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傲

李利军

表妹结婚，我开车带着表弟．从上海赶回泗阳参加婚礼。

路过蒋坝已日近午时，厨师表弟职业病犯了，说，去年在电视里看到，蒋坝在搞什么百船宴，看看吧。

边走边看风景，一下子就到了湖边，车无法通行了。这时，肚子咕咕起了反应。

湖边只有孤零零的两三户人家。一个老汉正在院外一小块水泥地上翻晒着泥鳅。老汉红红的脸庞，宽松的大腰裤，对襟褂子纽扣不扣，露出黑红的胸膛，一看，就是个每天干活，并且喜欢喝两口的人。

“老人家，我们想找个地方吃中饭，哪里比较近？”

他抬头望我们一眼：“很远呢，十几里地！走，到我家吃去！”

看来，老汉家在搞渔家乐。跟着老汉下了大堤，堤下就是他的家。洪泽湖的水拍岸弄潮，几只湖鸭呱呱叫着，碧绿的水草婀娜摇曳。

老伴在厨房烧饭，老汉说：“来人了，烧菜吃饭！”

老伴瘦瘦高高的个，一脸黝黑，她手扶门框，伸出头来问：“想吃什么？”

“烧个鱼吧，随便什么鱼。”我说。湖水煮湖鱼，原汁原味。况且，靠湖吃湖，也不会贵到哪里去吧？

没个规整的餐厅，也没像样的厨房，更没有服务员，这饭钱他们会怎么收？两个老人看起来淳朴，倒不像会宰人的样子。

不一会儿，四个菜端上来，老汉和我们一起坐了下来。

“大妈一起来吧？”我们邀请。

大妈摆手。也许，怕账不好算吧？我们也就没再强求。

“你喝酒吧？”老汉忽然想起什么，问我。

“不喝，要开车。”我摆手。

老汉说：“男人到湖边哪有不喝酒的？’’冲表弟噘噘嘴，“你喝，让这个小青年开车！”

老汉到屋里拿出一瓶貌似比较高档的原装酒，啪地打开，倒在两个玻璃杯子里，示意我端一杯。我心一紧，这瓶酒也要算在我们头上了！只好硬着头皮端过杯子。青椒炒小虾，红烧鲢鱼，炒小藕，水芹菜炒干子，都是我爱吃的菜。估计菜一百块钱，酒就算两百块吧，三百块应该够了，放大点，总不会超过五百吧？我刚准备示意表弟去结账，见门口有个人影闪了一下，老汉大声说：“大砍刀，进来吧！”

门外就进来一个粗壮的矮脚汉子，方头方脸，真像一把砍刀，我看着就发憷。大砍刀搓着手，嘿嘿地笑：“四爷，要帮忙吗？”我心里一惊，这下怕是碰着孙二娘的馒头店了，明早我和表弟就成包子馅，表妹的婚礼看来是参加不了了！“没啥，就两个人，你四娘就能搞定！”老汉自信地说。我心里暗暗叫苦，被宰几百块钱和失去生命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呀！

我递个眼色给表弟，示意他瞅准机会打110报警，他个傻蛋却以为我要他去拍湖景，屁颠屁颠地拿着手机去拍照了。我心里凉了半截，恨由心生，都怪他要看什么百船宴，这下好，把小命都搭上了！

表弟照一会儿湖景，回头看我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就掏钱去结账。

“怎么能收钱呢？！”老汉啪地把筷子拍在桌上。

当然不要钱！要命！我从头凉到脚后跟。

这荒天野地的湖边，搞两条人命真是分分钟的事情，原先两个老人对付我们可能有些吃力，这下来个大砍刀做帮手，如果菜里下了蒙汗药，酒里做点手脚……我的头真的晕了，眼前出现幻觉。“你这不是骂人吗？请还请不到呢！”老汉一脸不高兴。

“就是！”大砍刀一脸讨好，连声说，“这湖边，十天半月的难得来个人，晚上到俺家再喝几盅！”

门口，不知何时，聚了四五个女人和孩子，拘谨地朝这边望。这可不是幻觉，我悄悄伸手掐了一下大腿。

“湖里人家来客，添双筷子加个碗，收钱？湖里人做不出来！”老汉有些不屑，老伴也附和着说，“就是的！”

大砍刀嘿嘿地笑，手不知道朝什么地方放，女人和孩子们不再拘谨，也呵呵地笑。

告别渔翁夫妇，表弟开着车，转脸看我一眼，疑惑地问：“表哥，空调打够低了，你脑门上怎么都是汗哪？”

“好好开你的车！”我擦着汗，问他，“下次再来的话，你还能找到这里吗？”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7期）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次城市总体规划，以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为突破口，以改革发展为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到2020年“大城市病”得到缓解，到2035年“大城市病”治理取得显著成就，到2050年全面形成具有首都特点、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现代化超大城市治理体系。

（摘编自《北京市总体规划（2016-2035）》）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智库《2017全球宜居城市报告》

数据来源：中科院《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

城市化是人口集聚，特别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的过程，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化思维指导下城市建设和域市运营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人们对“宜居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新时代的新城镇格局下，城市宜居方案发生了新变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城市宜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提到德国弗莱堡，这个城市在法规体系、交流学习机制和市民参与等方面表现卓越，超越了传统模式，让居住者的幸福感可持续，最后让城市居民寿命的延长。关于生态宜居城市的标准，仇保兴说，要由城市居民“用脚投票”决定。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则表示，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市场方式补足了城市的服务业短板。

李铁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要增加包容，要欢迎与新经济模式相关的市场化主体和外来人口参与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其次，要转变执政理念，要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不能以精英思维排斥任何城市需要的人口和产业；最后，要适应城市的物质生态和社会生态，体现出真正的生态宜居城市理念。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7未来城市峰会：聚焦生态宜居与城市生命力》）

宜居城市，通俗地讲就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从学术上讲，宜居城市更加强调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和人文环境等。

“宜居城市”是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目标。“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具有层次性。较低层次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满足居民对城市的最基本要求，如安全性、健康性、生活方便性等；较高层次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满足居民对城市的更高要求，如人文和自然环境的舒适性、个人的发展机会等。因此，城市建设要关注城市安全、健康、舒适、便捷等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并注重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持城市和街区的风格。同时要高效和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更多、更适宜人们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空间。

（摘编自张文忠等著《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