使在和“公民”理论比较时也依然存在。

以上对“生民”理论的分析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生民”因其具有独特政治涵义而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被遗忘。因为这种“民”是和大一统的国家专制制度不相应的，但在21世纪的当代，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被革除，在维护民权、实行民主、保障民生成为时代要求的情况下，重新重视、研究“生民”政治，是否能对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有所启发、助益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且从以上分析来看，“生民”因其是中国儒家本有的概念，对它的研究也能为民主与儒家思想的相接、相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选自《被遗忘的政治理想——儒家“生民”政治思想研究》，有删改）

文化时间

时间有“向”的概念，并不是一直都有的。潮水、冬夏二至、季节、星辰的循环往来，这些现象使许多原始人把时间看作一种基本上不断循环的有机节奏。他们想，既然时间跟天体的循环运转分不开，时间本身也应该是循环的。白天跟随黑夜，新月代替旧月，冬天过了是夏天，为什么历史就不这样？中美洲的玛雅人相信历史每260年重复一次，这个周期他们叫拉玛特，是他们日历的基本单元。。

时间的循环模式是希腊各宇宙学派的一个共同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中说：“凡是具有天然运动和生死的，都有一个循环。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时间辨别，都好像根据一个周期开始和结束；因此，甚至时间本身也是一个循环。”斯多葛学派的人相信，每当行星回到它们初始相对位置时，宇宙就重新开始。公园4世纪的尼梅修斯主教说过：“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人人都会复生，都会再见到同样的朋友，再和同样的熟人来往。他们将再有同样的经验，从事同样的活动。”好像所有历史的事件都装在一个大轮子上一样，循环不已。

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提出的“时间之箭”引起了我们内心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不稳定和变迁。它所指向的是世界的末日，而不是世界的重新再生。罗马尼亚人类学者、宗教史学者埃里阿德在他名为《永恒回返的神话》的书里，认为世上从有人类以来，多半的人都觉得循环时间更令人安慰，而将它紧抱不放。这样，过去也是将来，没有真正的“历史”可言，于是死心塌地地承认再生和更新。

犹太基督教传统把“线性”（不可逆）的时间，直截了当地建立在西方文化里，由于基督教相信耶稣的生、死和他的上十字架受难，都是唯一的事件，都是不会重复的，西方文化终于把时间堪称是穿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条线。基督教出现以前，只有犹太人和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认同这种前进式的时间。

不可逆时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思想，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开辟了道路，从而把我们和原始生物在时间上连接起来。总之，线性时间概念的出现和因之而起的观念改变，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化时间的循环模式和线性模式，在生物时间中可以找到对应。细胞的分裂，以及体内各种不同节奏---从高频的神经脉冲到悠闲的细胞更新——所组成的交响乐，都牵涉到循环式时间；而不可逆时间则体现于从生到死的老化过程之中。日常用的钟表也具有这两个个不同的时间面貌。一方面，不停的钟摆或晶体振荡积累成一边所谓的“时间”，在地球上这时间就表现为12小时或24小时的周期。另一方面，各种耗散现象，诸如电池的干涸，发条的松弛，都告诉我们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

“谣言”属于多数人觉得无需定义便知道的概念。人们一般以为，谣言是人与人之间流传的未经核实的消息，即“传言”。其实，传媒专家对“什么是谣言”也无统一意见。他们大多数用“谣言”指不能尽快证实或无法证实的信息。这是因为许多被当成“谣言”的传言，后来都被证实或部分证实;那些未能证实的传言也不等于无中生有，只是缺乏确实信息才无法证实。

也有专家把谣言视为“宣传”的一个品种，而宣传，按社会科学泰斗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定义，是一种控制舆论的手段。还有专家建议，讨论谣言应区分“不准确的信息”和故意欺骗的“误导信息”，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不利言论都归为“故意欺骗的信息”。

对传媒研究来说，如何定义谣言或传言不是重点，因为研究谣言不是要找到可用来当作罪名的定义(如“欺骗”“污蔑”“破坏”），而是为了搞清传言的社会生成机制，它传播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信息或知识。

最早关心谣言社会机制的心理学家威廉·斯登发现，当人们口耳相传故事时，越到信息链末端，故事越简短，最后成了一句概括语。斯登的学生戈登·奥尔波特，在与另一位心理学家约瑟夫·波兹曼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中，用实验证实了斯登的看法，经过五到六次口耳相传后，70%的最初叙述细节会丢失。他们还总结了传言的三个特点:单调，即细节的丢失;突出重点，即只挑某些细节来说;消化，即传谣者对信息的主观理解使消息发生变化。从传言发生机制看，大多数谣言只是传言，与处于传言链上的个人是否“恶毒”无关。

谣言与闲言碎语不同。罗伯特·克奈普在《谣言心理学》一文中，称谣言是“未经正式证实的公共言说”，“听上去可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流，包括神话、传说和幽默玩笑”。就是不宜把谣言太当真，但应从它的“公共言说”上探寻为什么没得到“正式证实”的原因。

克奈普特别强调传言的“公共性”，认为传言是由于人们关心某一公共事件和出于某种大众心理传起来的。他把谣言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幻想，即白日梦。它能传播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希望，如日本油料短缺，所以二战快结束了。第二类是恐慌，是大家都害怕的事，如世界末日、食盐短缺。第三类是挑拔离间，如日裔美国人都是日本奸细。克奈普还指出，第一类是正面谣言，后两类是负面谣言，负面谣言比正面谣言更易传播。

社会心理学家玛丽安·艾茵姆在《葡萄藤式的知识:作为(知识) 探索的流言》一文中指出，传言是一种不同于“独语”的对话;“它不是某个人或权威在向相对陌生的公众灌输自己知识的那种报告或训话。传言发生在亲朋、邻居的熟人小圈子，所有参与者一起寻找某种知识。就此而言，它不是在讲课，而更像一个讨论班”。

艾茵姆还指出，人们传流言，总觉得新奇、有趣，但未必听过就相信，所以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到流言时往往会追问:“怎么知道的?”有人以为人们听到传言就会相信。其实，传言取信于人并没有这么简单。艾茵姆说，害怕流言惑众是因为不相信或低估民众对信息的思考力:一个人对传言感兴趣，往往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事情可疑，想探求究竟，于是流言也就成为真实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