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是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住，非礼也。”中国人是礼义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表示怀疑。其实，这些同志未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所谓“糟粕”，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了时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祖传的遗物，那也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想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的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八十年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决不会报以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品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选自《文学报》1986年8月21日）

材料一：

2012年12月27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宣布授入区域服务，这是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标志着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从此进入以北平为核心推动力的时代。2013-2015年是北斗产业的启动和快速发展期。在2013年前的十多年间，主要是以推进北斗一号的应用为主，北斗用户终端总数量只有二十万套左右。未来，北斗产业在定位、导航、授时等功能的基础上，将在大众消费应用、交通物流管理、测绘地理信息，关键基础设施、紧急安全救援、行业精准应用等六个领域实现较快发展。其中紧急安全救援主要涉及医疗消防救援、防灾减灾抗灾、道路安全救援以及紧急搜索救助等相关的调度协调管理和导航定位与位置信息服务。

(摘编自曹冲《中国北斗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材料二：

与GPS相比，北斗有自己取胜的独门绝技——短报文功能。短报文与目前的手机短信功能相类似，用户可以通过北斗用户机发送一条长度为120个字的信息，向外界告知位置。在这川地震搜救时，北斗就曾经大展身手。在川西北通信信号遮蔽干扰严重的复杂环境中，美国的GPS只能显示终端位置信息而无通信功能，而卫星移动电话虽可实现语音通信，但不具备定位导航功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同时具备空间定位、时间基准授时和短报文通信功能，解决了抢险救灾应急指挥中的定位与通信难题。

(摘编自《揭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信号盲区可发送短信》，2012年1月9日《南方日报》）

材料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搜救功能示意图

(资料来源于陈敏等《北斗导航技术在山地休闲旅游应急救援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注：示位标，指紧急无线电示位标，遇险后可发求救信号。

材料四：

随着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2018年北斗卫星进入密集发射期。相较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卫星系统不仅覆盖更广，精度更高，而且可靠性更好；不仅实现全球覆盖，而且卫星载荷有了很大进步，增加了全球搜救功能，并且搜救精度可达“米”级。这将为航海、航空和陆地用户的遇险搜救提供使利，比起可能只提供公里级搜救精度的国际标准搜救卫星精度更高。2017年底，我国的北斗系统及北斗系统搭载遇险搜救载荷写入国际搜救卫星组织中轨搜救卫星系统框架文件，这标志着北斗系统加入国际搜救卫星系统迈出了第一步。

相比GPS、格洛纳斯导航，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增加了全球短报文功能，有星间链路，将来还有其他空间环境检测载荷，可能还有自主导航功能，这些都是其他导航系统不完全具备的功能。

(摘编自《北斗导航副总师：该系统全球搜救功能达到“米”级》，2018年3月4日央广网)

材料一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提供服务、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市场、经济、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摘编自《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的商品相互流通。“给我一杯可乐，两块新奥尔良鸡翅，一个鸡腿堡，打包带走。”几乎在每天早晨，位于中国成都市武侯区文轩书城旁肯德基店都会出现这样雷同的点餐声。世界著名调查统计公司亚格首席分析专家DavidChow披露：根据他们公司的统计结果，一个相同的点餐指令会在全球四十多个肯德基连镇店发出。换句话说，在肯德基这样的全球化餐饮连锁中，位于世界不同位置、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籍的人，会因为肯德基提供的菜单，由“众口难调”走向了“众口一致”。经济全球化为我们购物提供了超越国界的更多选择，使我们可以随时紧跟世界潮流。

（摘编自《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材料三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已成为对全球影响巨大的进出口大国。随着改革创新的深化，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外贸结构继续改善，进出口贸易稳步发展，竞争力不断提升。

                                                     （选自2017年10月19日 日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同比增长，这里是指和上一年度相比的增长（幅度）。同比增长率一般是指和上一年同期相比较的增长率。

材料四

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不断开拓国外市场，积累了一定经验。出口企业要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并带动相关从属企业的建立。国际市场的竞争，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可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淘汰某些老旧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不仅可以直接获取经济效益，也为引进外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这就加速了国家资金积累，增强了国力。       

（摘编自《国际贸易与利益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拨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节选自2018年9月3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亭亭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注】大令：指晋王献之。

近几年网络文艺异军突起，网络小说、网络自制剧、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等呈现巨大的市场生命力，正抢占传统文艺市场。

然而，相对于发展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统文艺，网络文艺还是一个新概念，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仍未给出一个权威的统一清晰的界定，更别提系统科学的研究了。有学者从广义上归纳网络文艺的内涵，认为网络文艺是指具有网络精神的文艺作品，因此只要具备一定互联网因素的文艺作品都可以称为网络文艺，其中包括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传统文艺作品；也有学者把网络文艺狭义地理解为以数字化形式进行生产创作，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于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的关联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说法认为，网络文艺是传统文艺在网络上的延伸，旨在强调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都为文艺，即文艺本质论；另一种说法认为，网络文艺是传统文艺的补充，旨在强调网络文艺能够传达传统文艺之外的内容，丰富文艺的表现方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网络文艺完全独立于传统文艺之外，旨在强调网络文艺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语言的多媒介因素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型文艺，与传统文艺有着天然的鸿沟。这些观点尽管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有失偏颇。因为网络文艺和传统文艺之间既存在天然的有机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

网络文艺既不是传统文艺在网络上的延伸，也不仅仅是传统文艺的补充。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就像两个有交集的集合，既有藩篱也有突破，既交融又交汇。从本质看，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只是媒介载体不同而已，那些经历过无数前辈提炼和检验的传统文艺创作和传播的基本规律、审美价值和文艺理论依然适用于网络文艺。由于技术带来的文艺内在特征和审美方式的质变，网络文艺突破了传统文艺内容和形式的限制，拥有传统文艺无法比拟的优势，隐含符合新媒体时代要求的内在规律。但必须承认的是，网络文艺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形态和特征并未完全展现，很难完全厘清与传统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应采取辩证的、长远的眼光和态度：一方面肯定两者的天然联系，但又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一方面承认两者的本质区别，但又不能将网络文艺视为独立的文艺类型；一方面认识网络文艺的优势和潜质，但又要关注网络文艺的弊病。

同时也必须肯定的是，传统文艺仍然是主流文艺形态。传统文艺具有网络文艺不具备的优势，譬如传统文艺的精英文化带来高质量的文艺品质；而网络文艺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譬如网络文艺的科技色彩将消解其人文价值，商业化运作将导致审美导向缺失，表现形式多样将导致管控困难，审美需求通俗化将导致内容低俗问题凸显。因此可以判断，网络文艺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预判的那样将“取代”传统文艺的主体地位，至少在短时期不可能取代，网络文艺也不会给传统文艺带来颠覆性改变乃至如少数学者担忧的毁灭性打击。

(摘自光明日报《网络文艺不会取代传统文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