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子大妈

普法之间已经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住在家里。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少年人，毛发是金黄的，胡子是金黄的，眼珠是蓝的，尽管他们已经熬受了许多辛苦，却依旧长得胖胖的，并且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这样没人统率地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都充分地表示对她关心，极力设法替她省钱，教她省力。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那就是说，在冰雪未消的日子里用井水来洗他们那种北欧汉子的白里透红的肌肉，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这个老太太，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瘦而且长的、弯钩鼻子的，棕色眼睛，嘴上盖着黑黑的两撇浓厚髭须的儿子。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

“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

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报答了许多小的照顾。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因为农人们都不大有什么仇恨，这种仇恨仅仅是属于高等人士的。至于微末的人们，因为本来贫穷而又被新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因为素来人数最多，所以他们成群地被人屠杀而且真的做了炮灰；因为都是最弱小和最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他们终于最为悲惨地受到战争的残酷祸殃；有了这类情形，他们所以都不大了解种种好战的狂热，不大了解那种激动人心的光荣以及那些号称具有政治性的策略；这些策略在半年之间，每每使得交战国的双方无论谁胜谁败，都同样变得精疲力竭。

当日地方上的人谈到蛮子大妈家里那四个德国兵，总说道：

“那是四个找着了安身之所的。”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平原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担任分送信件的乡村邮差。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于是她从自己的眼镜盒子里，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光眼睛；随后她就读下去：

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候正在跟前，因为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我从他衣袋里头取出了他那只表，预备将来打完了仗的时候带给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这封信是三星期以前写的。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力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她以后抱不着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长个儿孩子，是永远抱不着的了！保安警察打死了老子，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炮弹打成了两段，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教人战栗的情景：脑袋是垂下的，眼睛是张开的，咬着自己两大撇髭须的嘴巴，像他从前生气的时候一样。

他的尸首是怎样被人拾掇的，在出了事以后？从前，她丈夫的尸首连着额头当中那粒枪子被人送回来，那么她儿子的，会不会也有人这样办？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全是笑呵呵的，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的兔子回来，这无疑是偷来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立刻动手预备午饭了；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失掉了勇气。然而宰兔子在她生平这并不是第一次！那四个兵的中间，有一个在兔子耳朵后头一拳打死了它。

那东西一死，她从它的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是她望见了糊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的温暖的血，自己竟从头到脚都发抖了；后来她始终看见她那个打成两段的长个儿孩子，他也是浑身鲜红的，正同那个依然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兔子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一面打好了一个主意，然而她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教他们什么也察觉不到。

忽然，她问：“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然而我们在一块儿又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这办法是不能教她满足的；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通信处，末了，她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面架起了眼镜，仔细瞧着那篇不认得的字儿，然后把纸折好搁在自己的衣袋里，盖着那封给她儿子报丧的信。

饭吃完了，她向那些兵说：

“我来给你们做事。”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

他们望见这种工作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于是他们就帮着她搬了。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寝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吃夜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蛮子大妈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因此竟担忧了。她托词说自己的胃里有些痛。随后她燃起一炉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

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塞在厨房里，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响亮而长短不齐。

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随后那简直是一大堆骇人的炭火，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焖炉里的光从那个窄小的窗口里窜出来，对着地上的积雪投出了一阵耀眼的光亮。

随后，一阵狂叫的声音从屋顶上传出来，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一阵由于告急发狂令人伤心刺耳的呼号构成的喧嚷。随后，那块做楼门的四方木板往下面一坍，一阵旋风样的火焰冲上了阁楼，烧穿了茅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一般升到了天空；最后，那所茅顶房子整个儿着了火。

房子里面，除了火力的爆炸，墙壁的崩裂和栋梁的坠落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屋顶陡然下陷了，于是这所房子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空中射出一大簇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一阵钟声在远处开始响着。

蛮子大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枪，她儿子的那一杆，用意就是害怕那四个兵中间有人逃出来。

等到她看见了事情已经结束，她就向火里扔了她的枪。枪声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满口法国话说得像法国人一样好，他问她：

“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灰，末了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

“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

“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她回答：“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后来，大家正都围住了她并且听她说话，她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说到尾，从收到那封信一直到听见那些同着茅顶房子一齐被烧的人的最后叫唤。凡是她料到的以及她做过的事，她简直没有漏掉一点。

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并且为了要对着那点儿余火的微光来分辨这两张纸，她又戴起了她的眼镜，随后她拿起一张，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从从容容把这张白纸交给那军官，他这时候正抓住她的双肩，而她却接着说：“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我在娘家的名姓是威克多娃·西蒙，到了夫家旁人叫我做蛮子大妈。请您不要忘了。”

这军官用德国话发了口令。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兵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绝不移动。她早已明白；她专心等候。

一道口令喊过了，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在地下。她是弯着身躯的，如同有人斩了她的双腿。

那德国军官走到她的跟前了。她几乎被人斩成了两段，并且在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选自《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有删节

保护人

【法】莫泊桑

玛兰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官运！

有天早上，他从报上看到从前一位同学新近当了议员。玛兰重新成了他那位同学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朋友。

不久议员摇身一变当了部长，半年后玛兰就被任命为行政法院参事。

起初，他简直有点飘飘然了。为了炫耀，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仿佛别人只要一看见他，就能猜到他的身份。后来出于一种有权势而又有宽宏大量者的责任感，他油然萌生一股压抑不住要去保护别人的欲望。无论在哪里遇到熟人，他都高兴地迎上去，不等人家问，就连忙说：“您知道，我现在当参事了，很想为您出点力。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您甭客气，尽管吩咐好了。我在这个位置上，是有权力的。”

一有机会，他对任何人都主动给予无限慷慨的帮助。他每天都要给人写十封、二十封、五十封介绍信，他写给所有的官吏。他感到幸福，无比幸福。

一天早上，他准备去行政法院，屋外已经下雨了。

雨越下越大。他只好在一个房门口躲雨。那儿已有个老神父。在当参事前，他并不喜欢神父。自一位红衣主教在一件棘手的事情上客气地向他求教以后，他对他们也尊敬起来。他看看神父，关切地问：“请问您到那一区去？”

神父有点犹豫，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朝王宫方向去。”

“如果您愿意，神父，我可以和您合用我这把伞。我到行政法院去。我是那里的参事。”

神父抬起头，望望他：“多谢，我接受您这番好意。”

玛兰接着说：“您来巴黎多半是为散心吧。”

神父回答：“不，我有事。”

“哦！是件重要的事吗？如果您用得着我，尽管吩咐好了。”

神父好像挺为难。吞吞吐吐地说：“啊！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私事……一点小误会。您不会感兴趣的。是……是一件内部的……教会方面的事。”

“哎呀，这正属行政法院管。您尽管吩咐我好了。”

“先生，我也正要到行政法院去。您心肠真是太好了。我要去见勒尔佩、萨翁两位先生。说不定还得见珀蒂帕先生。”

“哎呀，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刮刮叫的同事。我都恳切地去替您托托关系。包在我身上好了。”

神父嘟囔着说了许多感恩的话。

玛兰高兴极了。“哼！您可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神父。瞧吧，瞧吧，有了我，您的事情解决起来一定非常顺利。”

他们到了行政法院。玛兰把神父领进办公室，请他坐在火炉前面，然后伏案写到：“亲爱的同事：请允许我恳切地向您介绍德高望重的桑蒂尔神父，他有一件小事当面向您陈述，务请鼎立协助。”

他写了三封信，那受他保护的人接了信，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玛兰夜里睡得很好，第二天愉快地醒来，吩咐人送来报纸。他打开报纸念到：

有个桑蒂尔神父，被控告做过许多卑鄙龌龊的事……谁知他找到一位叫玛兰的行政法院参事做他的热心辩护人，该参事居然大胆地替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罪犯，给自己的同事们写了最肯切的介绍信……我们提请部长注意该参事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

他一下就蹦起来去找珀蒂帕。

珀蒂帕对他他说：“唉！您简直疯了，居然把那老阴谋家介绍给我。”

他张皇失措地说：“别提了……您瞧……我上当了……他这人看上去那么老实……他耍了我……卑鄙可耻地耍了我。我求您，求您设法狠狠地惩办他一下，越狠越好。我要写信。请您告诉我要办他，得给谁写信？……对，找总主教！”

他突然坐下了，伏在珀蒂帕的桌子写道：“总主教大人：我荣幸的向阁下报告，最近有一个桑蒂尔神父欺我为人忠厚，用尽种种诡计和谎言陷害我。受他花言巧语哄骗，我竟至于……”

他把信封好，扭转头对同事说：“您看见了吧，亲爱的朋友，这对您也是个教训，千万别再替人写介绍信了。”

（据郝运译文删改）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坍台【注】。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了啦。”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传家宝

侯发山

春子往火里添了两根柴，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后，伴随着一阵火星子的飞舞，火苗比原先灿烂了，映照着父亲的脸，黑红中泛着一层光彩。春子掏出纸烟递过去。吸不惯，还是这个有劲。父亲晃了晃手里的烟袋。父亲把烟袋伸进烟包挖了满满一勺，用拇指按了按，然后歪着头就着盘旋的火焰点燃了。

村里不时传来炸响的鞭炮，年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过罢年，我就整整撑了40年。父亲吧嗒了一口烟，很享受地“呲溜”了一口。

春子低着头，怔怔的样子。

我老喽，干不动了。父亲一直看着春子，眼光里有疼爱，有欢喜，有期待。

春子瞅着升腾的火苗，没有说话。

因老家遭了大水，你老爷（曾祖父）带着一家老小落脚到这里。感念这里的人好，你老爷会些木工手艺，就自造了一条小船，摆渡，不取分文报酬。你老爷临死立下遗嘱，子孙后代义渡乡亲……父亲不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说给春子听。

春子的目光溜出门外，望着眼前缓缓流动的小河，心里生起无端的怨恨。

你太奶奶去世时，你太爷爷上午忙完丧事，下午就到渡口去了……到你爷爷这一辈，他结婚那天，拜了天地后，直奔渡口……轮到我，那就多了。有一年，我下河救人，上岸后发起了高烧，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才出院。你打工没回来，我就掏了1000元雇人摆渡了半月……说到这里，父亲的脸上有了神采，连那一道道皱纹里都放出光来。

乡亲们的情啥时候才能还完？春子忍不住说道。

还不完！咋能还完呢？若是当年他们不收留你老爷，只怕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哪会有我？更别说你了。说到这里，父亲指了指墙角的蓑衣和竹篙，说，还有外面的船，这就是咱的传家宝。从你老爷到我这一辈，先后渡坏22只木船，撑破一百多把竹篙……到你这里，不能断了，还要传给我的孙子。

这有什么可骄傲和自豪的？春子又带气又带笑。他在外面打工，每月四五千块的收入，实在不愿意回来。

这时候，门外传来踢踢踏踏的凌乱的脚步声。有人过河！父亲站了起来，要去拿墙角的竹篙。

“大叔，过年了，陪你喝两盅。”随着话音，门口一暗，进来几个村民。一个个手里都不空，提溜水果，还有酒和菜肴。春子认得，其中一个是老村长。

看到春子，老村长说道：“春子也在啊，啥时间回来的？过了年不走了吧？”

不等春子说话，父亲呵呵一笑，豪气地说，不走了，不走了，该接班喽。

春子站起来给老村长打过招呼，回家了。娘还在家忙年呢。

春子的家就在渡口不远的山坡上。

回到家，娘刚蒸出一笼馍，有花卷，有菜包，有蒸馍，冒着袅袅的热气和丝丝的香气。家的味道，年的味道，一下子把春子包围了，心里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春子刚要伸手抓个花卷吃，娘拍了一下他的手，说还没敬河神呢，等会儿吃。

听说要敬河神，春子心里又生出隐隐的不快。

娘似乎知道春子的心思，说你爹让你回来就回来吧，有地，饿不死，挣那么多钱干嘛？人这一辈子，名声比啥都重要。

娘，别说了，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春子看到娘的头上一片雪白，心里动了一下。

过罢年，春子真的就接替了父亲摆起了渡。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春子破例收取费用，一个人一次两元钱。

父亲说，你不是我的儿子。

春子说，是不是要问问我娘。

龟孙！父亲火了。你死后也不能进祖坟。

春子说，进不进咱们说了不算。

你到底要干啥？父亲强压住心头的火气。

春子说，我收钱，乡亲们就没有亏欠感了。

混账！是咱欠乡亲们的！有好多天，父亲都不敢出门，不敢面对乡亲们。

其实，父亲的猜测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对于春子摆渡收费，有不少村民倒还是理解的。老村长知道父亲的心思，还特意赶来安慰他，说收费是应该的，早应该收费了。

私下里，有人曾给春子算过一笔账，一个人一次两元，一船按10人计算，每天大概30个来回，每个月至少有两三万的收入。乖乖，春子要发大财了。

父亲再出门时，明显感觉到了乡亲们的目光跟先前有很大的不同，见了面也没有过去的热乎劲了。

春子也有类似的体会，乡亲们的眼神。较之以往，少了温度，少了情谊，多了冷冰冰，多了敌意。有时当着他的面，指鸡子骂狗，话也说得难听。

报应，报应啊。父亲没少这样哀叹。儿大不由爹，父亲干生气也没办法。

一年后，村里来了一支建筑队，在小河上架起了一座桥。

没有人再坐船了。春子的小船、竹篙和蓑衣真的成了文物。有村民还幸灾乐祸的，见到春子，还假惺惺地关心，说有了桥，春子要失业了。春子淡淡一笑，没有说话，没有一点失落的样子

桥竣工那天，春子又到外地打工去了。

那天，父亲忍不住告诉老村长，说那座小桥是春子出资修建的。

老村长的嘴巴半天没合拢，末了说了一句，狗日的春子。

你这货咋拐弯骂我呢？父亲不愿意了。

老村长哈哈一笑，拿手捋了一下父亲的头。

狗日的春子。父亲自言自语重复了一句，然后嘿嘿呵呵地笑了，眼角里，皱纹里，都塞满了骄傲和自豪。

桥边的老人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76岁了。我已经走了12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有删改）