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自九年前《赤兔之死》获得高考作文满分后，文言作文几乎年年都有。其极致是去年的甲骨文作文和今年的冷僻字入文。对此，社会反响热烈，媒体更视这两个考生为“古文字达人”、“古文奇才”。

②究其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在于大时代的激荡与影响。这种以再度回归传统作自己身份标别的文化选择，无疑给这些高中生痴迷古文提供了难得的机缘。回想当年，新文学运动风头正健的时候，如林纾等人坚持纯正的古文，以为制器可求日新，而为文不能躁进，这样平实的论说居然还遭到讥讽，真让人不能不重生感叹：有时候，纵使你手握真理，也不一定抗得过时势。所幸今天，已经走出盲从迷思的中国人知道了，鹦鹉巧舌，终非真声，所谓现代化绝不是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的西方，更不是“他者化”和“后殖民化”。其间，一种从来秉承的传统才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基始，而我们的任何发展最终都不过是对这种传统的再度确认和回归。以这样的认知来看文言文，显然就不仅仅是之乎者也、骈四俪六而已，它是保存并接引人走进传统的重要凭依，甚至就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新古文运动”在内的古诗文在民间和网络上全面复兴。人们重拾对文言的兴趣，印证着又一波时势造就的必然。对于这样的时运势转，我们有大欣喜。

③不过话说回来，与当下的国学热一样，这一波文言热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知道，作为与白话文相对的语体文，文言文有自己特殊的体式要求，有一整套关于起承转合、过接缴结的义法要求，它讲究意旨绾凑，笔法周匝，其虚字实字的调用与间架局势的布排无不极见巧难，而文章主旨的呈现与气调脉络的贯穿更有重重的讲究。但今人对此知之太少，甚至不加理会，以为翻一部《古文观止》读几篇唐宋八大家就可以纵笔横肆，结果写出的东西与近现代人明显存在差距，比之古人，更岂止有真鼎与伪觚之判。

④以今年那篇用极僻字的满分作文为例，能用文言论说当代环保话题，非出宿构，又不跑题，诚然不易。但对照其后来发布的译文，他对所用字词的理解显然多有错误，更远谈不到适切。如“每啮毚臑”一句中的“毚”字，《广雅》释为“狯”，通常用来限饰兔子而不及他物，更不单用，今径解作“兔”并用来修饰“臑”，明显不通。又如“睇眄”一词相对常见，状人斜视顾盼之貌，多用指女子，故曹植《七启》有“红颜宜笑，睇眄流光”，泛用作极目远望讲，是望文生义。末句“亲房”一词，在古代特指家族的近支，解作双亲，更是不明传统礼仪文化之误。再说句，全文句式单一僵直，大体以四字句为主，整句与散句的转接承仰比较生硬。其间“坐银杏树下，观儿童嬉于树下”云云，不知省文就简如此，更不知是何句法？最后说意，不能不说，选用文言并没有给作文带来多少深邃的意境和特别的效果，相反，字句与意思并不密合熨贴。末段陈说个人理想的生态环境，有“抾其落桃，投于苙”，将落在水中的桃子投入猪圈，是何意象？此意象与天人相得的和谐生态又有何关系？诸如此类，殊为费解。

⑤我们根本无意对一个高中生的文言作文百般苛求，我们在意的是，在基本没做或根本不能做过细识读，并不知自来的传统，强为攀扯、炫奇逞怪最是作文之大忌的情况下，就将他拔高到奇才，乃至拔擢至与古人等列的哄抬方式，这种方式很能凸显文言文在今日的荒败与贫瘠。包括那篇甲骨作文，据刘钊先生讲，其实杂合金文、小篆，多有杜撰处。然而许多人虽不知不识，却一味夸扬。我们只能说，当一种东西实在太过稀缺，拥有它一点点就会被人无限放大。而那些放大它的人，通常也仅仅是以这样的哄抬作为对这份稀缺的交代，他们真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吗？待一转身，这份稀缺是不是依旧会被远远地排斥在他真实的生活之外？这都是有得一问的。对文言文也好，进而对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哄抬和爆炒绝不是尊重，与其哄抬它爆炒它，不如以平视的态度亲近它体会它，这比关注高考满分作文，然后作者刻意求奇、读者一哄而上要重要得多。

⑥当然，平视和亲近不等于亵玩。不久前，弘晔传媒推出无厘头版的古文今译图书《别笑，一本正经的文言文》，书中的翻译自无大错，但以“你亮叔我跟你讲几句，你爸当年出来混，半道上就给挂了”来翻译《出师表》，以“你丫看不见吗”来翻译《将进酒》之“君不见”，如此将前者弄成黑道版，后者弄成潮语版，就有些过了。所以，当此疑信互出，哄抬与解构兼杂的新一波的古文热，我们的心情真很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8月6日汪涌豪《文言文的当代际遇》，有删减）

木鱼馄饨

林清玄

深夜到临沂街去访友，偶然在巷子里遇见多年前旧识的卖馄饨的老人，他开朗依旧，风趣依旧。

四年多以前，我客居在临沂街，夜里时常工作到很晚，每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一阵清越的木鱼声，总是响进我临街的窗口。那木鱼的声音非常准时，天天都在凌晨的时间敲响，即使在风雨来时也不间断。刚开始的时候，木鱼声带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往往令我停止工作，出神地望着窗外的长空，心里不断地想着:这深夜的木鱼声，到底是谁敲起的?它又象征了什么意义?难道有人每天凌晨一时在我住处附近念经吗?

冬季里有一天，天空中落着无力的飘闪的小雨，我正读着一册印刷极为精美的《金刚经》，读到最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段，木鱼声恰好从远处的巷口传来，格外使人觉得浑天无极，我披衣坐起，撑着一把伞，决心去找木鱼声音的来处。

那木鱼敲得十分沉重着力，从满天的雨丝里传扬开来，它敲敲停停，忽远忽近，完全不像是寺庙里读经时急落的木鱼。我追踪着声音的轨迹，匆匆地穿过巷子，远远的，看到一个披着宽大布衣，戴着毡帽的小老头子，他推着一辆老旧的推车，正摇摇摆摆地从巷子那一头走来。摊车上挂着一盖四十烛光的灯泡，随着道路的颠踬，在微雨的暗道里飘摇。一直迷惑我的木鱼声，就是那位老头所敲出来的。

一走近，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卖馄饨的摊子，我问老人为什么选择了木鱼的敲奏，他的回答竟是十分简单，他说:“喜欢吃我的馄饨的老顾客，一听到我的木鱼声，他们就会跑出来买馄饨了。”我不禁哑然，原来木鱼在他，就像乡下卖豆花的人摇动的铃铛，或者是卖冰水的小贩手中吸引小孩的喇叭，只是一种再也简单不过的信号。

是我自己把木鱼联想得太远了，其实它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劳苦生活的工具。

老人也看出了我的失望，他说:“先生，你吃一碗我的馄饨吧，完全是用精肉做成的，不加一点葱莱，连大饭店的厨师都爱吃我的馄饨呢。”我于是丢弃了自己对木鱼的魔障，撑着伞，站立在一座红门前，就着老人摊子上的小灯，吃了一碗馄饨。在风雨中，我品出了老人的馄饨，确是人间的美味，不下于他手中敲的木鱼。

后来，我也慢慢成为老人忠实的顾客，每天工作到凌晨的段落，远远听到他的木鱼，就在巷口里候他，吃完一碗馄饨，才开始继续我一天未完的工作。和老人熟了以后， 才知道他选择木鱼作为馄饨的讯号有他独特的匠心。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在深夜，实在想不出一种可以让远近都听闻而不至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且深夜里像卖标子的人大声叫嚷，是他觉得有失尊严而有所不为的，最后他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

木鱼总是木鱼，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它仍旧有它的可爱处，即使用在一个馄饨摊子上。

我吃老人的馄饨吃了一年多，直到后来迁居，才失去联系，但每当在静夜里工作，我仍时常怀念着他和他的馄饨。

老人是我们社会角落里一个平凡的人，他在临沂街一带卖了三十年馄饨，已经成为那一带夜生活里人尽皆知的人，他固然对自己亲手烹调后小心翼翼装在铁盒的馄饨很有信心，他用木鱼声传递的馄饨也成为那一带的金字招牌。木鱼在他，在吃馄饨的人来说，都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那一天遇到老人，他还是一袭布衣，还是敲着那个敲了三十年的木鱼，可是老人已经完全忘记我了，我想，岁月在他只是云淡风轻的一串声音吧。我站在巷口，看他缓缓推走小小的摊车消失在巷子的转角，一直到很远了，我还可以听见木鱼声从黑夜的空中穿过，温暖着迟睡者的心灵。木鱼在馄饨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①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太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

②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

③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

④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让敌人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⑤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而他却不肯。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⑥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管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借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平已注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责。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近自刺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明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⑦秋白不朽。

携一本书游走

张炜

我小时候，大概是刚能阅读一点文学作品的年纪，读过一本没有封皮的书。这本书严格讲只是一部残卷，因为前后都撕去了一部分，最前边一篇的题目只剩下三个稍大一点的字：“暴风雨……”所以我连这篇作品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更不用说整本书的书名了。

这部残卷让我如痴如迷。它写了俄罗斯莽林，写了猎人和林中各色居民的生活，更写了无数的动物。这些处处洋溢着浓烈林野气息的文字，绵绵无尽的天籁，把我深深地笼罩和吸引了。

我当年也生活在林子里，那是海边的一处国营林场，林场又连接了几万亩滨海自然林和无边的荒野。书中景物与现实生活或可作比，我生活于其中的这片林野虽然远没有书中那么苍茫，但对我而言也足够浩大了。最为不同的是林子里活动的人和动物：身边的林子没有那么多凶猛的大型动物，也没有那么多出生入死的职业猎人，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诱人的生活之窗。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神思一直跟着书中的人物和动物，几乎寸步不愿分离，一起痛苦，一起欢乐。那些猎人的枪散发出的硝烟味，时不时地从我的鼻孔前飘过，让我永难忘怀。

这些文字让我入迷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它讲述的传奇故事，它展示的生活内容。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字生涯之后，或许让我想得更多也更明白：一切绝非那样简单。这部残卷传递出的是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东西，它难以言喻，这或可称之为一位苏俄作家所独有的生命气质与文学个性。如果仅仅是一则则曲折的故事，大概不会有那样的魔力。

因为它是一部残卷，作者是谁，书名为何，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一个书籍奇缺的年代，能够遇到这样一沓好文字真是太幸运了。可我当时毕竟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这其中也不乏经典，但最难忘最着迷的却是这样一部残卷。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我常常讲述林子里的故事，这也是我的少年经历；更有趣的是，我笔下的人物也常常要背一杆枪。的确，我当年也看到了很多猎人，并曾经跟着他们在林中蹿跑。林中生活和一些人的行迹让我如此难忘，当然是受到了那本残卷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深深地感激着一位不知名的苏俄作家。

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海边林野，一个人在半岛地区游荡。我有一个背囊，里面装的全是自己的必需品，这当中永远有着这本残卷，外加我写成的一沓沓稚嫩的文字。

由于太喜欢这本书了，我曾不止一次将它借给旅途上的文学朋友。我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喜欢，我们能够一起分享这道精神与文学的盛宴。这是怎样愉快的时刻。这使我们有机会一起畅谈林野和文学——那时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

万分可惜的是，有一次远行，我把这本书遗在了一位朋友那儿，归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了。生活匆促多艰，我当时站在路边，觉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后来许多年，我都尝试着寻找这部书，但一直没能如愿。

就这样，我失去了它。

我牢牢地记住了书的内容。我经常想念它，如同想念一位儿时的挚友。

我去城市上学，然后到了更大的城市工作。我最终从事专业写作，并且写出了上千万字。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会突然想到这部残卷。在深夜，偶有失眠时，我会想起它。

不难想象，我仍然没有终止寻找，还在一次次做着努力。问题是我弄不清这部残卷的书名与作者。转过了多少图书馆，长时间站在浩如烟海的书目前。这真的是太难了。我差不多不再抱有那个希望了。

互联网时代来临了。我可以在网上搜索。但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这道难题并不好解。

一个好朋友听我说过这部残卷。他不仅是一个极为认真仔细的人，而且精于网事。某一天，在我完全没有预料、没有指望的情势之下，他竟然发来了一则短信，上面报告了一个喜讯。我一开始不敢相信，电话里交谈了一会儿，详细说到了一些内容，让我心里一阵滚烫。我们笃信不疑：是的，是它，这一回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少年之梦、儿时挚友，一个曾经伴我游走四方的挚友……这一夜差点失眠。

朋友迅速将从旧书网上求购的仅存的几本书寄给了我。五成新。中短篇小说集。书名：《猎人的故事》。作者：阿拉米列夫。首篇：中篇小说《暴风雨前》。它出版于1957年的作家出版社。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黑白照片，让我久久端详——有些瘦削的长脸膛，深邃的目光。

从作者简介中得知，他生于1897年，仅仅活了57岁。

（取材于《一本深刻影响我的书》）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迟子建

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都是注脚层叠，但于我来讲是陌生的。有一个地方，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其中最难抹去的，当属鲁迅先生了。

2017年岁尾，在某文学杂志六十周年庆典上，在太热闹的时刻，我很想独自出去走走。上午得空，吃过早饭便直奔四川北路，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这座墓从当年的万国公墓迁葬于此，已经一个甲子了。

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红男绿女穿梭其间，踏着热烈的节拍，跳着整齐划一的舞。他们运动许久了吧，身上热了，大多将外套脱掉。广场边一棵粗大的悬铃木被拦腰系了一圈白带子，串着吊钩，紫白红黄的外套挂在上面。文豪们的铜像都是全身像，或坐或站。可怜的托尔斯泰，右手握着手杖，手杖被挂上了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使他显出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与他一样不幸的，是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缀着色彩艳丽的超轻羽绒衣。最幸运当属巴尔扎克，他袖着手，深藏不露，难以附着，这尊雕像也就成了一首流畅的诗作。

出了世界文豪广场，再向前是个卖早点的食肆，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带买早点，有天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条，还能包裹出这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

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各路声响汇聚起来，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渐次打开的时候，我也领略了植物风光。槭树正在最美时节，吊着满身红红黄黄的彩叶，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看上去激情饱满。耐寒的杜鹃绽放着，那红的粉的花朵，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尔滨十二月飞雪的北方人眼里，无疑是日历牌上被漏撕的春日，透着春的消息。

鲁迅墓很好寻，在公园的西北角，无论哪条甬道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墓前广场比较开阔，最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人。塑像有高大的基座，再加上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天然藩篱，因而墓地显得肃穆庄严。不过基座太高了，那端坐其上的雕像，如一团阴影挡在鲁迅墓前。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都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的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权当鲜花吧。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鲁迅是不怎么写花儿的，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秋夜》中，写到腊梅一类的花儿，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对所描述的花儿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浓墨重彩写的，是在《药》的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无名之花。

相比鲁迅的杂文，我更偏爱他的小说，尤其喜欢《故事新编》。其中的《铸剑》惊心动魄，我是把这个短篇当史书来看的。鲁迅是高超的人物雕塑家，他小说中的人物，像是青铜锻造的，叩击时会有深沉的回声，而且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动人的光芒——悲凉的诗意之光，如《孔乙己》《阿Q正传》《药》《伤逝》《祝福》《风波》等堪称经典的篇章，是作家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化解心中块垒时，播撒于春日晚雾中的纯美幽灵，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鲁迅公园中世界文豪广场上的那些雕塑，如果换成阿Q、孔乙己、单四嫂子、九斤老太、眉间尺、吕纬甫，也是极相宜的——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高手呢！

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却也孤独。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都曾在遗言中表达了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可惜都未能如愿——怎么可能如愿呢？鲁迅曾在文章中交代过后事“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也曾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表述绝非故作超拔，这像他的脾气，就像一个目光如炬的人穿行于无边的黑暗后，留给自己的大解脱——最后的光明。

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清冷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离开。

墓前甬道尽头相连的路人流不息，健身娱乐的音乐此起彼落，让我有置身农贸市场的感觉。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拥有的宁静清寂，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当我怅然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里所有的树，这时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湮灭了嘈杂的人声。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