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都是“传统”的。如果我们把“现代文化”理解为适合于现代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基础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已经相当“现代化”，甚至具有先进性。

中国人民历来把“国”与“家”相连，把“国”视为“家”的扩大，“国家”成为我们华夏子孙最为稳定而深厚的人生依附和精神家园。中国鲜有企图从内部分疆裂土的不肖子孙，即使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国也少有无政府状态，民族意识则往往更加强烈，民族命运屡屡浴火再生。

儒学之所以充满了现代性，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用世俗的、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观点和原则，解决了西方人需要借助神才能解决的信仰问题；同时，它又通过诉诸人的内在道德规范，解决了西方文化中必须通过外力强制立法才能解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问题。

儒家思想及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包括吸纳融合儒、佛、道等思想而产生的宋明理学，是中国皇权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空想或道德上的虚伪，而是深深扎根于普通人的经验理性、极具实践功能的实用理论。

儒家推崇仁、孝、义、礼、智、信、勇，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天下乱局和人民苦难而提出的政治理想，他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曾四处奔波、处处碰壁。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带着理想和道德积极入世，匡济时艰，并为此不断完善个人人格修养，锻炼个体意志。这种道德理想曾激励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普通大众。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极端，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鼓励差异和矛盾双方和谐共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这种和谐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可能是医治当今世界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良方。

较之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我们可能对一切“封建”的东西更为敏感和反感。但是，如果能够客观地比较和分析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往往可以得出两者各有利弊的结论。而且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文化的长处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不足，而中国文化的短处恰是西方文化的长处，这种东西文化的互补性可以发生在思想、道德、制度、社会、思维等各个层面。

我们显然也不应该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排斥现代的西方文明，如果我们以排斥西方文明来弘扬传统文化，把两者完全对立，则无异于开历史倒车，无异于拒绝工业文明、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因此，只有在坚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我们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才能够达到最为有利的效果。

明代图书的出版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其中坊刻是书坊主自行投资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这里所说的商业出版就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

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的生产完全靠抄写，在这种情况下，图书根本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价格昂贵，一般只有官府以及士大夫阶层才能消费得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阅读因此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即使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主要是用来印刷历书、经文和符咒，很少用来印刷其他图书，图书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在建阳、杭州、成都等地，商业出版开始兴起，书坊刊刻了很多通俗读物，但这一时期，官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书坊刻书，也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在整个图书市场中，通俗读物的比重还非常低。

晚明时期，尤其是隆庆、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商业比较繁荣的江南城镇，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坊。商业出版因此空前繁荣，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繁荣。

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原来主要依靠说书人传播的白话小说，向来被归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但在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白话小说开始成为市民阶层争相阅读的作品，甚至摆上了士大夫的床前案头。从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出版达至鼎盛并持续至明末。这一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依然是各大书坊争相刊刻的对象。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通俗文化的兴起也是晚明思想文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意味着文学走向大众，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实际上这也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维度。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劫富勃兴》）

材料一：

民宿业作为在我国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市场发展过快，监管没有跟上，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实际上，我国民宿自发展以来质量一直参差不齐。民宿由民间自发兴起，长期以来处于无法可依的发展状态，除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也常常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由于诚信体系、消费习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民宿不应照搬国外模式，更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无论条件是否适合都一拥而上。

到旅游局此次出台的标准要求，在市场准入方面，民宿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要求的相关证照，且要求民宿单幢建筑客房数量应不超过14间（套），在基本卫生要求方面，规定旅游民宿客房及内部卫生间里的公共用品要“一客一消毒”。 标准的细化，无疑将推动民宿市场走向规范化，但行业标准的出台并不意味着要整齐划一，放弃个性。文件也对民宿发展提出一些软性要求：“需在环境与建筑、设施和服务以及特色等多个方面脱颖而出；注意传承保护地域文化，倡导绿色消费”“ 要求民宿主人热爱生活，乐于分享，要求民宿主人和当地居民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等。

（选自《2016中国民宿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选自《2017年上半年民宿旅游报告》）

材料三：

乡村旅游在全域旅游中占有重要地位，民宿作为乡村旅游接待的必要条件，自然会成为旅 游投资的重点领域。今年全国两会，全域旅游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民宿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抓手和落脚点，未来一个时期必将保持增长势头。它首先加快了旅游住宿“中国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觉得，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民宿并不比星级饭店差，他们喜欢选择在民宿居住，反过来又推动了住宿业的中国特色化进程。其次更好地满足广大旅游者的住宿选择2016年国内旅游达到44．35亿人次，其中城镇居民占了31．95亿人次。在接待中，民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承接作用，既有超过五星级酒店价位的高档民宿，也有卫生干净、价廉质优的中低端民宿，较好地对应了大众旅游者的消费需求。第三，带动了农村和农民直接参与旅游业。与星级饭店相比，民宿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它让农民直接面对客源市场，学习和从事宣传营销、接待服务、餐饮烹饪、经营管理，实现了从农民向现代服务业者的转变。

（摘自高舜礼《民宿对旅游住宿“中国化”具有积极意义》）

材料四：

英国政府要求，民宿经营必须结合当地产业、文化及自然生态资源，积极营造地区魅力，打造优质永续的乡村度假环境等。近期，为促进民宿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不仅设立各项农政、观光、大学、义工团体及民间业者组织等团体进行监督，还制定了严格的政策法令，并对民宿从业者进行辅导，推动规范化经营。作为亚洲民宿的鼻祖，日本民宿有着体验感好、主题性强等特点。通常日本民宿分为洋式民宿与和式民宿，和式民宿是拥有传统榻榻米房间、食用日本传统菜肴等的民宿；而洋式民宿的经营者多为白领阶层，经营者知识水平较高，审美水平较高，对外来文化有较好的理解。

（选自《经济日报》之《境外民宿旅游发展特点》）

中国古代的法典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重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彰明刑罚）可以“弼教”（辅助教育），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规范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以使民远恶迁善为目的，以期实现以刑弼教、以刑辅教。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使民知法既可以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其自身的权益。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历史上，明刑弼教的内容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变化。汉儒传承了以礼乐主宰刑罚的传统，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指导原则，即朝廷以道德感动民众，刑法只作为辅助手段。例如，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之说，大力宣传“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为非、不触法禁。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便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谏。韩愈也曾经说过：“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要达到天下大治，应效仿圣王，以德化天下，“亦以五刑辅弼之”。为矫正元末法纪败坏、人不畏法、肆意为恶的积弊，以严刑治国。他手订的《大诰》收集了严刑惩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趋吉避凶”之道。《大明律》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明太祖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重法又重情，借以表达明刑弼教之意。例如，“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清代在承袭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时，对政刑与礼教的目的做了经典阐述，并指出立法的精义在于“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志》篇首开宗明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匡之直之而刑生焉。’

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明礼导民，明刑弼教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一个传统。它产生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认真贯彻实施则国兴，慢而废弃则国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导民向善”，使民远离犯罪。以德化民与以法治国是互相连接、互补互用的，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二柄。法与德的结合减少了法律的滥用，柔化了法条严酷的外貌，便于民众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通制了犯罪的动机，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补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义义务和遵守道德规范的义务相一致，既止恶，而又劝盖，使“明刑弼教”的“ 教” 落到了实处。同时，德法互补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

（节选自张晋藩《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有改动）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其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由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

                                     (摘编自《生态化保护：让民族传统手艺“活”在当下》)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已出现了有封闭结构的市。市的四面有围墙，墙的中间有门，称“市门”，市中有“十”字街连通四面的“市门”，其中以南门最为重要。《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问他“何见于市”，回答说：“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正因为南门最热闹，所以那里就经常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变法令未下达时，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这里的南门不是城门，是市门。

西汉时，长安出现了对称的东西两市制度，《汉书·惠帝纪》谓惠帝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此时建起西市，说明东市早已建成。这应是市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这种两市制度在唐朝的长安还沿用着。《木兰辞》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似乎北朝时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市。

据记载，长安的西市由六个市组合而成，东市有三个市。班固《两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说长安东西两市的九个市各按商品的“货”来区别，又按“里”（每个市以“十”字街为界，划分成四个里）中的“隧”（小路）来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

晚唐时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宫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三年说：“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韩愈《顺宗实录》评论说：“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是形象描绘“苦宫市也”的诗。所以宫市并非正常的集市交易，而是强权的掠夺。

市的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有了变化，开始由封闭式设置逐渐转向以酒楼或茶坊等为中心的新的开放式的街市格局。这种格局在宋人张择端所绘之《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形象的展示。在图中可见沿河多设有酒楼商铺，还有戏台等，商业区已和民居融合为一体，买卖没有了时间上的限制。这种城与市融合的新格局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格局了。

（节选自陈璧耀《说“市”》，《咬文嚼字》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