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①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中国成语大会》，从《唐诗风云会》到《最爱是中华》，近来，多档主打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之情，更让舆论惊呼传统文化正在勃兴。

②为什么似乎在一夜之间，传统文化节目就火起来了？其实，这些节目并不是最近开播的，不少都播出一些年头了。传统文化节目的产品供给，可以说一直都在持续。这些年，播放平台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极大地拉低了社会需求的下限。电视剧里，抗战雷剧、谈情说爱的戏码、婆媳育儿剧、古装玄幻剧，已经开始让大家厌倦了，大家希望看到有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精品剧目。综艺节目要么音乐选秀扎堆，要么明星真人秀扎堆，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③被乌七八糟的事物包围太久，观众势必会自发地生出一种反动。套用文青的话就是，谁的内心没有诗和远方？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成为一种强制储蓄，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国重视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复兴工作，宣布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⑤在看惯了网红脸、听多了鸡汤话的当下，与其让播放平台被烂节目占据，不如用充满诗香的节目占据。这些传统文化节目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社会需求的转向，终于等来了更多人的关注。

⑥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传播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可能广为传播的部分，莫过于古诗词。其实，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子学，在经学，在小学，但是门槛太高。而唐诗宋词，我们从小就背，接受面广。所以，传统文化节目的落脚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这也是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的。学数学要从一加一开始学起，学英语要从ABC开始。古诗词的鉴赏，有助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有向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动力。

⑦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几年前，《百家讲坛》让传统文化红火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恢复平寂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知识，还是没人看。这次古诗词节目带火的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能否带动更多人去翻阅我们的文化经典？还是会成为新闻热点事件一样，没两天就被人们抛诸脑后？这是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

（摘编自慕松《传统文化为何成当代热需品》）

材料一

近日，央视节目《朗读者》制片人、主持人董卿返回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与《朗读者》节目总导演田梅、执行总导演邵玉峰、导演荣毅参加由华东师大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十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的活动之“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教授童世骏说：“从第一期《朗读者》开始，《朗读者》现象核心大概就是朗读者和观众们的一起倾听。《朗读者》最吸引人们的是那种与情交融，但并不是被情淹没的理。”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单世联则表示，“朗读者”的读书场景是非常完美的，几乎无可挑剔，不过这种高雅有时会对别人产生排斥感，有时会对自己产生优越感，两者都不利。

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影视评论家毛尖直言，《朗读者》这一节目无限的用镜头逼打眼泪，“太潮湿了”。在她看来，《朗读者》如果要追求一种更现代的美学，从美学上说，应该有一种更克制的追求。

（摘编自《董卿现身母校，与专家学者聊“朗读者现象”》）

材料二

事实上，很多电视台也都有读书节目，只是偏重于介绍图书和作者、时代背景等，传递内容局限于知识，并没有延伸到情怀方面，也就容易走高冷化，受众面相对狭小。而《朗读者》比较贴地气，将朗读者的个人经历，与文字连接在一起，更容易触动观众的同理心，抵达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诸如《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的兴起，并受到广大好评，不仅是人文的复苏，也反映出时代潮流的嬗变。在经历多年的娱乐节目轰炸后，观众也开始分化，部分人希望在忙碌繁琐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回归人文精神。《朗读者》做到了这一点，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宁静，优美文字对精神的陶冶，从而喜欢上朗读，重新拾起书本，轻声朗读起来。

（摘编自江德斌《〈朗读者〉的成功是人文精神的回归》）

材料三

谈起综艺节目，人们首先想到跑男、歌手、亲子、小鲜肉，还有真人秀，鲜少有人会想到文化。其实，近年来也曾出现过优秀的文化类节目。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就火了很长一段时间，节目以文化题材为主，还捧红了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一批专家。2013年，河南卫视推出了《汉字英雄》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此后，各大卫视陆续推出了以弘扬和传承文化的节目，但似乎文化类节目引起的热潮只是三分钟热度，过后就渐渐被淡忘了。

如今，文化类节目再次赢得满堂红，大放异彩，并不代表文化已成为综艺主流，正如董卿说的“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类节目真的迎来了一个春天，还需要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所改善。”，并且反观如今的综艺节目形式，文化类节目的春天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摘编自张雄艺术网《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文化类节目依然任重道远》）

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饰以动物纹样（有兽面纹或鸟纹）的玉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中又说，“礼神者必像其类，壁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可能在古代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礼器。根据一些学者特别是张光直的研究，认为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因为它的形制象征了天与地，并且刻有种种协助神秘力量的动物图案，又由玉这种据说可以通神的质料制成。根据人类学家的推测，古代人的联想是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的，玉琮是玉所制，本身十分圣洁，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它的内部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可以在祭祀时供奉天地，拥有沟通天地、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

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概念。很巧的是，近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45号墓又发现了墓葬中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象征四方的说法起源不会太早，但是近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面上，所绘的北斗龙虎二十八宿天文图的面世已经动摇了这种看法，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壳龙虎则进一步把这种天象的认识提早到了上古时代。我们知道，在古代四方与四季是互相配合的，特别是一龙一虎，分别象征东、西两方，而且引申为古代最为关注的春、秋两季，如果这个以蚌壳堆成的龙虎图案真的就是青龙、白虎，它象征的真的就是东、西两方，那么，古代中国的四方四神所蕴含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就要提早到相当早的时代了。

更巧的是，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第四号墓又出土了一组玉龟玉版，上面刻有很富有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的、外方内圆的图案。据测定，凌家滩第四号墓距今在四千五百年左右，而玉龟版正好在墓底中央，“估计原来是放置在墓主胸部”，显然意义十分重要。据相当多的学者研究，它与后来的栻、镜类相似，象征四极八方，包含了古代的空间和时间的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史记》的《龟策列传》中的灵龟信仰，有的学者相信它就是没有文字之前中国人表示“方位”与“数理”的工具。有的学者甚至于相信，这是夏代或更早的“律历制度”，是“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八卦图”。无论如何，应该相信这是一个富有神秘意味的发现，它很可能与古代的“巫术”有关。古代的“巫”字即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工”即古代的“矩”，原始的“巫”即操“矩”测天地者，与古“巫”字字形最近者为“癸”，“癸”（揆）有度量之义，与古“巫”者职能最近者为“史”，“史”字也是手持一“中”“中”可能是笔。对于天地宇宙的四极八方的把握，可能在早期就是“巫术”的中心。近来，考古学家又注意到了“八角星纹”。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外底有八角星纹，岳阳坟山堡皂市下层文化遗址出土过八角形镂孔垫座，齐家文化铜镜、吴县澄湖良渚文化贯耳壶、殷商妇好墓的器物都有八角星纹，似乎“寄寓着方位或天地等有关的东方文化观念”，这更让人相信，比我们过去知道的要早得多，中国人已经有了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四方有神祇作为象征的空间观念。

节选自葛兆光《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复旦大学出版社）

乡音是故乡的土语，可以说是人们真正的母语。乡音并不是简单的交际工具，而是一方水土养育的人文精粹，它承载着祖祖辈辈的认知和智慧，凝聚着令人魂牵梦绕的情感，积淀着当地共同的历史记忆。乡音是无比敏感的情感触发器，激发的是浓烈的乡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江”的感人情景充分说明了人们为什么把乡音当作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乡音的消失，无疑会导致情感的失落和心灵的漂泊。

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音超越了地域群体建构，发挥着阶层群体建构的作用。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凭借乡音寻找乡亲，重建社会联系，以化解孤独，消解都间，舒缓压力，寻找精神慰藉和归属。而这种以老乡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又进一步扩大为操各种外地方言的进城务工人员的相互认同，从而形成“外地方言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于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乡音的消失，会使人们的精神失去依归。乡音是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缺乏乡音的抚慰，人们将会失去精神依归，产生飘零感和孤独感。乡音的消失，会使群体失去纽带。乡音是人的精神家圆和情感维系，因此，对乡音的认同和忠诚成为维护群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大要素。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观念更加强化了乡音等乡土文化的特质和凝聚力。一旦这种凝聚力被弱化，群体的纽带就会松弛，向心力就会减弱，从而会影响社会稳定。乡音的消失，会使历史失去根脉。乡音是一方历史的缩影、结晶和活化石。它承载着地域文化积累，珍藏着族群发展史、语言演变史、民俗演化史等珍贵历史记忆。任何乡音的消失，都将导致历史失忆和一方文化根脉受损。乡音的消失，会使文化失去色彩。中国语言的多样性，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乡音是地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滋养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形态。例如苏州评弹、京韵大鼓、黄梅戏、越剧等曲艺戏剧，都是以各地方言为基础和给养的；韩庆邦《海上花列传》的吴越风情，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冯骥才《怪世奇谈》的地道津味，无不借助方言彰显其特色。如果相关方言消失，上述鲜活的文化形式将不复存在，文化多样性就会受到损害，中国文化就会黯然失色。

乡音的衰微和消亡，将会导致地方文化特色的消退、人文底蕴的贫乏和历史传承的中断，乃至乡魂的衰竭。其实质，伤害的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源泉——因为正是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摘编自赵世举《城镇化务须可护乡音》）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玫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

（节选自钱锺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