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礼是治国的纲领，所谓“国之命在礼”，其价值不可小觑。荀子提出，在治理国家进程中，礼犹如称量轻重、衡量曲直、描绘方圆的工具。礼的制度体系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缺少礼的引导，国家的运行就难以走上正轨。没有礼的规约，社会的治理将难以实施。治理国家必须首先在礼的调控下满足人的欲望与合理要求。然而，如果一味纵容人类无限的贪欲，掠夺有限财富，将会导致社会混乱、道德无序，因此需要“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通过礼的调控既养人之欲，又制人之欲。如此一来，人们的欲望不会由于物资短缺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会因为人们欲求无度而枯竭，物资和欲望两者得以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是修身为学的最高境界。“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个体的礼仪修养、道德品行关系事业的成败、家庭的兴旺、国家的兴盛。因此，个体要严格律己，端正身心。此外，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荀子认为，礼具有“明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明确道德秩序，才能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促进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

虽然荀子主张“礼主刑辅”，但是他在隆礼的同时也重法。荀子强调，人生来本性自私，若无老师教诲、无法律约束，只能是唯利是图之辈。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孔孟强调礼源于人的天然属性，具有道德性与神圣性，荀子则提出礼首先是制欲的工具，目的在于彰显法的功效。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屡教不改的“奸民”与“元恶”，运用法律，严肃处理；对于其他普通百姓则应重视教育与引导。相对于礼的柔性教化，法则强调强制性的管理，重在发挥治理社会的职能。荀子提出在法治过程中要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与道德水平。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始，君子是法治的本源，有了德才兼备的执法者，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有力、执法有度，杜绝法不责众或者过度执法。其二，执法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要根据罪行轻重，量以不同等级刑罚。只有以法律治国，以刑法来威慑各类型的不法分子，有错必纠，有罪必罚，执法有据，执法公正，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荀子主张礼制与法律刚柔相济的管理手段，预设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赋予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新的内涵，为构建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群居和一”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准备。不过，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立足于统治阶级立场，将治国安邦的责任赋予圣王明君，却未能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摘编自金妍妍《荀子重构早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亭亭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注】大令：指晋王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