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教育法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17 年9 月1日起施行。作为校内教学的有益补充，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承载起学生对于教育多样化、个性化和分众化的需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课外辅导行业已经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 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 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 万至850万人。民办教育培训行业风生水起，不仅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也得到了广大家长的重视。

（摘编自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辅导教育行业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课外辅导家长调研》）

材料三：

中新社北京2月26 日电中国教育部26 日召开新闻通气会表示，决定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坚决治理“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近年来，一些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的非学历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强烈。为此，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联合开展此次专项治理行动。

除治理安全隐患、无证无照等问题外，此次行动还将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同时，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

对于一些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有关方面将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对于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教师资格。

（摘自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部决定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材料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发布的《2016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和《2016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调查评估报告》中指出，67％的地市政府网站存在财政、人事、统计等信息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全面的现象；72％的地方政府网站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方面，以动态新闻、政府文件为主；过半数的部委网站未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开展解读，而是以转载新闻媒体相关报导为主，且解读回应形式单一；超过90％的网站存在征集意见不反馈或反馈不及时的现象等。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报告认为，主要亮点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步入正轨、行政权力办事资源整合度较高、应用互联网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服务渠道呈现多元化、移动化的趋势等。报告也指出了平台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平台渠道有待整合、服务功能有待优化、内容质量有待提升等。

（节选自2016年12月29日人民网）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到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将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务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17日搜狐网）

材料三：

互联网＋政务主要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让百姓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

互联网＋政务与以往提出的搭建政府网站、政府平台完全不同。有一些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滞后，而且各个职能部门间的数据互不来往，单打独斗。“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闹剧”其实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共享的结果。“互联网＋”的落地，不仅要把所有信息打通，而且让政府随时随地为个人提供政务服务成为可能，这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节奏。

互联网＋政务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先导。互联网＋政务，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在流程优化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方法和程序去完成原有的业务功能。

互联网＋政务的实现还将不断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最终将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

（节选自2015年6月30日新华网）

材料四：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十政务服务”，要求各地加快清理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彰显了国务院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决心。“三个不得”则给各地政府划定了利企便民的底线：加快信息跑路、减少群众跑腿没有回头路。而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职能部门必须舍得“割肉”。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将办事大厅搬到了“网上”，群众却只能浏览办事流程，无法进行网上审批申报；有的虽然开放了网上受理渠道，但核心审批仍要群众跑腿；有的政府部门固守各自数据信息，导致部门信息无法互通互联，信息跑路遭遇“梗阻”。

（节选自2016年9月20日新华网）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载体，那就是吉祥组合图。一些企业在院落里会有一个养满各色金鱼的池塘，实际上这不仅是因为金鱼作为观赏鱼美观，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利用汉语言的特征形成的美好祝愿：金玉满堂。

吉祥图案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记载了“铸鼎象物”，人们认为把一些妖魔鬼怪的形象或者名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让人们记住这些妖怪，并以此控制他们。这一时期，人们对图的崇拜，往往是出于敬畏，是为了避免灾害。先秦时期是一个从图到文字的过程，有学者研究，《山海经》其实就是一本巫师的工作手册，上面记载了许多妖怪的名字，并且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形象，这就为人们如何避开危害，或者从“妖怪”那里获得帮助，或者祭祀他们以祈求保佑提供了使用说明书。

从汉代开始，吉祥文化又进入到一个从文字转换为图像的时代，人们根据各种神仙方术的传说，在砖瓦等载体上绘制了各种用于辟邪或者祈福的图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龙虎、翔鹤、生肖及神人、神话传说成为了吉祥图案的素材。唐代流行贴门神，也出现了连理枝、同心结等吉祥图案。宋元时期，吉祥图案以珍花异草，祥禽瑞兽为主题。到了明清时期，对吉祥图案的推崇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除了保有传统中对四灵、神仙、佛陀等图画的崇拜外，又生成了诸多脱离了宗教信仰、寄寓世俗美好祝愿的吉祥图案。

中国吉祥图案主要以动植物形象表示。“马上封侯”：图像是猴子骑于马上，猴谐音“侯”，马上有“立刻”之意。“功名富贵”：由牡丹与雄鸡构成，“雄”即是“公”，谐音“功”，公鸡打鸣，“鸣”又谐音“名”。“寿居耄耋”：由寿石、菊、猫和蝴蝶构成，菊谐音“居”，猫谐音“耄”，蝴蝶谐音“耋”，指代长寿。

《说文》云“吉，善也”，“祥，福也”，吉祥通俗地说就是美好的预兆。中国的传统吉祥文化图式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借助动植物等实物形象，如牡丹、菊花、鸳鸯、公鸡等，以借喻、双关、谐音等方式表示；二是以纹样形象表示，如龙纹、凤纹、祥云、中国结等；三是以文字来说明，如福、禄、寿、双喜等字。吉祥图案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装饰样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统吉祥图案作为我们文化的精髓，至今仍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装饰，是人与世界取得联系的最初形式，远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已经借助装饰这种空间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了。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装饰”有了较深的阐释，“饰”是人为的修饰行为。中国的装饰艺术随着中国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从远古的岩画、彩陶上的彩绘到丰富多样的装饰手段与技法，装饰艺术的发展从未间断过，各个时期都留下了经典作品，家具的装饰也是如此。中国家具的结构特征、文化审美、工艺技术，决定了其独特的设计装饰理念，形成独树一帜的装饰之道。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纹饰与造型的对立统一，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往往具有方正对称、端庄稳重，规矩严谨等造型特征，这与中国人保守、稳健的性格息息相关。但通过分析其纹饰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其往往表现为一种与传统造型迥然不同的风格，自然活跃而充满生气，这些在传统家具中随处可见。在纹饰与造型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工匠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整体协调的审美智慧。他们在家具设计中能始终以造型为主体，而不是附加纹饰，这样就使纹饰在不破坏整体造型格调的基础上起到点缀、调和及美化的功效。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结构与装饰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家具结构与装饰具有同构性，其结构特性往往体现出一种特有的美。这种独有的结构美，源于坚固密合的桦卯结构与经营巧妙的“攒边”技法，以及装饰性结构部件的运用。像牙条，牙头等家具构件，既是结构性构件，起实用、加固、支撑的功能，又是装饰性构件，起美化作用。这些构件往往成为家具工匠们精雕细琢的主要对象。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装饰内容的文化内涵。家具中的纹饰图案，是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形象符号和文化象征，成为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文化代表。只有充分了解其背景，才能读懂其内涵。

中国传统家具装饰文化走的是一条稳定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具装饰文化一直是以稳定、渐变的的特征来发展的；另一方面，由于装饰题材及装饰手法的不同，以及使用者的文化素养与地位要求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家具装饰风格出现了多样性的发展。

其实，所有的家具设计都是文化作用的结果。透过中国的家具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物缘求断的民族特性。例如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由席而产生的文化礼仪与生活习惯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家具的形制。相此而言，椅子的出现则晚得多，从产生到普及，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从椅子的形态上，能读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创新。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到了极致。时至今日，明清家具的风格仍在被仿制，这表明它们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与象征。

（摘编自孟继乐《中国传统家具的装饰之道》）

戏仿之“仿”

张磊   燕碧天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有识之士大都难免对文学经典的现状忧心忡忡，担心着席卷而来的恶搞与山寨，害怕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文化的亵渎者。吊诡的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界恰恰曾经兴起过一阵戏仿经典的风潮。传统小说、哲学文本、历史传说，一切经典都可以被解构、被“误”读，诸多后现代文学大师参与其中。而这次解构“运动”中出现的很多作品自身也成为后世模仿学习的对象，展现了文学世界的宽容。

若是对后现代小说中戏仿的形成寻根究底，不得不提及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迅猛发展。在这个解构一切的时代里，经典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权力建构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实体化。后现代派小说作家也许正是为了扛上祛经典之魅的大旗，才纷纷走向戏仿。巴塞尔姆、约翰·已斯、托马斯·品钦等人皆是如此。他们借用原有作品的外壳来填充新的情节，模仿经典作家与作品中常用的手法，语言、语气等，使作品变得似曾相识却又耐人寻味，常常带着一丝讽刺意味，以此完成他们对经典的理解与重塑。

然而，若认为戏仿的着力点仅仅在于赋予原文本-些新的含义，或许失之偏颇。正像照镜子时人们看到的不是镜子本身一样，作家要讲述的也不是本来的故事了。将自己的故事碾压、揉碎，放进原有的童话、侦探小说和历史的躯壳当中，混淆着原作品的气息，藏在原作思想背后，让读者去细细探寻其微妙的变化。由于戏仿必定要通过对原文本的改写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形成复调、多声部的新文本，这种两个或多个文本间的互动，常常使理论家将戏仿归结到互文性中去。诚然，互文性强调新文本对原作品的吸收、转化和新表达，确与戏仿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戏仿却硬是多了一层讽刺含义在其中。换句话说，戏仿作品具有互文性，互文却并不能完全涵盖戏仿。有些作家倾心于哲学戏仿，将原文本中的哲学价值体系通过书中的角色实体化，如此一来，原体系的弊端就在角色冲突中展露无遗，这里是表现戏仿讽刺性极佳的土壤。历史题材也为后现代派小说家所喜爱，戏仿过后的文本与历史常形成极大反差，这种黑色幽默给读者以荒诞感，正中解构者下怀。

说到经典作品故事的叙事戏仿，莫甚于巴塞尔姆。《白雪公主》作为其代表作品，堪称后现代戏仿中的经典。如果说《白雪公主》着力于叙事戏仿，那么另一位后现代大师约翰·巴斯则在哲学戏仿上走得更远。《路的尽头》对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哲学的戏仿是一种无情的嘲弄。除了传统叙事结构和语言、哲学之外，历史这一在经典作品中被反复刻画、叙述、咏叹的主题，在后现代派小说作家手中，也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戏仿的对象。以托马斯·品钦的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为例，书中的主要“反派”波因茨曼梦想得到诺贝尔奖，与历史对照，产生极大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正是历史戏仿作为写作手法的目的。

看来，现代社会对传统的改造也是由来已久。在上面所举的戏仿作品与原文本的关系中，我们看不到对精神世界和古典文化的亵渎和不尊重，反而能看到对经典极有分量的思考。对比各种挂文学之名行不端之实的粗制滥造作品，严肃的“戏仿”反倒真正体现了充满思想火花的批判精神。毫无疑问，戏仿本身已经进入经典的殿堂，我们就把它们看作艺术自我发展的一种内在进程，文学在新的时代中必然有的一种新的秩序。后现代派小说能在思想与技巧上给予今天的读者与作者多少启示，恐怕就要从这一层面上开始思考。

（有删改）

巫术:人类文明无法摆脱的神秘影子

巫术这个词在中国已经等同邪恶，在卡通片里巫婆是丑恶的象征。其实，早从中古时代起，那些被指为女巫或巫师的人，会被人烧死或砸死，显示人们对毒咒等超自然力量的畏惧。巫术是邪恶、欺诈的代名词，是与现代文明随行的，令人憎恶的影子。

但是，所有研究古文明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巫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国语》记载有观射父论“巫”之言。大意说，古时候民和神不混杂，神明就降临到精神专注不二、恭敬中正且聪明的人身上，这便是巫觋，巫觋制订各种典章制度，选贤能任五官，各司其职，社会不相杂乱。这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

远古的观象授时与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则直接说明，观射父讲的“民神不杂”的有序社会状态，正是考定星历的结果；而历数失序，则民不堪命。由此可见历法的兴废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这也证明了只有巫术，才能孕育出后代发达的天文历法，以及人类文明的雏形。

如果说巫术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也一点不为过。只有巫术中包含的科学成分，才能够切实解决远古国家、部落的民生问题；只有巫术的权威，才足以赢得信赖，才可以获得政治权威，亦即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而只有公共权力形成，国家才会出现，也代表文明时代的到来。不但如此，巫术同时也是宗教、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中国本土的道教产生，无疑和中国远古的占卦术，是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的；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也是直接脱胎于远古的巫术。

总之，巫术是一个悠久和广泛的现象，它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民族的远古史册里。但是，自从巫术完成引导文明诞生的使命之后，就被视为妖孽、邪恶的象征，并且被置放在文明对立的位置。像中国汉朝的张天师，清代的白莲教、义和团等，都是巫术的变种。在今天，巫术仍以种种形式，存在于社会的阴暗层里。

西方早在中世纪后，巫术就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被排斥在文明时代之外。文明与野蛮蒙昧的对立，在宗教上往往表现为基督教与巫术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和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一样，往往是被虚构出来的，但它却成了西方基督徒的固有的观念。而实际上，基督教的经验和巫术的经验相差无几，同样诉诸无法以理性和常识加以分析的想象和情感。

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乔治·雅各布斯的公审》，描写的是十七世纪发生在今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场宗教迫害事件。一个居住着虔诚的清教徒的小镇，几个居民被人控告在行巫，紧接着，更多的巫婆神汉被人揭发出来，而控告者和揭发者自己又被他人控告或揭发，到后来，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有可能是巫师。而殖民当局最初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来恢复信仰和秩序，于是，对被控告为巫觋的清教徒进行审判。先杀了19人。但后来人们惊恐地发现，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隐藏着一个巫或觋的影子。于是，总督下令停止审判，宣布该审判为冤案。如今，这桩冤案反倒变成了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警示全人类宝贵的反面教材。

由此，我们认识到，巫术和文明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且应该把巫术视为文明的起源，并加以善意的对待。大自然赋予了生命、文明忤逆的自由，而到头来又身受其害。巫术和文明的关系也是这样，相对的矛盾并不说明它们一定互相排斥，有时正是紧密无间的体现。

巫术，永远是人类文明随行的神秘影子，巫术也是我们心灵中无法摆脱的超自然力量，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个巫或觋的影子。不管我们是在史前的篝火旁，还是在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之间，或者是在未来全智能生活空间，我们都无法摆脱来自远古巫术的影响，也许巫术就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

（摘自《新浪网》，2015年12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