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月18日，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京发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已连续8年上升；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这7.86本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历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如下图：

（摘编自2017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上表示，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扶持力度。

门店租金的上涨、网络营销方式的兴起和诖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近年来全世界实体书店都面临的问题。不仅传统的中大型连锁书店规模不断缩减，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店也陆续关张，在一片惋惜声中黯然退场。

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很多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大潮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但书店毕竟与普通店铺不一样，它在购买商品的价值之外，承载了关于一些文化、知识和品位的社会价值，也承载了一些关于故事、人生和回忆的情感价值。一个人可能没有在手机上读过书，却大多会有一个难忘的书店，有一本最喜爱的书。那种“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时的喜悦和敞亮，也是许多爱书人的情感共鸣。

有些人将实体书店的困境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规律，如果数字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和阅读率却持续偏低，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排在各大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单，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各类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看各大读书网站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

开卷有益、读书有用。在数字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发挥培养阅读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前段时间，北京的三联书店开始尝试24时运营，吸引挑灯夜读重开卷的爱书人。实体书店在困境中探索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是必经之路，但在运营模式的创新外，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显得更加重要；在提供现代化的阅读体验之外，促进全民阅读的配套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弥合地区间阅读资源的不平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丧失了阅读的习惯，我们哀悼的将不仅是实体书店的消亡，而是一个崇尚诗书礼乐的民族失去精神家园后的迷惘。

（摘编自吕洪《网络营销改变阅读习惯？》2014年5月《人民日报》）

材料三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同步运营，联手互动。书店以经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音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每年经常性、有选择地举办诸如讲座、新书发布、研讨、展览等各类营销活动百余场。

（摘编自三联书店官网）

告诉你个秘密

王举芳

暑热天气，便想着吃些清凉的菜。附近的小菜市场有家夫妻俩开的小店，专卖凉拌莱，我简单挑了几样，顺便买些时令蔬菜。蔬菜店的老板姓吴，是个憨厚的小伙儿，待人热情、实诚，我是他家的老主顾。

“姐，今天买的什么好吃的啊？”小吴问。“买了点凉菜。”我边说边挑蔬菜。

“姐，从哪家买的凉拌菜啊？”“拐过街角第一家。”我把挑好的眉豆递给他。

“姐，我告诉你个秘密。”他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有点意外，虽然彼此算是熟人，但我觉得没有熟到可以分享秘密的地步。

“姐，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哦，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他声音轻轻的。

我点点头。他声音很低地说：“姐，街角这家卖凉拌菜的，你不要买，前几天这家男人的哥哥刚死了，你知道是什么病吗？肝炎，肝炎啊！你要吃凉拌菜，去南面的那家，那家干净。”我点点头，对他道了谢，提着菜走出店门。

因为知道了那个秘密，看看手中的凉拌菜，我的胃里不由得开始翻腾，赶紧像避瘟神般，快速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

人的猜疑和想象力的后作用真是魔力无限。好些天，一说凉拌菜，我都觉得胃不舒服。

那天，去离家一里多地的农贸市场买菜，碰到刘姐，她做海鲜生意。我们住在一个小区不常见但也不陌生。

“你来买菜啊，不常见你来呢。”刘姐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想买点百姓自家种的苋菜。”我说。

“哦，你去中间那家买，那个老太太种的菜不用乱七八糟的肥料。”我应答着，去刘姐说的摊位买了苋菜。往回走，刘姐喊住我，递给我一个板凳。

“你平时都去哪里买菜啊？”“我平时买菜就近，就去小吴那个店。”“小吴的店啊？”“嗯。他人很好，不短斤少两的，卖的菜质量也行。”我实话实说。

“哦，这样啊。我本来不想说的，可是不告诉你，我良心过不去啊。”刘姐有些面露难色。其实我不喜欢知道很多事，知道的事情太多，，有时候会增添许多烦恼。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吗？那个小吴最近生病了，肺结核哦，那天我在医院看到小吴进了传染病区，医生说他得的是肺结核。你说小吴有传染病，谁能保证他卖的菜不会携带传染病菌啊。以后别去小吴那里买菜了哈。”

谢了刘姐的好意，往家走。忽然觉得心里沉了很多，因为知道了这秘密。

一天去饭店吃饭，邻桌全是农贸市场和小菜市场的生鲜蔬菜商户，刘姐也在，唯独不见小吴。嗯，小吴有传染病，不能叫他到这公共场合来，我这样想。

去洗手间，听到刘姐在说话：“妈，小吴想抢我们的生意，没门。我妹妹和妹夫在小菜市场卖凉拌菜，碍他啥事了？我妹夫的哥哥是得肝炎死了，这并不代表我妹夫也有病是吧？不就是南面那个卖凉拌菜的女人是他未来的大姨子吗？他会到处跟人说秘密，我们也会。你等着瞧吧，他那个店就快关门了。”

“小吴真得了肺结核吗？”

“没，是他家远房亲戚得了肺结核。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闺女，这你可做得不对，人家小吴没得肺结核你怎么可以说人家得了呢？”

“他跟好几个人都说我妹妹家的凉拌菜不能买呢，我只是----”

“只是什么？唉，你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生意人，更不能这样昧着良心做事，人心是杆秤啊，以后你要是再说人家小吴得了肺结核，我就当众揭穿你，听到没？”

“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我做了一辈子买卖，从没亏欠过自己的良心。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听到她们走出来，我躲到了拐角。

原来卖苋菜的老太太是刘姐的母亲。这个秘密，却似一阵无比清爽的风吹向我的心田。顿时，眼前被滚滚暑热笼罩的世界，变得清凉、清亮起来。

(选自2017年第4期《小说选刊》)

【材料一】

人工智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像人类一样聪明的人造机器”。将这个聪明的“人造机器”应用到制造业，主要的作用就是使机器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技工水平”，实现制造企业生产运营效率的提升。

“人工智能+制造”的“智能化”过程，与过去制造业追求“自动化”的过程有本质上的区别。“自动化”追求的是机器自动生产，本质是机器替代人、强调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智能化”追求的是机器的柔性生产，本质是“人机协同”，强调机器能够自主配合人的工作，自主适应环境变化。

“人工智能+制造”追求的不是简单粗暴的机器换人，而是将工业革命以来极度细化的工人流水线工作，拉回到“以人为本”的组织模式，让机器和人分别从事自己更擅长的事，机器承担更多重复、枯燥和危险的工作，人类承担更多创造性的工作。

（摘编自李晓华、吴朋阳《“人工智能+制造”的本质是“人机协同”》，《经济日报》2018年9月28日）

【材料二】

“是喊‘狼来了’，还是真的来了？”说起人工智能，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说，“智能时代真的要来了”，中国要把这样的技术，聚焦到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上，尤其是制造业。

杨学山认为，人工智能的技术资源现在基本具备，从感知技术，到传输技术、处理技术，以及计算能力，这样的能力有的已经大致具备，有的正在形成中，2136年这些能力都会具备。

在日常生活中，刷脸门禁、智能翻译、语音识别、新闻智能分发都已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大型互联网公司更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者。京东集团副总裁翁志介绍，电商有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如用人工智能预测销售数据、精准营销，智能客服，仓库机器人等。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原副部长，杨学山尤其重视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的智能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5年中国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制造强国发展路线图，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目前，中国的海尔、华为、阿里云等企业都在探索智能制造，不过距离智能化仍然很远。广大中小企业更不具备智能化的基础。

（摘编自《人工智能应聚焦制造业》，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22日）

【材料三】

ABB集团首席执行官史毕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建议中国利用先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制造业升级。

史毕福指出，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大量资本正涌入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学习领域。渐趋复杂的算法、日益强大的计算机、激增的数据以及不断提升的数据存储性能，为该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质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颠覆性技术主要还是集中于消费领域，要真正实现以科技创新重塑中国经济，这些前沿技术在工业领域及企业间的大规模应用则更为关键。

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的融合充满挑战，但潜在的收益无比巨大，能够帮助企业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应对积弊，创造价值。史毕福提出，人工智能技术与物理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也会带来数据安全及伦理道德方面的挑战。在这个数据赋能的新时代，必须充分关注数据共享在创造便利和优势的同时所面临的潜在安全风险，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行为准则，将成为人工智能兼顾发展和风险控制的重要保障。

史毕福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重塑中国制造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真正实现转型还需要创造积极的发展环境，这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

（摘编自《人工智能将重塑中国制造业》，《经济日报》2018年3月26日）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虽分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类，有着各自的审美特征，然而二者间却紧密相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根基。中国诗与中国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它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从文者、习画者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单取诗词、绘画之形，虽异常刻苦，往往也只得其表，难取其实。同理，欣赏者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在优秀的中国诗词与中国画面前，也将难以体味出其丰富的内蕴与妙处所在。境界是中国诗与中国画所崇尚的追求。伴随着禅宗思想的演进，中国传统文人对境界的追求更上层楼。禅宗对“空性”“顿悟”的认知，也深刻塑造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创造。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唐宋时期的高度发展，正与此有极大关系。禅宗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中国文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追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王维的诗与画充分体现了对“空、远、静、寂”的境界的追求。王维于“有”中透视“无”，以禅境入诗境、画境。

诗词、绘画是中国文人用以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北宋文人画家群体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的诗与画“主情”，突破了唐代以前中国诗、中国画以叙事、再现为主的特点。唐代画家吴道子，尽管他的画中也具有抒情性，他能运用线条娴熟地表达感情。但他在画中的“抒情”还基本居于次要地位，是为叙事服务的。直到禅宗兴起，独具特色的中国文人画开始产生，此前中国画的“抒情”逐渐转变为“主情”。他们于画面上舍形取意。苏东坡以诗的形式阐述绘画道理时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又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谢笼樊。”回过头来，我们再品读苏东坡的诗，欣赏苏东坡的画，正如其所崇尚和追求的境界，一言一语，一笔一墨无不关乎情，“形似”显然不是他所在意的目的。

“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表现手法。因为对自然的观照，中国文人崇尚天地之清悠，进而是荒寒之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席位。诗人、画家纷纷取之入诗、入画。汉字“清、空、寂、寒、静、幽、绝、灭、独、闲、去、水、夜、月”等成了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异曲同工，“深山、云气、古寺、寒鸦、枯枝、幽林、孤草、苍苔”等也成了画家笔下常绘之景，北宋欧阳修论绘画时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寄意于毫素者，非高怀绝识，不能得其妙。”

由此可见，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

（摘编自冯朝辉《“孪生姊妹”：中国诗与中国画》）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拟推出新规，要求无人机操作员必须“实名注册”，还要参加类似驾驶理论考试的安全意识测试，试图借问责制从源头强化管理，规范无人机使用。

被喻为“上帝之眼”的无人机不仅在军事、工业勘测、商业配送等领域功用丰富，在民用领域也越来越受到青睐。据统计，2017年全球无人机的产量将接近300万架，比2016年增长39%，市值超过60亿美元。然而在技术和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安全隐忧也在不断增加。

上个月，一架无人机出现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跑道上，导致数十架飞机无法降落，机场也短暂关闭。从无人机面世至今，全球各地不断有其干扰民航客机，造成后者延误、迫降甚至返航等情况。同时，无人机可能带来的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个人隐私的窥视也引发担忧．各国政府因此不断规划实施对无人机的管理，不过，宽严幅度则相距甚远。

在法国，一名少年因使用无人机拍摄城市全景即被起诉，理由是可能造成对他人的危害。根据法国目前颁发的法规，除机场、军事区等敏感地区禁用民用无人机，城市厦周边地区，包括公路、公园、沙滩等公共场所上空同样禁用无人机。即使是私人区域，未经允许也不得随意对他人及其所有物进行拍摄，更不得以商业目的进行传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类似严格的举措也在施行。

相比之下，爱尔兰等国家的管理措施相对宽松，爱尔兰仅要求重量在1000克以上的无人机进行登记。英国交通部的研究也显示，400克以上的无人机就有可能对商用飞机的驾驶舱玻璃造成损伤。

毋庸置疑，维护公共及私人安全领域不受市场盲目逐利的侵害，乃是监管的第一大功能。但是，采取合适的力度使之不损害行业发展的前景、不打击研发的积极性也是判断监管是否适当的重要标准，像英国运输部官员马丁·卡拉南所指出的，“要试图通过无人机新规优先保护公众，同时最大程度发挥无人机的潜力”。去年底，在美国的监管严规拒绝亚马逊公司测试无人机送货之后，英国作为“全新的自动化技术方面全球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欣然接受了亚马逊的测试请求，而且亚马逊也只是在英国测试类似产品的“众多大公司之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新的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带来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更新与比拼，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要有更多的包客，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而有效的监管一方面应该成为引导规范新兴行业发展的利器，另一方面则应成为帮助平衡其商业潜力与人们安全需求之间的天平。

完善的监管方案本身也是一种宝贵的“发明”，其价值终会在时间的检验中得以呈现。

（摘编自李应齐《给无人机直规矩》）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多种因素、多个部件也是普遍联系的。西方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和“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都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行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华传统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相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华传统医学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辨证论治，亦即《素问》所说的“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华传统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