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②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 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③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 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 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 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④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⑤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 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 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⑥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这说明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谁把李白贩卖成了古惑仔

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警惕悬浮的“伪现实”电视剧

当前,电视剧创作正以强有力的姿态向现实回归。《人民的名义》《鸡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生逢灿烂的日子》等一系列优质的现实题材作品,成为2017年中国电视剧最为瞩目的收获。

在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国视协发布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征集等的推动下,2018年被看作是“现实主义回归年”,观众对现实题材创作充满期待。

热潮之下,一些“伪现实”题材电视剧却在滥竽充数。

有的剧集悬浮于生活披着。披着“现实题材”的外衣,本质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偶像剧。虽然选取当下为时代背景,剧情却是被柔光镜过滤后的生活,满是华服、跑车、奢侈品、高档酒店的消费符号和“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网文套路,不接地气,细节失真,迎合的是感官愉悦,而非艺术审美。比如前不久播出的《谈判官》,聚焦高端谈判专家这一不为公众熟悉的精英群体可惜的是,本该成为剧情核心的谈判技巧、职业伦理成了恋爱情节的点缀,主人公三言两语搞定谈判,缺乏说服力,现代职业包裹的还是套路化的剧情。

有的剧集悬浮于时代。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它不是简单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或者一加一等于二的逻辑来描绘现实,而是要从真实的人、事、物和客观的历史逻辑出发,通过对当下和过往两种时空的准确把提,呈现其发展轨迹和规律,触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所以,现实主义作品一定是勇于直面现实,介入现实,富于时代性,有助于建构和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反观当下部分现实题材作品题材重复、视野狭,止步于对生活汤汤水水的浅层复刻,有的家庭伦理剧只有家庭生活没有社会生活,有的都市言情刷依然在贩卖陈腐的价值观,远远落后于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丰富多元的现实生活,无法满足成熟观众的审美诉求,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有的剧集悬浮于人性。优秀电视剧在反映生活的同时揭示人性,在情节的铺展中让观众实现生活的预演,以符合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的人物形象树立主流价值观,引发共鸣给人以启迪。经典作品总是与典型人物相伴而生。回顾那些让我们久久感动、引发广泛社会影响的电视剧,我们难以忘怀的一定是源于生活,典型独特的“这一个”人物形象,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历史的天空)里的姜大牙、《潜伏》里的余则成、《亮剑》里的李云龙……然而,当下一些现实题材电视剧追求狗血的戏剧冲突，开着情节的列车狂奔,却将人物留在了始发地。表现婆媳关系就陷于一地鸡毛,表现职场关就陷于腹黑阴谋,表现两性关系就陷于三角恋……单薄的创作路径下是脸谱佗的人物以无病呻吟、小情小爱、笑闹取代对人物的深入刻画和人性的探寻追问,既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的真实。

追问这些“伪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生产过程,我们会发现,造成其悬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近年影视行业的持续高温,越来越多的人才和资本加入,为行业持续发展给入新鲜血液,成为产业不断升级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些行业之外的资本人力大量涌入,影视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建设与之匹配的制度、法规甚至是行业共识和道德约束成为当务之急。不断做大的影视蛋糕,生产新的神话,也生产诱惑和泡沫。在这当中,有人抱以投机心态,把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作为迎合主管部门的标签:有的是追逐市场热点,将影视剧创作等同于快消品生产,把大IP加流量明星作为判断市场收益的依据,而不顾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本身的规律和价值;还有的是创作者与创作对象、创作手法错位,缺少对生活本质的提炼,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对时代精神的把握,甚至是自身缺少文化修养和价值。

实际上,影视剧的创作、生产、接受、批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伪现实”题材电视剧混淆视听,不仅背离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常识,伤害了那些专注现实主义创作，以工匠精神打磨作品的从业者,更为严重的是会伤害观众信任与市场秩序。

改革开放40年来,现实题材一直是电视剧创作的重镇。几代影视人在现实主义指引下创作一批批经典作品,那些由生活提纯的韵味、诗意和思想成为一代代观众的文化食粮。新时代赋予现实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赋予现实题材辽阔的生长空间。真情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形塑我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是影枧行业理应承担的使命与担当。

(摘编自人民报《警惕悬浮的“伪现实”电视剧》)

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

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

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

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

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大地》，吴趼人的《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均不免此病，这也还是卖弄学识。

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

“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越有才气，也就越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

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选自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中国古代的法典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重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彰明刑罚）可以“弼教”（辅助教育），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规范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以使民远恶迁善为目的，以期实现以刑弼教、以刑辅教。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使民知法既可以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其自身的权益。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历史上，明刑弼教的内容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变化。汉儒传承了以礼乐主宰刑罚的传统，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指导原则，即朝廷以道德感动民众，刑法只作为辅助手段。例如，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之说，大力宣传“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为非、不触法禁。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便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谏。韩愈也曾经说过：“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要达到天下大治，应效仿圣王，以德化天下，“亦以五刑辅弼之”。为矫正元末法纪败坏、人不畏法、肆意为恶的积弊，以严刑治国。他手订的《大诰》收集了严刑惩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趋吉避凶”之道。《大明律》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明太祖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重法又重情，借以表达明刑弼教之意。例如，“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清代在承袭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时，对政刑与礼教的目的做了经典阐述，并指出立法的精义在于“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志》篇首开宗明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匡之直之而刑生焉。’

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明礼导民，明刑弼教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一个传统。它产生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认真贯彻实施则国兴，慢而废弃则国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导民向善”，使民远离犯罪。以德化民与以法治国是互相连接、互补互用的，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二柄。法与德的结合减少了法律的滥用，柔化了法条严酷的外貌，便于民众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通制了犯罪的动机，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补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义义务和遵守道德规范的义务相一致，既止恶，而又劝盖，使“明刑弼教”的“ 教” 落到了实处。同时，德法互补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

（节选自张晋藩《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有改动）

文学是戏剧的灵魂

陈彦

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 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 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 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 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 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 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 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 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句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 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 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 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 可取的。 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 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 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 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 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 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 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捷显现。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

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 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 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 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几乎所 有剧种都可以久演不衰的《窦娥冤》等戏曲经典，就向我们深刻地昭示了这一点。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